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节

绛先生当作大睿大智的时候，我体味到的却是一种等待戈多的深深的荒谬感。要想以躲避崇高的文学去冲锋诺贝尔文学奖，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要不然，出了几十本诗集的汪国真先生和出了几大本文集的王朔先生早就双双问鼎成功了。王彬彬在《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一文中说得好：“什么时候中国文人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始可谈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同步。什么时候中国文人不再那么聪明了，什么时候可指望人文精神的重建和高扬。”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无论是的海明威、萨特、加缪，还是帕斯捷尔纳克、马尔克斯、略萨，无一不是肉体与心灵合一、战斗与创作合一、精神与文字合一，承担黑暗、承担苦难、承担崇高的伟大作家。中国作家在诺贝尔奖名单上的缺席，并不仅仅是翻译上的原因。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除了躲避的聪明和退守的逍遥外，还迫切需要别的东西。 最后，谨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天问”

来结束本文：“假如世界到达了它的末日，而进入另一个世界中，人们问你是否已经理解了你在大地上生活，你所到达的结论是什么——人们只能提及堂·吉诃德说‘这就是我对生活所到达的结论’——你能因此责难我吗？”

第三辑·焚不尽的书书是书，道是道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说来自惭，我是到了北大以后才知道殷海光的大名的。自由主义在海峡两岸都被视为最大的异端，更何况殷海光是当代中国罕见的自由主义者。于是，这位西南联大的校友便不该遗忘地被遗忘了。 殷海光的思想，远溯罗素，近承海耶克。起步五四，却又超越五四；困居孤岛，却又胸怀人类文明。在他的观念活动动里，同时潜伏着两种强烈的冲力：第一是反传统思想，第二是启蒙。童少年时，他生活在一个已然败落的家庭里，但长辈依旧虚伪地生活，令他产生了强烈的反叛心理。西南联大的七年，他受教于金岳霖，严峻的论断，道德的呼吸，铸造了他的性格和思想生命。他成了名副其实的“五四中人”。但他又不迷恋、膜拜五四，而清晰透彻地看到了五四的几个弊端：一是胡适一批人的学养和思想根基本来就太单薄；二是五四人意识深处并非近代西方意义的“求自由”，而是“求解放”，三是新人物反旧，旧人物反新，遂成两极，难作理性的交通。那么，殷海光自己将走一条怎样的道路呢? 在《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中，不难窥见殷氏的心路历程。因为是与私爱的得意弟子通信，故时时有肺腑之言，写这些信的时候，心灵是开放的不设防的。

在学人与思想者之间，殷氏选择了后者。“一个时代的思想者，必须有学人的训练和学问的基础。然而一个时代的思想者，他的思想方向和重点，毕竟和学院式人物不相同。这正像康德和伏尔泰之不同一样。”虽然，殷氏敬重康德，但更愿意做伏尔泰。 但是，殷海光所处的时代，既非欧洲的启蒙时期，也不是中国的五四。他的时空极为仄逼：蒋氏政权在岛内为维护绝对统治散布蒙昧与压制，整个社会处于恐惧、伪善、虚脱的状态。自由主义的种子能够孕育生长吗?殷氏在信中写道：“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别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自己的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无宁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的不幸之源啊!”人在孤独的时候最容易脆弱，这便是殷氏脆弱的一面，但他却能扼住脆弱的喉管，挤出滑进生命里的毒素，然后重新上路。 书是书，道是道，道在心中，殷海光的学术研究不是中性的，不是规范的，他绝不放弃价值判断。

即使是逻辑学，他也讲成使头脑不受专制散布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在五十年代以来整体性的思想崩溃与学术混乱中，他几乎是两岸惟一的清醒者：他是爱国的，但他献身的却是“反思的爱国主义”，而不是以领袖为象征的、以民族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本能爱国主义”。在阵阵暴风骤雨中，以理性、民主自由、仁爱为旗帜，与蒙昧主义、褊狭主义、独断的教条毫无保留地奋战。 《书信录》中师生间纯洁的情谊令我怦然心动。我认为，这种感情甚于亲情、爱情、因为只有它是绝对无私的、超功利的、形而上领域的。其他的人类的诸种感情、都或多或少地牵连着形而下的泥淖。殷海光以“弟”称呼林毓生，不居高临下，不自以为是，而是平心静心讨论、交流，这样的老师，蔡元培之后有几人呢? 最令我感动的是殷海光确诊为癌症以后给林毓生的那封信。人的难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哲学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就是不能解决死亡问题。一位学界泰斗临死前还嚷着要换到一间更高级的病房里，因为他享受“部级待遇”。这样的人，学术究竟如何，值得疑问。

殷海光在信上写道：“如果一个弄哲学的人在平时神智清明，勇于面对现实，可是一旦碰到自己生死存亡的关头就不敢正视他最不愿想到的情况，那么他的所谓(哲学)不过纸上谈兵而已。这种关头，是考验人的关头。我在这个关头，绝未含糊。”无边的黑暗中，惟有金刚石闪闪发光。一个不畏惧死的人，才算真正得道。“我岂是这种人，你们何必瞒着我?”殷海光说话时的神态，比易水怒发的荆轲、奏广陵散的嵇康何尝有一丝一毫的逊色? 对死亡的感受，殷海光不是恐惧而是愤怒。愤怒的是天道何其不公，他的工作刚刚展开，就将撒手人间，正如林毓生在信中所说：“想想这些年来，您几乎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您为了理想不顾一切，坚持到底，论精神，论风格，论对思想的贡献，五四以来的学人无人能比；而社会却从未给您公正的待遇，您个人精神的寂寞与艰苦也是五四以来任何学人所没有遭受过的!想到这里，悲恨填膺我要诅咒这个社会，这个人间!”林毓生性情平和，罕有如此悲怆之音，可见老师身患绝症给他的心灵造成怎样的震憾! 殷海光花了巨大的精力翻译海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在《译文自序》中，他把人生比作一支点过之后永远不会再燃的蜡烛。

“现在，我像冰山上一只微细的蜡烛。这只蜡烛在风里摇曳明灭。我只希望这只蜡烛在尚未被风吹灭以前，有许多只蜡烛接着点燃。这许多只蜡烛比我更大更亮，他们的自由之光终于照遍大地。”在他逝世前的二天，以口述的方式完成《海光文选·自叙》，引用梁启超的《志未酬歌》结尾，那颗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挣扎的心灵，何等真挚、何等清醒，令每一个有心闻道的读书人热血沸腾。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殷海光以五十岁的盛年离开了人间。同样艰巨的道路，正等着我们来走。

第三辑·焚不尽的书读史早知今日事

——读陈寅恪的诗 作为学术大师的陈寅恪与经广为人知，而作为诗人的陈寅恪却尚未引起人们十分的关注。其实，若以旧体诗而论，陈寅恪在二十世纪的文人中堪称一绝。著名学者汪荣祖在《陈寅恪评传》中指出:“其诗立意遣辞，远迈异常，其辞藻略似李商隐，其意境略似钱牧斋。”陈诗的可贵主要在两个方面: 首先，陈氏“生为帝国之民, 死为共产之鬼”，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若干重大变迁，家国之痛身世之感，一一熔入诗中，以强烈的史家意识入诗，古今对照、借古讽今、移史鉴今，几有“诗史”的份量。其次，陈氏深思忧郁，耿介不阿，自称：“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一生坚持与时代相左的思想，恢宏布衣书生之本色，不为世俗所动、不为权势所屈，故诗中处处可见人格光辉与自由精神，这种形而上学的特质使之“与天壤而同久”。 上篇：诗史 “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一代史学大家的陈寅恪，对自己生活的“神州沸腾，寰宇纷扰”的时代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深入地研究前辈的历史记录，从中总结人类作为每个个人的集合所作的决策及其后果；另一方面他则深入到当代的事件中去，用短促的诗句汇集成一部“叙说的历史”

，让自己的取舍、视角、情感和阐释全都融汇其中。抗战时期，陈氏作诗较多。在“转徙西南天地间”的过程中，他吟出了“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近死肝肠犹沸热，偷生岁月易蹉跎”这样一些情真意切的句子。既有东晋群臣对泣新亭、风景迥异的伤痛，亦有老杜忧黎元、思报国的拳拳热忱。“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的确有某种代代相传的永恒性的品质。 当最后的胜利来临的时候，乐观的傅斯年携酒上街痛饮，而陈寅恪却用颤抖的手写下《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降书文到醒方知，何幸今日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这首诗平易自然一泄而下，却又铸典熔史回环往复，颇类于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之韵致，概括了历史转折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即使在这样举国狂欢的时刻，陈氏仍然保持了惊人的冷静。他援引史书，指出国事仍然多荆棘：“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

鉴于历史上胡马多次南下的悲剧，陈氏对世事了如指掌，他对俄国势力觊觎的警惕终为五六十年代的的历史所证实。《玄菟》一诗作于双目失明后不久——“前朝玄菟阵云深，兴废循环梦可寻。秦月至今长夜照，汉兴从此又秋阳。当年覆辙当年恨，一寸残山一寸金。留得宣和头白老，锦江衰病独衰吟。”忧己、忧时、忧国、忧民、忧外患、忧内战，忧之深忧之切渗透进每个字里。陈氏化入大量典故，点石成金，化铅为银，千古兴亡久感与多事之秋之愁两相对照，更觉“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以才学入诗，惟有如陈氏辈“读书破万卷”，方能“下笔如有神”；以性情入诗，也惟有如陈氏辈不失赤子之心者，方能作此至情至理之诗。 陈氏一生，家国巨变连连。在狼烟与烽火之中，他由清华而西南联大继而中大，始终蛰居书斋，埋首故纸堆中，似乎与时代保持较大的距离。实际上，陈氏外冷内热，在独善其身的同时也入世颇深，他的学术是一种能够承担苦难的学术，他的诗在针砭时弊的同时也体现出他的古道热肠。“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在沉痛展示知识者困窘而蹇迫的历史命运的同时，还表达了对现实最严厉的批判。

外部世界一次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陈氏看来，许多相同的东西却沉淀下来。在国民党时代，他写下“九鼎铭辞争颂德”之句；在共产党时代，则写下“文章唯是颂陶唐”之句，都是讽刺一言堂的写真。在国民党时代，他写下“弦箭文章苦未休”之句；在共产党时代他写下“弦箭文章哪日休”之句，俱为“最是文人不自由”境遇的写真。陈氏冷峻地审视“乱哄哄我方唱罢你登场”的历史，发现在迥异的历史表象的背后，竟有着惊人的相似的质地。“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岁身。铁索长江东注水，年年流泪送香尘。”这样的诗句，使人联想到中晚唐刘禹锡、杜牧的一系列咏史诗。长江中的沉戟、王谢堂前的旧燕、英雄的故垒、沧桑的遗址……这一切，萦绕在他的眼前与心中，令他警醒、亦令他痛苦，因为他清醒地看到历史的火车头加快马力向深渊驶去，自己的警示却没有一个人引起重视。 文革浩劫，寅恪自不能身免，目盲脚膑之躯仍横遭摧残。此时陈氏悲观到了极点“涕泣对牛衣，廿廿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枯眼人。”陈氏自觉地将自己的生命历史化，“断肠史”既指献身学术四十四年的历史，亦指民族在苦难中挣扎的近半个世纪的历史。

他一点也没有回避惨痛的历史，以超乎个人的关怀和超乎时代的视野，在对历史的阐释与记录中显示自己的文化信仰，因此他的诗构成了一部血泪交织的“诗史”。 下篇：诗格 余英时先生认为，“知识分子自始便是文化价值的护卫者。他们有了超越的精神追求为依据, 才能反过来批判现实世界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我们读陈氏的诗，深刻地感受到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沛然其中，也就是一种不降生、不辱志、义命自持、屹立不动的人格精神。陈氏的挚友吴宓先生尝言:“人生乱世，而欲有所作为，安得不低头，安得不堕溷？惟望以文史自娱，以天命自遣，不消极亦不过于激进。庶有曲肱饮水之乐，而无失时不遇之悲也。”然而，这种陶渊明式的理想毕竟难在荆棘密布的现实世界中得以实现，“譬犹贞女而堕平庸，不肯效妓之搔首弄姿，倚门拉客，则必不能见容……破巢之下，已无完卵；粪土丛中，安长芝兰？有洁身之志者，初遭桎梏，虽性命犹不能苟全；而况鸿飞冥冥，姿意高翔？不被罗网，古今东西，能得几人？”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陈氏的自嘲，不输于当年陈子昂幽州台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的悲叹。

陈寅恪是一个决心把十字架背到生命最后一息的人。“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是其五十六岁生日的自谓。已成涸辙之鲋，方悟一切苦难均缘于对“文字”——即文化的坚守。“读书久文人生苦，未得崩离早白头”，眼前苦与书中苦交成一片，体现了一种至为尴尬的处境。 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陈氏不受政府再三的敦请，坚卧羊城，坚决不入新的权力中心北京。难道他不思念早年水清木秀书声琅琅的清华园？“世态万端终是戏，何妨南国异京华”，了获得相对意义上的“自由”，毅然留在水土不服的南方。二十年代，陈氏目睹精神导师王国维投湖自尽的惨痛一幕，他在为王而作的碑铭中写道: “士之读书论学，盖将以脱心态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可以说，陈氏自己一生也是按照古典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原则来身体力行。 苏格拉底说:“一个不经反省、检讨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陈寅恪自我反省的深度，本世纪的知识分子罕有能及者。六十七岁时陈氏有诗“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斫头。”旷达之外，悲凉则近于鲁迅“于浩歌狂热之际寒，于天上见深渊”之意。每一次哈姆莱特式的反省，对陈氏而言，都带来人格上巨大的升华。

因此，即使到了“著书唯剩颂红妆”的地步，他仍能“然脂瞑写费搜寻”。悲观固然悲观，却并不绝望。钱理群先生说过:“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坚，他们在社会浮躁混乱、不知所措的时候，能够或者应该保持沉稳的力量、高度的理性和韧性。”陈氏是做到这一点的廖廖无几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用文革中流行的话说，他是一个“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单就文化角度而论，“花岗岩”尚属于经过后来的雕琢就能充作新房子的建筑材料，而那些顺势流转的软体动物般的“学者”、“诗人”、“大师”们，尽管生前显赫，死后却很难辨认出他们的学术、创作性状，就象摊在地上的一堆稀泥，派不上什么用场。 许倬云先生论及近现代知识分子时曾说:“其成份与功能，均有改变。最主要的现象则是由以文化为志业的通识之士，转变为以追求知识为志业的学术人士。……来自域外的文化与学术传统使他们疏离于中国社会，其行为遂有第三世界知识边缘人的特征。”陈寅恪一生是在古与今、东与西之间进行悲壮的沟通工作。而他花岗岩般坚硬的诗句，标志了现代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人格和精神高度，令每一个后来者不得不仰视。

第三辑·焚不尽的书愚人治理愚人国

——点评《荣庆日记》 荣庆，字华卿，号实夫，正黄旗人，生于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卒于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终年五十八岁。幼年家境贫寒，读书亦用功，“历应芙蓉、潜溪书院课，亦间列前茅”。光绪五年中举，年仅二十一岁。光绪二十年入翰林院，从此青云直上，做到山东学政。庚子事变后，荣庆辅佐庆亲王处理善后事务，深得慈禧欣赏。此后，历任军机大臣、学部大臣、协办大学士，成为独当一面的重臣。荣庆亲自经历晚清的时代风暴，且地位显赫，故其日记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比读《清史稿》里的百十个人物传记有趣得多。 先看日记中关于甲午战争的记述。“闻大连城不守，朱军失利，东事日棘，毫无补救，奈何!”“闻旅顺不守，军士良死斗，伤哉!”“闻和约已用御宝，夷情险凶，事变离奇，主弱权分，将骄兵肆，二三忠义，实难挽回，蒿目伤心，坐以待毙，真无可说也。”忧愤之情时时可见，要是在古代，确实是个难得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忠臣。但时代变了，面临二千年罕见之变局，仅有忠心耿耿、忧心如焚，于事无补。在朝廷对日宣战的当天，荣庆对“大张天讨”十分兴奋，“早抄谕旨半开，午读《明纪事》读倭患及援朝两议。”

读到此，我有点哭笑不得，作为拥有封建时代最高学历的翰林，聪明也就只能到这样的程度——从明代抗倭的历史中找良策。荣庆不是错聩、懒惰之人，为朝廷大事也算得上尽心尽责，但他居然对国际国内大事一无所知，他以为今日之日本与明朝时的日本一模一样，哪知道对方已经历了明治维新，武装到了牙齿。他却坚持刻舟求剑，真令人啼笑皆非。荣庆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之一，见识不过尔尔，中国焉能不败? 失败之后，荣庆仍未思索失败的原因。一开始，在他在阜成门外散步，“近临河甸，绿树葱茏，葭苇弥漫，令人动出世之想”。这是中国文人的老毛病，一遇挫折，马上成为缩头乌龟，以陶渊明式的人物自居，推卸职责，保全清誉，俨然为终南隐者也。一个月后，却升任内阁侍读学士，乃又有一番感想：“十载清班，愧无报称，得迁西秩，稍与清闲，从此养气读书，藉藏愚拙，亦中心之至愿也。”又是一副洋洋自得的模样，笔端掩盖不住满腔的愉悦。他是聪明人，知道官职的大小与个性的多少成反比，一旦升官，立即意识到要“藉藏愚拙”，这样的人难怪官越当越大。甲午的败迹过去就过去吧，中国人是善忘的。善忘也就意味着将在以前跌倒过的地方第二次、第三次跌倒。

艾林斯塔德在《帝国的政治体制》这部杰作中指出，中国的意识形态往往假定适当的管理行为和取向几乎自动地解决了所有实际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又被想当然地认为将会有助于适当的文化秩序永存不朽。荣庆正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培养出来的废物。他遍览经书，既能给皇帝宣讲经义，又能用经典来教导诸生，但是不仅对世界大势一无所知，又缺乏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在他地位最高的时期（也就是一九零零至一九一一年），恰是清朝苟延残喘的十一年，他只是隐约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国事身病纠缠一起”，却对症结所在一无所知，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天下的了解是一团乱麻，南方革命风起云涌，他的日记本该有详细的记载和分析，然而他的心思依然在朝会、典礼、空谈上，皇上或太后赐宴，菜谱如何，赏赐何礼品，倒是记得一丝不苟，偏偏把革命党人忽略了，直到一九一二年有“孙中山北来晋京”七字。 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官吏的声望来自考试获得的学衔与对文士共享的儒教理想的忠诚。”他进一步论述道：“统治者主要对通过各种礼仪和教育活动维持这些阶层的忠诚感兴趣。主要的强调是依据基本的文化箴言和伦理戒律维系文化行为和文化组织本身。”荣庆正是典型中的典型。

他的科举出身、金榜题名以及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教育文化部门任职自然不必说了。更为显赫的是，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他充随入地宫大臣，恭点神牌，晋太子少保。能为皇帝、皇太后作点主，足已证明他是负有清望的重臣。 荣庆的清望绝非浪得。慈禧奖励他“办事认真”，任仓场侍郎时，杜绝弊端，将按惯例可纳入私囊的公款奖励幕僚和差役，“既不违众矫廉，亦不尽私入己”。任军机大臣时，受贿者如过江之鲫，他总是“璧其贽，拒其请”。他说：“某所以贿我者甚至，坚不为动；某公以纯臣笑我，自问何敢，但书迂耳。”若是国学大师们读到这样的文字，一定会欢呼雀跃：看!谁说四书五经没有用，它能净化人心、启发天良，今日之高官权贵多读四书五经，岂不全是如荣庆这般的清官?宣统元年，荣庆在病中犹要求自己“勿以久病而自恕，勿以将死而自宽”，有几分孔繁森的味道。 然而，在体制大转型的时刻，道德水准的高低无补于事。我感兴趣的是荣庆与袁世凯的交往。光绪二十五年荣庆任山东学政，不久袁任山东巡抚。荣嫡母病故丁忧回京，袁派队伍护送，荣深为感激，是为两人交往开始。袁世凯是荣庆日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人之一，如“西访慰亭兄于贤良寺，久话别来，夜宿公所。”

可见两人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