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节

郎王劭言隋文帝有龙颜戴干之表，指示群臣。上悦，拜著作郎。劭前后上表言上受命符瑞甚众，又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谶纬，经文佛典，曲加诬饰，撰《皇隋灵感志》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诸州朝集，使盥手焚香，闭目而读之，曲折其声，有如歌咏，经涉旬朔，遍而后罢。上益喜，前后赏赐优洽。 读到此段，我想起了文革时代的一个故事。一九六九年，毛主席一声令下，全国搞拉练。学校学生也请解放军战士带队拉练。一连三个排的队伍出发了。红旗前面，一个大个子战士捧着一尊巨大的毛主席白瓷半身像。排长怕他累了，找人替他，他急了，大叫：“我要保卫毛主席，重走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他的誓言让学生们感动又钦佩，马上呼起口号：“向解放军学习！

向解放军致敬！”战士们立刻用宏亮的口号应答：“向革命小将学习！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一呼一应，愈喊愈起劲，为了使喊声响彻原野，让人听见，压倒“敌人”，这一鼓劲，一直走到天黑地黑。 突然发生意外情况：大个子脚底一滑，天塌地陷般要命的事出现了——毛主席大瓷像摔碎了！大家全都惊呆了：把毛主席像打碎，杀头的罪过呀！没等大伙清醒一下，那大个子忽然两条腿一弯，“扑通”给毛主席像跪下，请罪！紧接着二排、三排全都跪下。人们都是抢着跪，谁先跪下谁就忠得最彻底，最坚决，最不犹豫。可那时候人们这根弦绷得一样紧，几乎同时唿喇喇一齐跪下。谁先站起来就是不忠。在星月之下，荒郊野外，大土道上，黑压压，不知是傻是疯，跪着一大片人，可没人吭声，没人敢动，谁也不敢看谁。都以一种悔罪心情面对着前边，地上，那片给月光照得白花花、不成任何形象的碎瓷片儿。 此事见冯骥才之口述报告文学集《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九四九年以来，所谓的“主导思想”是唯物主义。其实，唯物主义在中国依然是游离物体，中国人依然坚持非理性的思维，我称之为“谶纬思维”——用“象征”来维系一种体制，用对“象征”的迷信来愚弄百姓。

这种有毒的思维，自先秦时代就已经成形（我并不太看好“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那不过是一个毒素原创的时代）。先秦以降，毒素开始扩展，由肌肤到骨肉再到膏肓。到了二十世纪，此毒已扩展及全身各处，不可救药也。于是，崩溃接二连三地来临。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走出“谶纬时代”。 最可恶的是王劭之流的知识分子——他们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从王劭到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全是为统治提供某种“合理性”解释。自身的独立与真理的求索都是无足轻重的。这样的“知识”与民众的苦难息息相关——“知识”越精密丰富，民众的苦难越深重绵长.

第四辑·反读《通鉴》《资治通鉴》---题记(6)

七十六 隋文帝以盗贼繁多，命盗一钱以上皆弃世，或三人共盗一瓜，事发即死。 盗是杀不尽的——因为整个制度就是制造盗的制度。大盗与小盗，跟皇权体制共生共存。 七十七 幽州总管燕荣性严酷，鞭挞左右，动至千数。尝见道次丛荆，以为堪作杖，命取之，辄以试人。人或陈无罪，荣曰：“后有罪，当免汝。”既而有犯，将杖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许以有罪宥之。”荣曰：“无罪尚尔，况有罪邪！”杖之自若。 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逻辑学是极权主义的死敌。像燕荣这样的独裁者，从思维到语言都是反逻辑的，反逻辑构成独裁的基础。有罪杖，无罪亦杖；先杖，后亦杖——取决于独裁者的喜怒哀乐。在这样的社会里，法治荡然无存，人们没有任何可以保护自己的资源。 七十八 隋炀帝曰：“杨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 中国历史自始至终都是“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代。炀帝这一句话，他的臣下便用严刑峻法杀了三万人。一句话与三万人，孰轻孰重呢？ 七十九 隋炀帝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被杀，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王胄被杀，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邪！”帝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尝谓侍臣日：“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令朕与土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我有两个感想：一是文人如美人一样多妒。隋炀帝身为帝王，在兼有文人的身份之后，妒嫉狂便不可抑止地发作了。然而，他能杀薛道衡和王胄，却杀不死薛道衡和王胄的诗句。至今我们还吟诵“空梁落燕泥”和“庭草无人随意绿”的名句，却没有人记得杨广的任何诗句。这也许是文学对于历史的一点微弱的对抗吧。 第二个感想是，文才与治国绝对无关。文人有“不遇”的感唱，千年不绝。然而，杨广该算“遇”了吧，谋得了皇帝的宝座，但“诗家天子”的才华并没有对他的治国方略提供一丁点的帮助。所以我们对李白的自诩“我辈岂是蓬蒿人”不必太当真。 八十 隋大臣宇文述治杨玄感谋反案，就野外，缚诸应刑者于路上，以车轮括其颈，使文武九品以上皆持兵斫射，乱发夭如蝟毛，支体糜碎，犹在车轮中。积善、福嗣仍加车裂，皆焚而扬之。积善自言手杀杨玄感，冀得免死。帝曰：“然则枭类耳！”因更其姓曰枭氏。

文言文的长处在此显示出来，寥寥数字，读来令人毛骨悚然，真是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按照韩裔历史学家郑琪来教授的说法，这样的杀人属于“习得性”的——它的意义远远溢出杀人行为本身。而隋炀帝比一般帝王更喜欢文字游戏，最好还要“指人为枭”。“指人为枭（或其它‘不祥’的动物）”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了它，正与邪才得以区分。有了它，“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才取得文化上的合法性。你是枭，我是圣，圣杀枭乃是天经地义的事，谁敢怀疑？谁会怀疑？于是，杀“枭”的行为的残酷性被抹去了，反而被涂上了一层“崇高”和“正义”的金粉。 八十一 隋炀帝杀斛斯政于金光门外，如杨积善之法，仍烹其肉，使百官啖之，佞者或啖之至饱，收其余骨，焚而扬之。 鲁迅把中国历史概括为两个字“吃人”。有人理解为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吃人”，即文化对人性的吞噬。因此，“吃人”是象征意义。我却认为，鲁迅所说的是“双重吃人”，即就灵魂与肉体上的“吃人”。中国的吃人技巧，远盛于外夷万邦，堪称“世界之最”——国学大师们又该在国际汉学大会上唾沫星子四溅地宣讲这一“辉煌”了。

杨广是个读书胚子，即使按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也是第一流的学术大师。“帝好读书……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捕博、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余卷。……于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间，窗户床褥厨幔，咸其珍丽。”这样一个大学者、大作家，却率人而食人．而且吃得津津有味，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那么，他读的书是否有问题呢？千万卷诗书，作用竟然不能让人读后分辨“吃人”的对错，它们的价值何在呢？孔老夫子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们的病根在文化上，“中体西用”的药方服了一百多年，病反而越来越重了。奇怪的是某些国学大师不仅看不到这点，反而施施然地从幕后走出来，欣欣然地说“‘中体’必为‘西用’”——既然中国文化救世界，西方人也得用“中体”！今天的国学大师，没几个读书超过隋炀帝的，中气有些不足，于是拼命读“中国书”（正是鲁迅说“不必读”的那些类别的书）。 八十二 隋末，民外为盗贼所掠，内为郡县所赋，生计无遗；加之饥馑无食，百姓采树皮叶，或捣蒿为末，或煮土而食之，诸物皆尽，乃自相食；而官食犹充牣，吏皆畏法，莫敢振救。

最缺乏法治的社会，在某些时刻却又表现出惊人的“守法精神”。一个“畏”字，道尽隋代官吏们的“难言之隐”。为了“守法”，他们可以视“自相食”的外部情形而不顾，而将“国有”的粮仓小心看护住。一种存在严重问题的体制，就像茧一样，闷死的将是织茧的蚕自身。 八十三 炀帝凶问至长安，唐王哭之恸，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李渊的眼泪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假如炀帝落到他的手上，说不定会死得更惨，尽管他俩是亲戚。中国人太善良，往往把这些表演当真，包括写史书的人在内，不惜用上“恸”这个夸张的字眼。 这些眼泪背后还有另一层含义：尽管李渊自己在造反，但他却弘扬忠臣孝子的伦理。他是未来的皇帝，他要言传身教，教育臣下们个个对他忠心赤胆。 八十四 王世充拥立了一个傀儡皇帝王泰主。世充杀尽皇泰主身边的亲信大臣，皇泰主谓世充曰：“擅相诛杀，曾不闻奏，岂为臣之道乎？公欲肆其强力，敢及我邪！”世充拜伏流涕谢曰：“臣蒙先皇采拔，粉骨非报。若内怀不臧，违负陛下，天地日月，实所照临，使臣阖门殄灭，无复遗类。”词泪俱发。皇泰主以为诚，引令升殿，与语久之，因与俱入见皇太后。

世充被发为誓，称不敢有贰心。然而，不久之后，世充自己称帝，遣兄子唐王仁则及家奴梁百年鸩皇泰主。皇泰主曰：“更为请太尉，以往者之言，未应如此。”不许。乃布席焚香礼佛：“愿自今已往，不复生帝王家！”饮药，不能绝，以帛缢杀之。 读史书的时候，把前后相关的几个片断连缀起来读，方能有“天崩地裂”之感。从皇帝到小民都是天生的戏剧家——这种文化是培养戏剧家的天然土壤。《通鉴》中写到眼泪的地方甚至比鲜血还多，但这能说明中国人多愁善感、温柔多情吗？王世充的眼泪居然能迷惑精明的皇泰主，其表演艺之高超，可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以往者之言，未应如此”，皇泰主临终的感喟，道出了这个谎言王国的实质。 八十五 封德彝是隋唐之交最卑劣的小人。宇文化及弑炀帝时，他奉命数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为亦尔？”他赧然而退。后来投靠李渊，李渊以其为隋室旧臣，而谄巧不忠，深谓责之，罢谴就舍。德彝以秘策干上，上悦，寻拜内史舍人，俄迁侍郎。李世民与窦建德决战，封德彝建议退保新安。李世民不用其策，一鼓作气获得全胜。封德彝入贺，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虑，不免一失乎！”德彝甚惭。

以唐太宗之明，犹取封氏而用之，因为他确有可用之处。封氏象征着某一类高级知识分子：首先是才子，而后是流氓。没有自己的价值观，没有确定性的体验，随波逐流，墙头小草。像他这类人，无论是在昏君还是明君的手下都能活得风风光光，在历史转型期率先脱颖而出。而且，无论有什么样的错误，他都会受到统治者的原谅。我想，封氏是不会有“惭”这种感觉的——有这样的敏感的人，也就有了飞黄腾达的障碍。佛家所谓“破执”，封德彝破掉这一切顾虑之后，自然就心安理得，这跟某些当代文化人“我是流氓我怕谁”是同样的思路。在当代政治史上，康生等人大约可看作封德彝的“转世灵童”。 八十六 宇文化及败亡前，叹曰：“人生固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于是鸩杀秦王浩，即皇帝位于魏县，国号许，改元天寿，署置百官。 说“来世不愿生帝王家”的末代之君众多，在灭亡前匆匆即皇帝位的枭雄更多，黄巢、李自成、张献忠都是在情知必败的时候称帝的。称帝仅仅满足了他们心理上的需要，却改变不了行将就戮的下场。宇文化及用的年号很有意思——“天寿”，意味着他希望自己像天一样长寿。然而，转瞬之间他便人头落地。宇文化及不仅“称”

帝，而且还署置百官，把小朝廷搞得有板有眼的，好像小孩子做家家。 中国的历史最盛产的就是这样的角色，外强中干，拉大旗作虎皮。正如鲁迅在《古书与白话》中描写的：“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角色，愈想长寿，想不朽，愈喜欢多照自己的相片，愈要占据别人的心，愈善于摆臭架子。”宇文化及的同伴，不断地在历史上出现。 独裁者永远离不开花架子。 八十七 王世充被李世民包围。唐军将领王怀文引槊刺之，世充衷甲，槊折不能入，左右猝出不意，皆愕眙不知所为。世充归，解去衷甲，袒示群臣曰：“怀文以槊刺我，卒不能伤，岂非天所命乎！”大臣郑廷于是谓世充曰：“臣闻佛有金刚不坏之躯，陛下真是也。臣实多幸，得生佛世，愿弃官削发为沙门，服勤精进，以资陛下之神武。”世充曰：“国之大臣，声望素重，一旦入道，将骇物听。俟兵革休息，当从公志。”郑廷仍然私自削发被僧服。世充闻之，大怒曰：“尔以我为必败，欲苟免邪？不诛之，何以制众！”遂斩廷于市。 王世充不愧为乱世豪杰，有一套制造神话的叙事策略。郑廷借水行舟，你愚弄我，我也愚弄你。王世充知道郑廷的用意，一不做二不休将他杀掉了。

两人的一段对话颇似禅宗公案，充满机锋，针尖对麦芒，玩的是高级的智力游戏。连佛祖也成为游戏中的一枚棋子，可见中国人是不怕地狱轮回的。 郑廷的命运类似于杨修，郑廷之死是必然的。当叙事仅仅停滞在叙事的阶段时，它还能拥有几分“真实性”，而一旦进人操作层面，它的虚伪与荒谬则暴露无遗。郑廷是明白人，知道自己必死，而此前此后的大多中国人，都死得稀里糊涂。 八十八 玄武门事变，李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惊慌地询问身边的大臣。裴寂等曰：“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务，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凡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我想，假如是建成、元吉杀了世民，李渊身边的大臣也会说“太子功盖宇宙”，李渊也会说“善！此吾之夙心也。”然后召建成来，同样感叹“投杼之惑”。无论哪方获胜，李渊都将成为胜者的囚徒，看胜者的眼色行事，乖乖交出皇帝的宝座。箭在弦上，哪能不发呢？李世民既然杀建成、元吉，第一步肯定是派猛将入宫威吓老父退位。至于后来的吮乳、号拗，当作卡通片看看就行了。

八十九 太宗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 “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是统治者们的两面。例外的如雍正皇帝，最近出版的一本他的“上谕”影印本里，看到他那比贩夫走卒还要粗野的批语，他是口诵桀、纣之言且身为桀、纣之行，反倒显得有几分率真。 山东泰安市市长的胡建学，一面出版《胡建学选集》，一面干尽坏事。陈希同也是这样，在他下台前几天，在全市干部会议上还振振有词地大讲党风建设、做人民的公仆等。他们的人格，还赶不上雍正可爱。 这段话给我的第二个启示：有学问的统治者并不见得比没有学问的统治者更好。知识要么成为娱乐方式，要么成为帮凶工具。

第四辑·反读《通鉴》《资治通鉴》---题记(7)

九十 贞观名臣周范忠笃严正，疾甚，不肯出外，竟终于内省。当时皇上行幸，范与房玄龄相抱而诀曰：“所恨不获再奉圣颜！” 我很怀疑周范的临终之语，因为这有背人性。凡是正常的人，临终时考虑的多半是自己的爱人与子女。这是值得尊重的“自私”。没有这种“自私”的人，是人格扭曲的人。当然有少数的伟人和宗教殉道者，死前想的是“理想”和“道”，但就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想法是凡俗的。在苏联的战争片中，战士牺牲前从口袋里掏出的不是入党申请书，而是心爱的女子的照片。这是生活的真实。 “所恨不获再奉圣颜”，要么是编造出来讨皇上欢心，向皇上多要点优恤的；要么说明周范已丧失了起码的人性。 九十一 太宗尝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陛下倘一断以律，则此风立变矣。” 著名汉学家布迪与莫里斯两人在他们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指出：“中华帝国正式的法律总是以垂直方式发生作用——由国家指向个人，而不是以水平方式在个体之间发生作用。”法律条文写在本本上，是僵死的无力的；皇帝却坐在宝座上，是神圣的有力的。

皇帝和他的官员们才是真正的“活的法律”。于是，百姓最大的愿望便是能够多有几个唐太宗。唐太宗的“神话”化，说明了他们愿望的破灭。 九十二 著作郎邓世隆表请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足为不朽。若其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行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遂不许。 近世的大官们却连唐太宗的明智都不具有。他们热衷于印行自己的文集，连那些“今天天气好”、“同志们辛苦了”的讲话稿也次第收入，栉比鳞次，蔚为壮观。殊不知，这些“文集”很快被当作废纸运回造纸厂里。这分明是自取其辱的举动。这也是“高贵者”才拥有的愚昧。 九十三 尚书奏：“近世掖庭之选，或微贱之族，礼训蔑闻；或刑戮之家，忧怨所积。请自今后宫及东宫内职有阙，皆选良家有才行者充，以礼聘纳；其没官口及素微贱之人，皆不得补用。”上从之。 最开明的贞观朝，也强调不可逾越的出身、等级。诗书确实只是钟鸣鼎食之家才备有，可这样的“良家”所出产的子弟，大都是贾珍贾琏之流。而刑戮之家的后代，则永远背负着“红字”，沉沦在罪恶之中。文革时流行的血统论在中国文化中有其渊源。

对于高干子弟来说，自然认同“老子英雄儿好汉”；相反，“五类分子”的子女全都是混蛋。遇罗克为破除这一“真理”，付出了他年轻的生命。 所谓“文明古国”，从另一角度看，亦是“野蛮古国”。喜马拉雅山那一边的印度，至今还盛行种姓制度。 九十四 太宗诏以“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比来诉讼者或自毁耳目，自今有犯，先四十，然后依法”。 保护人的身体，说明文明的进化。先有对肉体的尊重，才有对灵魂的尊重。 九十五 太史令傅奕精究术数之书，而终不之信。奕临终，戒其子无得学佛书。又集魏晋以来驳佛教者为《高识传》十卷，行于世。 可惜我一直没有找到《高识传》。我想，这本书也许能治治当代人的迷狂。傅奕精究术数，最终发现术数全是一派胡言。他破除了好些西域僧、婆罗门僧的骗术。大概是一名“唯物主义者”吧。 令人好笑的是，八十年代写《新星》、鼓吹改革的柯云路，九十年代却摇身一变，成为“特异功能”的痴迷者。更令人可悲的是，“水变油”、“气功救国”一类的骗术，居然骗倒了不少领导人和科学家。 九十六 大将侯君集马病，行军总管赵元楷亲以指沾其脓而嗅之，御史劾奏其谄，左迁括州刺史。

官场纵横捭阖，究其精魂，脱不了一个“谄”字。谄人是一境界，如宋代寇准为相，饮宴时长须上沾了汤水，在一旁的丁谓立刻趋近为其擦去，“溜须”遂成一典故。谄人之犬马又是一境界，如赵元楷之流。但赵的谄术不太高明，给御史看出来，给参了一本、降了一级，偷鸡不成反折一把米。“无形之谄”方是最高境界。睁大眼睛多看看我们的身边，从蛛丝马迹着手，还是能看出一二来。苍蝇蚊子不绝，善谄之人也不绝。 九十七 李世勣尝得暴疾，方云“须灰可疗”；上自剪须，为之和药。世勣顿首出血泣谢。上曰：“为社稷，非为卿也，何谢之有！”世勣尝侍宴，上从容谓曰：“朕求群臣可托幼孤者，无以愈公。”世勣流涕辞谢，啮指出血，因饮沈醉，上解御服以覆之。 不久，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李世民是最英明的皇帝，但在李世民手下办事，脑袋搬家的可能依然很大。看前面半个片断，让人如坐春风，鱼水情，暖人心。看后面一段的对话，则如处喜玛拉雅山顶，心冷如冰。李世勣亦是高人，受诏之后“不至家还去”

，得保全首级； 李世民所谓“为社稷，非为卿也”，说的是大实话。社稷是他一个人的社稷，是他和他的儿子的社稷，与苍生无关。李世勣啮指出血，出的是真血，非出血不足以体现他的“忠心”，非“忠心”无以保命。 我又想到刘备白帝托孤的一幕，史家写得多么感人呵——刘备说，汝可取阿斗而代之。而诸葛亮说，即便肝脑涂地也要辅佐新君。这一幕动人的场景后面凶险绝不亚于鸿门宴。我猜测，帷幕后一定埋伏着甲士，若诸葛亮神色稍有差异，刘备必定呼出将其杀死。 史书前后往往自相矛盾。矛盾处，真理浮现出来。 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