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节

是“像”——他很清醒自己在演戏。演给臣下百姓看。让万民感到他是以“孝”为核心的伦理的实践者，因而万民该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并且人人都以他为标本，做忠臣孝子。惟有如此，帝国江山才能永远不变色。实际上，肃宗对父亲是又恨又怕的，他是自乱中取得的皇位，怕父亲又来夺回。后来，明皇居兴庆宫，肃宗怀疑明皇与外人交通，不利于己，便令李辅国严加看管，宫中三百匹马仅留十匹。上皇谓高力士曰：“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 他不敢说，其实儿子本非孝子。再到后来，明皇被迫迁居西内，高力士、陈玄礼等旧臣全被遣散。“上初犹往问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问起居。”我想，“上亦有疾”是春秋笔法。 明皇爱好戏剧，自然也是演戏高手，他的技艺远远高于肃宗。例如，为肃宗穿黄袍、避正殿等行动，均心细如发。

因为他的生命亦千钧一发间，他不得不来演主角。倘若他真的把肃宗脱下的黄袍穿在自己的身上，我敢肯定：晚上一杯毒酒立刻让他上西天。明皇对左右所说的“为天子父，乃贵耳”的话，鬼才相信。可是“左右皆呼万岁”。肃宗执导的戏，没有玄宗来充任主角是演不下去的。两人配合，于人于己皆有利，故这场戏大获成功。水平之高，今天的人艺名角也望尘莫及。 中国人是自觉的表演者。 一百二十九 司马光强调：“为人臣者，策名委质，有死无贰。”他痛骂那些陷在安禄山中的官员：“偷生苟免，顾恋妻子，媚贼称臣，为之陈力，此乃屠酤之所羞，犬马之不如。” 我想，司马温公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那一类人。倘若他晚生数十年，处于北宋灭亡之时，他自己真能杀身成仁吗？道德杀人与安禄山杀人一样都是杀人。因此，我坚持一点：要人死的道德至少不是什么好道德。 一百三十 代宗在东宫，以李辅国专横，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辅国有杀张后之功，不欲显诛之。壬戌夜，盗入其第，窃辅国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盗，遣中使存问其家，为刻木首葬之，仍赠太傅。 皇帝与黑社会的龙头老大是合二为一的。宫廷其实就是一个美化了的梁山。

一面是堂皇的杀戮，另一面是阴险的暗杀。李辅国当然是死有余辜，但代宗杀他的手段实在令人毛骨悚然。我联想到斯大林暗杀基洛夫的事件来，两者惊人地相似。不过，斯大林比代宗还高出一筹：他不仅策划暗杀基洛夫的全部部属，而且以之为起点大兴冤狱，将一大批反对派送去见上帝。现代极权主义毕竟比封建专制主义有所进步。 一百三十一 禁州刺史李藏用平刘展之乱。其牙将高干与之有怨，诬其反，先以兵袭之。藏用走，干追斩之。上级验之，藏用将吏皆附成其状。独孙待封坚言不反，被引出斩之。或谓曰：“子何不从众以求生！”待封曰：“吾始从刘大夫，奉诏书赴镇，人谓吾反；李公起兵灭刘大夫，今又以李公为反。如此，谁则非反者，庸有极乎！吾宁就死，不能诬人以非罪。” 在孙待封这名低级官吏的身上，我发现了久违的孟子所说的“浩然正气”。孙待封对“反”的理解竟然如此深刻：“谁则非反者，庸有极乎！”这句话，足以概括中国千年动乱中所发生的好些事情。孙待封的选择是刚毅的：“吾宁就死，不能诬人以非罪。”这样的人，才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一百三十二 邓景山为河东节度使。

有裨将抵罪当死，诸将请之，不许；其弟请代兄死，亦不许；请人一马以赎死，乃许之。诸将怒曰：“我辈曾不及一马乎！”遂作乱，杀景山。 统治者从来就是这样，不把人当人看，在他们心目中，人确实比不上马。将校们杀死邓景山，乃是他罪有应得。他不把别人的生命当作生命来看待，别人当然也不会将他的生命当作生命来看待。 我们的文明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依然是没有对生命起码的尊重，这样的文明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 一百三十三 唐代宗大历四年，回纥皆环董晋拜，既又相帅南面序拜，皆举两手，曰：“不敢有意大国。” 胡注曰：此晋使韩愈状晋之辞，其言容有溢美。全谢山曰：董晋庸人耳，韩公为之点缀生色，本来面目希矣。 所谓“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骨子里是个偏狭的小人。这则记载出自他的手笔，从中可看出他的文笔有多么恶劣。当时回纥强唐室弱，且以董晋之庸，何能让回纥环拜？除非有郭子仪的才干和人品，方能让回纥敬畏。韩愈以文媚人，以文编造历史，罪莫大焉！这样的行径，与他写谀墓之词互为表里，一脉相承。 一百三十四 唐武宗会昌五年，群臣上尊号曰“仁圣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号始无“道”

字，中旨令加之。 会昌五年，即武宗毁佛之年。一面毁佛，一面崇道，统治者的技止此耳。《左传》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至理名言也。 武宗政绩平平，而尊号却堆砌了一大堆美妙、宏大且威严的形容词。我的读法是：所谓尊号、庙号、谥号之类的，先“译”为反义词，方能读出真相来。老子曰：“反者道之动。”我深以为然。 汉语是一种必须“翻译”的语言。“翻译”的过程便是一层一层地剥去充满油彩的京剧脸谱的过程。可惜的是，大多数读书人都不知道读书要“翻译”，结果书读得越多脑子越糊涂。在清末的中法战争中，退缩不前、逃离前线、以致滇军大败的云南巡抚唐炯，被下刑部狱治罪。他在狱中居然还读书作诗，并有“已空万念仍忧国，末了残生且读书”之句。若不知他劣迹的人，大概会以为他是文天祥、史可法一流的人物。他虽然身陷牢狱，依然在诗中忧国忧民，难道不是一个忠义之臣吗？ 所以，我再三强调对中国文字的“翻译阅读法”。 一百三十五 唐代宗时，元载专权，恐奏事者攻讦其私，乃请：“百官凡论事，皆先白长官，长官白宰相，然后奏闻。”仍以上谕百官曰：“比日诸司奏事烦多，所言多谗毁，故委长官、宰相先定其可否。”

颜真卿上疏说，如果这样做的话，皇上将“自掩耳目”。然而，他却被以“诽谤”罪贬为峡州别驾。高明的独裁者，并非公开不让人说话，而是建立一种制度，让你说的话不仅没有用、而且还会因为说了真话而使自己受苦受难。 我想起现在的“检举”来。我看到过太多的检举者落到被检举者手里、检举者受到被检举者残酷打击报复的报道。美国“水门”事件中的两个小记者为什么那么勇敢？为什么他们敢于挑战总统？因为有一套严密的制度保护他们的安全。 一百三十六 马璘为节度使，段秀实为其部将。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盗当死，璘欲生之。秀实曰：”“将有爱憎而法不一，虽韩、彭不能为理，”善其议，竟杀之。磷处事或不中理，秀实力争之。璘有时怒甚，左右战栗，秀实曰：“秀实罪若可杀，何以怒为！无罪杀人，恐涉非道。”璘拂衣起，秀实徐步而出。良久，璘置酒召秀实而谢之。 千载而下，我仍为段秀实的铮铮铁骨而折腰。一部《通鉴》中，像这样的人物确实太少了。有几个中国人会拼死捍卫“法”的价值呢？ 同时，我又感到几许悲哀。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法的落实只能靠人的品质。而人的品质却是最不可靠的东西。

段秀实的所作所为，如果在一个法治化的社会里，仅仅是一名普通法官应有的反应。然而，他却因而名垂千古，幸耶，不幸耶？ 尊重法律，尊重人的生命，这样的人方能受后人的尊重。 一百三十七 剑南节度使严武薨。武三镇剑南，厚敛以穷奢侈，梓州刺史章彝小不副意，召而杖杀之；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母数戒其骄暴，武不从；及死，母曰：“吾今始免为官婢矣！” 严武就是大诗人杜甫流寓四川时的庇护人。在杜甫的笔下，他俨然是勤政爱民的青天大老爷。为什么这样大的反差呢？因为严武是杜甫的衣食父母，是他的恩公，给他官做，给他草堂住。杜甫既无独立的经济地位，也无独立的政治地位，所以也就不可能有完全独立的人格。“诗史”之说，该打个问号。 严武之残酷，令他的母亲也心惊胆战。常人呢？那些在他的治下生命和财产都没有任何保障的老百姓呢？读至此，我为蜀人悲。蜀地沃野千里，天府之国，如同一块奶油蛋糕，苍蝇哪会嗅不到它的香味？从严武到张献忠，这些鲁迅所说的“猛人”残酷地屠戮蜀人，何尝把人当人看？蜀人的富有难道也是一种罪过吗？不然，他们为何一方面对财富怀有刻骨的仇恨、拼命毁灭财富；一方面又如饥似渴地掠夺财富、享用财富？

严武的母亲同样不是什么伟人——史书企图把她描写成有先见之明的女巫。我却认为，她考虑的只不过是自己的命运、害怕的不过是遭到“报应”。在她的逻辑里，只要自己能够免于沦为“官婢”，儿子的罪过便可以一笔勾销。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官太太罢了。 史书中故意制造出一系列这样的人物出来，她们的出现，让我们减轻了对严武们的痛恨。这是御用文人们的伎俩，他们说：统治者中也有好人，也有观音菩萨。该不该相信他们呢？ 一百三十八 陇右节度使朱泚献猫鼠同乳不相害以为瑞；常兖帅百官称贺。中书舍人崔　甫独不贺，曰：“物反常为妖。猫捕鼠，乃其职也，今同乳，妖也，何乃贺为！宜戒法吏之不察奸，边吏之不御寇者，以承天意！” 相信“符瑞”一类的玩意，是中国人最大的恶习之一。从朱泚、常兖之流的唐代高级官员到以柯云路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以及像家中供满佛像、财神、关公等三教九流的神仙的贪官、河北省副省长丛福奎，这些人一直对此痴迷不悟。我在很久以前就想：在科学发明和文化创造上，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缺乏想象力？现在终于有了答案：原来中国人的想象力都耗费到了捏造“符瑞”上面。于是，在科学发明和艺术创造方面的想象力就很薄弱了。

将自然现象与现实政治相联系，这种思维到底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我欣赏崔　甫的独立见解以及他表达自己独立见解的勇气。但是，他的思路依然是朱泚、常兖的那一套，只是掉了个儿：朱、常以为“祥”，崔以为“祸”。实际上，那仅仅是一种偶然的自然现象而已，与政治的好坏无关。 一百三十九 代宗优宠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尝遣中使赐妃族，还，问所得颇少，代宗不悦，以为轻我命；妃惧，遽以私物偿之。由是中使公求赂遗，无所忌惮。宰相尝贮钱于阁中，每赐一物，宣一旨，无徒还者；出使所历州县，移文取货，与赋税同，皆重载而归。 皇帝爱“面子”，为手下人大开行贿、收贿之门。腐败与文化紧密相连，“人情味”越浓的国度里，腐败越猖撅，如意大利、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与“人情”水乳相融的腐败，想清除非一日之功。《通鉴》接着写代宗为消灭此种弊端，对一名受贿的太监邵光超杖六十而流之，于是腐败便消失了。这可能么？反正我不相信。制造病毒的科学家，后来往往丧失对病毒的控制。晚唐政治日渐败坏，实际上就是由皇帝们的一言一行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形成的。刚加完油，又去浇点水，火能灭吗？ 代宗为什么纵容腐败呢？

代宗当然还有他自己的统治逻辑：他让所有的官员都贪污腐败，都有斑斑劣迹，他就能够把他们都控制在手中。谁不听话，他立即以腐败的罪名严惩之，让宦官和大臣都无话可说，而老百姓们，哪里知道宫廷斗争的内幕，他们听到腐败官员被治罪的消息，都会打心底里赞赏皇帝的英明。

第四辑·反读《通鉴》《资治通鉴》---题记(10)

一百四十 及安史乱后，法度松弛，大臣、将帅、宦官竞治第舍，各究其力而后止，时人谓之木妖。 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就是毁在一代代“木妖”的手里！游历山陕大地，见遍地黄土、漫天风沙、千沟万壑、水贵如油，不禁泪下如倾！这里难道就是古代典籍中描写的郁郁葱葱的森林、水波不兴的湖泊的所在地吗？五台山不再清凉，梁山泊早已干涸，北中国的大地上，是累累的伤痕！ 毁灭树、毁灭自然环境者，剥夺的是后代人的生命。他们乃是人类的“公害”。 一百四十一 御史中丞卢杞，貌丑，色如蓝，有口辩。郭子仪每见宾客，姬妾不离侧。杞尝往问疾，子仪悉屏侍妾，独隐几待之。或问其故，子仪曰：“杞貌陋而心险，妇人辈见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族无类矣！” 连战功显赫的郭子仪辈也如此害怕一个小人——由此可见，中国向来就是一个由小人把持的国度。宦海风波恶，能生存下来的，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惴测人心的人。再造唐室的郭子仪，一副如履薄冰的可怜状，令人怜，亦令人哀！ 中国政治是不约束小人的，它的最大特点是；用小人来约束好人，最后将好人统统变为小人。 《格列佛游记》中有“小人国”之谓。

一百四十二 唐德宗被藩镇所逼，逃到奉天城。围城之危，不得不发罪己诏。此乃千古奇文：“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喑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暴令峻于诛求，疲甿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丘墟，人烟断绝……” 《通鉴》中说：“赦下，四万人心大悦。”对此，我很是感到怀疑——一纸空文，真能让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大悦”吗？倘如是，中国的百姓确实比绵羊还要温顺、比肥猪还要蠢昧。在晚唐诸帝中，唐德宗不算一个太坏的皇帝，可他的“自画像”勾画出一副多么丑恶的面目！这不是史家强加给他的评价，而是他自己在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时刻，不得不作出的一种收买人心的低姿态。果然，一旦时局好转，他照样我行我素。独裁者有时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至少还有这样的智慧，但鲜有能彻底改正错误的——独裁者哪里离得开独裁制度呢？ 不要听信独裁者们声泪俱下的“自我批评”，这是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起码的智慧。 一百四十三 节度使李怀光叛。初，其子璀密言于德宗曰：“臣父必负陛下，愿早为之备。”上惊曰：“知卿大臣爱子，当为朕委曲弥缝，而密奏之！”

对曰：“臣父非不爱臣，臣非不爱其父与宗族也；顾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则卿以何策自免？”对曰：“臣之进言，非苟求生，臣父败，则臣与之俱死矣，复有何策哉！使臣卖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怀光死，璀先刃其二弟，乃自杀。 统治者希望他的臣民个个都像李璀一样忠心耿耿。李璀究竟是忠于皇帝还是忠于父亲，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我认为两者都无可厚非。然而，他居然亲手杀死自己的弟弟，我不禁想追问：你有什么权力决定两个弟弟的生死？你凭什么要剥夺他人的生命？李璀的回答一定是大义凛然的：为了“义”，为了“国”，为了皇上！ 理念杀人、信仰杀人，比起刀剑来要容易得多，也要从容和快乐得多。而且，凶手往往会沉醉在某种崇高感之中。 一百四十四 关中仓禀竭，禁军或自脱巾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军士皆呼万岁。时比岁饥馑，兵民率皆黑瘦，至是麦始熟，市有醉人，当时以为嘉瑞。人乍饱食，死者复伍之一。数月，人肤色乃复故。 德宗的可怜状如在目前。“神武圣文皇帝”原来也是这么一个软蛋。皇帝最怕什么？

最怕吃不饱饭的军队。我不会同情德宗，也不会同情禁军，我同情那些在饥馑中死去的平民，特别是那些突然吃饱后涨死的百姓。二战结束时，许多从集中营里被拯救出来的战俘也是这样死去的，真是乐极生悲。五分之一的人数，我不知道史家有没有夸张。 一百四十五 自兴元以来，至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十、粟八十，诏所在“和籴”。庚辰，上畋于新店，入民赵光奇家，问：“百姓乐乎？”对曰：“不乐。”上曰：“今岁颇稔，何为不乐？”对曰：“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它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牛毙，破产不能支。愁苦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伏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复其家。 对于这件事，司马光的评论是：“德宗奉以游猎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千载之遇也。因当按有司之废格诏书，残虐下民，横增赋敛，盗匿公财，及左右谄谀日称民间丰乐者而诛之。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则太平之业可致矣。释此不为，乃复光奇之家。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又安得人人自言于天子而户户复其徭赋乎！”我一边读这段话，一边心里发笑。司马光迂腐到了极点。德宗哪里是“不寤”呢？对于帝国的毛病，他心里是雪亮的。但独裁者怎么可能推翻独裁体制呢？ 独裁者一般不会从制度上改进政治运作的方式，他只会时不时地做出一些“姿态”来——例如德宗对光奇一家的“关怀”——表明他有一颗爱民的“仁慈之心”。德宗这样做一点也不困难。如果像司马光所说的那样，进行政治上的“大手术”，其可行性则难于上青天；而像德宗这样做点“好人好事”，则易如反掌。仅恢复一家人原有的徭役水准，就可收买千万人之心。听到这件事，百姓们都会想：也许皇上会知道我们的处境吧，也许我们也会有光奇那样的好运……有了希望，大家也就不会有造反的念头了。德宗的智商远远高于司马光，德宗能在乱世中保全皇位，岂是等闲之辈！ 一百四十六 德宗与李泌论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好邪，朕殊不觉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上曰：“卢杞小心，朕所言无不从。”对曰：“杞言无不从，岂忠臣乎！夫‘言而莫予违’，此孔子所谓‘一言丧邦’者也！”

李泌所描述的卢杞之言行，乃是对古今奸臣的写照。从卢杞到康生，皆是大奸也。李宗吾厚黑学认为最高境界乃是“无形”，而卢杞之流更高——其奸对下“有形”，对上“无形”。下层害怕，上层信任，故能无所不为。 一百四十七 京兆尹嗣道王实务征求以给进奉，言于上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优孟成辅端为谣嘲之。实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 真话只能由优孟来说出的时代，必然是暗无天日的时代。五六十年代之交所谓的“低标准”和“自然灾害”时期，却连一个优孟也不复存在。彭大将军只是想为百姓“鼓与吹”，却被罢了官而后被残忍地害死。于是，还有谁敢为百姓说一句话呢？而百姓并不能保护为他们说话的人，或许还会蘸他们的人血馒头吃。 优孟与元帅死于同样的原因。 一百四十八 宪宗二年，供奉中央赋税的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 一增一减，数字触目惊心。二户资一兵，岂能不“苛政猛于虎”？军队是一个庞大的寄生虫阶级，从古皆然，于今为烈。

这种政府好似一个既想减肥又控制不住自己贪吃的嘴巴的少女。 一百四十九 元和十二年，先是吴少阳父子阻兵，禁人偶语于涂，夜不燃烛，有以酒食相过从者罪死。裴度既视事，下令惟禁盗贼，余皆不问，蔡人始知有生民之乐。 胡注曰：“解人之束缚，使得舒展四体，长久大伸，岂不快哉！”陈垣曰：“以‘解人之束缚’，写生民之乐，其言似肆，然‘犹解倒悬’，已见于《孟子》。身之当时之处境，概可见矣。” 这两段注解，使我充分体认到，正如鲁迅所说，相当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都是统治者的帮凶、帮忙和帮闲。他们不去关心在吴氏父子的残暴统治下，百姓生存的艰难和生命的卑微，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后任者裴度的一丁点仁政上，然后大肆夸张仁政如何了得。 两段注释，是两个不同时代的大学者所写，生动形象，极写生民之乐，而对此前的苦难只字不提、一笔勾销。我记得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恐怖使百姓服从、使文人粉饰。孟氏又说：“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在这样的政体上，就连胡三省与陈垣这样第一流的学者，心智也是残缺的。

他们惟一的渴望是：奴隶主仁慈一点，让奴隶坐稳奴隶的地位。“岂不快哉”，多么传神写照的四个字呀！ 一百五十 初淮西之人，劫于李希烈、吴少诚之咸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壮，安于悖逆，不复知有朝廷矣。虽居中土，其风俗犷戾，过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