第三部：感性与尺度的距离彻头彻尾的穷小资

关于文章的写法，村上春树在《且听风吟》的第一章里，曾借用哈特费尔德的话告诉我们:“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 我从未真正明白这一点过，所以我写的一切小说，从这个角度上讲，都不能算是好的文章，最多算得上一些粗糙的故事，在朋友眼里或许略有阅读的价值，在行家眼里绝对是一堆狗屁。我拿着这堆狗屁招摇过市，把它们发表在各式各样的文学论坛里。有的人说好，有的人说不好，更多的人点击进来，粗粗浏览，然后屁也不放，匆匆离开。我喜欢最后那种人，他们不负责任的态度令我欢欣鼓舞，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生活着的社会，的确不需要太多的责任。 其实我对我在文学论坛里发表文章的这一举动感到羞耻，因为，那些根本不文学的东西，何以够及高贵而神圣的文学？ 然而我错了，在当下，根本没有什么高贵而神圣的文学，一切都在胡诌，一切都在腐烂。我去杭州文三路上的枫林晚学术书店和体育场路上的晓风书屋逛了一圈，在那些存放新书的书架旁停了一会儿。我看到那些封面设计得异常漂亮的书，和书背面不菲的价格，不禁哑然失笑：一群傻×写出来的傻×们的生活。 虚构虚构再虚构。

那把锋利的虚构之刀，已经许久不曾打磨，我的同龄人和比我年长的本该拥有无比睿智思想的人，都在模仿模仿再模仿、市场市场再市场中，失去了原本的光泽。 我却游离在这一切之外！我的故事，我的那些在无数个夜晚失眠而煎熬出来的故事，用《伯尔文论》中的话来说，即：“从洗衣房的气味中被解放出来了，再不会存有对社会的控诉了。” 其实，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可以确定我暂时疯了。 明白这一点，对我来说还不算太迟。大三刚刚开始，我崭新的生活，犹如翻开的书页一样，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让人神清气爽。 我时常带着自己无以平复的忧伤，行走在杭州的大街小巷。我穿着普通的棉质白色T-shirt和深蓝色七分裤，出入每个起眼或者不起眼的CD店，每个叫的上名字的书店，每个新开的酒吧，每个麦当劳，每个肯德基，延安路上的星巴克，和浙大西溪校区的那些人人可以自由进出的自修教室，当然，还有经常可以遇见面貌姣好之女孩儿的浙江图书馆。 以上说的，便是我2003年9月以后的大致生活。如果那段时间，你正好在路上和一个头发凌乱眼神无辜举止却相当优雅的男孩儿不期而遇，说不定（或者说一定），那个人就是我。

好了，关于我的一切，我想说的就到此为止了，因为如果我再说出哪怕半点儿有关我私生活或者我的面貌方面的东西，我知道，你将对以下的阅读彻底失去兴趣。“就这么一个男孩儿，会有什么故事？”但是，请你等一等，只要我的生活仍在继续，我的手表仍然在不遗余力地一分一秒前进，我的故事，那些似乎“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故事，也在继续，并且肯定出乎你的想像。因为你终究不是我。 也有人问我，他们说：“黄琪，你这样的写作，最终从写作中获得什么好处？” 我总是觉得他们这样的问题问得很傻，很没有道理，也很霸道。我的写作就像别人玩网络游戏一样，无非在现实世界之外，满足自己建造虚拟世界的欲望，或者是充分发挥自己天马行空般的想像。如同我朋友在“传奇Ⅲ”中打到顶级的装备，在“奇迹”中升到一个令人羡慕的级别一样，我的写作，随时处于升级的状态之中。这对我的诱惑远远比网络游戏强上一百倍，因为此虚拟世界是建立在我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的，多少带有些现实中我的影子，从而能让我在现实之外，审视现实中的自己；而那些让人茶饭不思的网络游戏，则彻底抛弃了现实，让人脱离实际，最终变得精神恍惚。

我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终于遭人诟病，这一点儿也不出乎我的意料。 在一次班级讨论会上，我们的辅导员老师让大家谈谈两年多来对各位同学的看法时，就有人站出来说，黄琪的生活充满资产阶级的腐朽特征；黄琪的生活还不检点；黄琪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连班级篮球赛都不来参加；黄琪在宿舍里一声不吭，俨然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他们对我的评价不一而足，却都令我发笑，我无意于一一反驳他们的看法，便只身坐在教室的角落里，面孔朝下，看一本叫做《中国风水学研究》的书。那次讨论会，原本是讨论我的入党问题的，结果却被开成了我的批斗大会，入党问题也就暂时抛在了一边。 我当时的感觉好像他们讨论的是别人的事情，与自己其实毫无关联。我知道说我有生活问题的那些同学其实针对的并不只是我，而是对班里所有和我一样过着舒适而混乱生活的同学的不满。我对此只能一笑置之，心里反而踏实很多。 我从办公室走了出来时，感到一身轻松，像是放下了沉重的包袱。我不需要对这一切负责了，我的生活，我的轨迹，我的一切，都是属于自己的，都与别人无关，只和我的记忆，和我的现实，和我不远处伸手可触的未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