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怜悯”的教义。尼采以激烈的反传统姿态否定“怜悯”，认为“怜悯”是弱者的人生观。作为哲学家，他持一种重估一切价值的观点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作为一个人，他也离不开怜悯。当尼采神经错乱的时候，没有妹妹的怜悯与照料，他也许早就病饿而死了，著书立说更是无从谈起。尼采以后的德国，“反怜悯”居然成为一套伦理准则，这便走到了尼采的反面。当大多数人都把怜悯像穿旧的衣服一样扔进垃圾箱时，纳粹便有了一个应运而生的温床。然而，德意志毕竟是一个诗歌与音乐之乡，也有人没有卷入到冷酷与仇恨的狂潮里。住在柏林郊区的一个老太太，儿子被送上前线，她毅然收养一名从集中营逃出来的犹太小姑娘。“小姑娘的生命与我的儿子的生命同样宝贵。如果儿子死在战场上，小女孩便是他生命的延续。”老妇人的这句话足以让所有的人道主义宣言黯然天色。对他人的尊重也就是对自己的尊重。怜悯，代表着一种毫无私利的爱，一种至柔至刚的善。有了怜悯，人与人之间，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才有了一种息息相关的神秘联系。在那些黑暗的时代里，怜悯是一盏人们可以捧在手心里的烛光。

怜悯并不是一种轻易就能具备的品质。在利弊得失的天平上，怜悯显得无足轻重。卡夫卡认为，怜悯不仅要施加给小人物，还应施加给变形了的大甲虫。小公务员的躯体变成了甲虫，思想却还是人的思想。然而，父母和妹妹先后对他失去耐心，关上了那扇厚厚的门，把他抛进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怜悯终究被猜忌与厌恶吞没。我宁愿把《变形记》看作一个关于“怜悯”的故事。人类的感情像一座浮在海面的冰山，可见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卡夫卡却勾勒出海水下面那大部分的形貌。世界上的人有很多种。有一类人是坚强而麻木的，如贾府里的焦大，被王熙凤叫人捆起来痛打一顿，嘴里塞满马粪，第二天照样高高兴兴地干活去。焦大这一类人，连自己的痛苦也若无其事，浑然不觉，又怎能怜悯别人的痛苦呢？另一类人是脆弱而敏感的，如卡夫卡，父亲严厉的一个眼神就可能使他跳河自杀，不设防地面对种种伤害。卡夫卡这一类人，对痛苦体验得刻骨铭心，又怎能忽略别人的痛苦呢？然而，卡夫卡一天比一天少，焦大一天比一天多。 没有怜悯的世界与地狱无异，甚至还有过之。

学者王友琴在《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文革中学生打老师情况的文章，读完之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我震惊得一连几夜被恶梦惊醒。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下午，北师大女子附中高一年级发起“斗黑帮”，那天打斗了五名校领导。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挑重担子之后，又用带钉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经过大约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失去知觉，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尽管医院就在学校对门，但两个小时都没有人送她去医院。后来抬进医院时，人已死了。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死时五十岁，在这所学校工作了十七年。今天迷恋张国荣、刘德华，穿名牌服装，爱吃零食的高中女生绝对想象不到，三十年前，一群同样是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会把她们的老师活活打死。在北师大二附中，学生打死了党支书姜培良，打的时候强迫他十四岁的儿子打父亲，还有人大叫“拿盐撒在他的伤口上”。校长高云的额头上被按进一排图钉，站在烈日下被学生泼开水。甚至小学生也参加了暴行，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班主任被学生逼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被一群不到十三岁的小学生打死。

读到这样的历史，我无法让自己轻松起来。施暴的人也许还在我们身边，而我们亦有可能变成施暴的人，当人们认为什么都富足的时候，匮乏的只有怜悯。温室效应的缘故，气温越来越暖和，与之相反，人心却越来越冷。当穿着狐皮大衣的女士白眼瞥着衣不遮体的民工的时候，当医生无情地拒绝交不起入院费用的重病人的时候，当显贵的奔驰车撞伤行人车也不刹地疾驰而去的时候，殊不知整个人类的境况都是一致的。正如帕斯卡尔所说：“让我们想象有一大群人披枷带锁，都被判了死刑，他们之中天天有一些人在其余人的眼前被处决，那些活下来的人就从他们同样的境况中看到了自身境况，他们充满悲痛而毫无希望地面面相觑，都在等待轮到自己。这就是人类境况的缩影。”在这样的境况下，怜悯是我们共同的体温，在寒冷中让我们互相温暖。《费城故事》是一个所有的当代人都必须直面的故事：最可怕的不是艾滋病，而是恐惧与憎恶的感情。如果让恐惧与憎恶压倒了同情与怜悯，那么还不等艾滋病泛滥，我们就自取灭亡了。如果我们还能将怜悯存留在柔软的心房里，那么我们还有希望在战争、杀戮与灾难之后顽强地生存下去。

第一辑·口吃的人九种武器(3)

轻蔑 轻蔑是忍耐的对立面。中国人有忍耐的德行，却无轻蔑的志气。中国人不缺乏对善良的认同，却罕有对丑恶的轻蔑，所以在中国，丑恶一直驾临在善良之上。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反思了“中国式的好人”的问题。北平这座古城，由千万个胡同、四合院组成，胡同、四合院里有无数个像祁家这样的家庭。他们艰难地活着，忍气吞声、不得罪人、整天陪着笑脸；他们随波逐流，八面玲珑，明明知道什么是卑下的、可耻的，却不敢去指认。他们活下来了，但他们也死去了；活下来的是臭皮囊，死去的是精神。 轻蔑是人的尊严内最后一道防线。一个人还能对那些理应轻蔑的东西表示轻蔑，这就说明尊严尚在。德国占领巴黎的时候，在国家剧院举办音乐会。当有军官在包厢里喧哗的时候，指挥立刻停止庄严的交响乐，哼起一曲黄色小调来，令全场为之惊愕。他冒着被送进集中营的危险，也要表达他的轻蔑。“没有人能够侮辱艺术，即使这个人有决定我的生死的权力。”指挥如是说。最后，趾高气扬的德国人不得不向他道歉。轻蔑，改变了现实中的不平等。弱者轻蔑强者，败者轻蔑胜者，方显英雄之本色。 “虽万人吾往也”，轻蔑的力量四两拨千斤。

首先，你得有轻蔑对方的本钱，倘若与对方同流合污、狼狈为奸，那么轻蔑便无从谈起。对方是淤泥，你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对方是流沙，你是流沙中发出光芒的金子；对方是燕雀，你是展翅高飞的鸿鹄；对方是鱼虾，你是见尾不见首的游龙；如是，你方可以轻蔑对方，你向对方表示轻蔑时，才能理直且气壮。 嵇康是中古最有个性的文人。他有个奇怪的爱好——炼铁。夏天酷暑，他在大柳树下亲自打铁。当时，深得皇帝宠幸的新贵钟会，“精而有才理，乘肥衣轻，宾客如云”，钟会久闻嵇康的大名，乃邀请当进的贤隽之士，一起去拜会嵇康。嵇康在院子里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会等了许久，自讨没趣，只好起身而去。嵇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嵇康一代高人，自是疾恶如仇，将权贵视作一片鸿毛，不给对方留一点面子。而钟会亦是一世奸雄，不动声色，对答如流。脸皮不厚何以能在朝廷中混一碗饭吃呢?后来嵇康果然为他的轻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钟会怀恨在心，向晋武帝进谗言，成为嵇康被杀的导火线之一。然而，倘若嵇康不对钟会表示轻蔑之意，而与他交好，那么嵇康也就不再是嵇康了。

嵇康的朋友吕安，想与嵇康见面，便命令手下准备千里马，飞驰见嵇康。有一次，嵇康不在家，其兄嵇喜邀请吕安进屋。吕安不入，独坐车中良久，离去前题门上作“凤”字。嵇喜十分高兴，还以为吕安在称赞他。殊不知，吕安此字拆开乃是“凡鸟”也。 我常常想，我们离魏晋人的生活态度太远了。我们不敢哭、不敢笑、不敢爱、不敢恨、不敢敬佩、不敢轻蔑，自以为坚强似钢，其实脆弱如玻璃。我们为他人而生活，而不是为自己而生活。我们习惯于看他人的脸色，自己却只能作媚笑，除了媚笑以外，脸上没有其他的神态。像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们、最下等的文官们，以卑微的灵魂换取怜悯。各种公共关系，处世大全被演练、被实践，一切以“厚黑”为旨归，至于尊严、纯洁全不在考虑之列。 我喜欢读武侠小说，最欣赏的不是大侠们的绝代武功，而是他们特立独行的狂狷之气。对那些三脚猫式的不入流的角色，他们不屑于动手，一个白眼便令鸡鸣狗盗之徒屁滚尿流而去。我身上没有惊世骇俗的武功。但我的自尊使我有勇气轻蔑那些利禄熏心之辈。对那些所谓的“学生干部”——“主席”、“书记”、“会长”之类的人，我一向是连白眼也不给。

擦肩而过的时候，把脖子绷得紧紧的，好像身边窜过了一条狗、一只猫。我洞悉他们如何拉选票，如何分配权力，如何拉帮结派，如何见风使舵，全然是梁山草寇的转世灵童。我的蔑视无遮无掩，痛快淋漓，自然会遭来恨意，不过我不怕。木秀于林，风岂能摧之? 我所说的轻蔑是精神上的轻蔑。至于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对外地人，尤其是外地民工的轻蔑，我百分之百地反对，并且对这种“轻蔑”示以我的轻蔑。除了拥有“户口”，所谓的城里人并不一定比乡下人聪明能干。而“户口”的获得，显然与他们本人的努力无关，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是城里人，且在城里作爱罢了。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假如他们诞生在乡下，他们的处境也许会比民工还要糟糕。 要真正让善良成为一种受人尊重的美德，前提就是要对丑恶有轻蔑的勇气。王宝森案件被揭露出来后，对其轻蔑者少，而羡慕者多，“能派专机接港姐来玩弄，能有几百亩地的别墅，死也值得了!”这是百姓们茶余饭后的惊叹。有这样的社会心理机制，恶焉能不泛滥?到头来受恶的折磨的还不是小百姓自己。因此，轻蔑是当下我们最急需的情感——过街老鼠，倘若人人喊打，它不等真的拳头挥上来，早就吓得肝胆俱裂了。

轻蔑那些只应被轻蔑的一切，用你的智慧，用你的勇气。 从容 一个朋友参加学生会主席的竞选，失败后跑来向我诉苦。他讲述了许许多多竞选的内幕，如派遣“间谍”到竞争对手那边去偷窃对方准备的讲演稿，在辩论赛上找好“托儿”提那些事先拟好答案的问题，动用一切关系邀请各方面有头脸有份量的人物去饭店交流感情……而他的失败，并不是个人才华的欠缺，而仅仅是竞选的“技巧”略差一筹。他对失败咬牙切齿，甚至涕泪并下。我没有劝他的心情，因为我的心情也被他破坏得差不多了。“学生干部”还算不上真正的“官”，可学生们对这种“准官”的如痴如醉的迷恋，已经说明我们生活的某些环节出了问题。学生本来是离名利最遥远的一群人，但到了学生也为求名利而不择手段，被名利搞得废寝忘食、心神不定的时候，这个时代便多少显得有些不健康。名利剥夺了我们所有从容不迫的生活乐趣，将我们推上一列没有目的地的、疯狂行驶的火车中。 米兰·昆德拉的新著《缓慢》保持了他以往作品一贯的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力。

《缓慢》触及了现代生活中极为严重的现象：现代人为何失去了从容不迫的生活乐趣?外部生活是那么可怕，工具也是那么可怕，人的内部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昆德拉认为，在慢速和记忆之间，快速和忘却之间，潜藏着一种有机联系。而慢速与记忆的强度必然成正比——“例如一个人在路上行走，突然想起一件事，但记不清细节。这时，他极为自然地放慢脚步。反之，一个人急于忘记他刚才经历的令他不愉快的遭遇时，必将加快步子以便尽快逃过那一段离他太近的时间。”这里，昆德拉揭示了现代人紧张、快速的生活节奏的本质：是用“忙”的借口来回避生命的本真状态。这样，人被锁定在“现在”之中，“过去”和“将来”都被抽空了，“回忆”和“眺望”也都消失了。昆德拉对“缓慢”的发现，希望能警醒现代人：重新审视生活观，重新建构一座轻与重名副其实的天平。现代人认为重要的东西：汽车、别墅、权势、金钱，真的比宁静的心灵、自由的时间、温馨的情感和从容的境界更重要吗? 一九九六年二月发生在英国邓布兰的惨案，十六名无辜的儿童死于凶手乱枪之下。凶手托马斯是个典型的狂人，傲慢而暴躁，他想获得英雄般的位置，全身心地投入到童子军的组织活动中。

心理学家分析他生前的信件，认为他并无任何卑劣的动机，只是想领导、控制少男童男，影响他们身心的发展。然而，家长们不愿把孩子交给他，深深地伤害了这名狂人的自尊。他用拒绝去回答抗争，社区里的人也用与他相同的态度回答他。托马斯绝望了，他写道：“我已尽到一切努力，但我视为生命的事业与自尊仍遭到致命打击，没有生路了。”他感到自己惟一的，也是最后能支配主宰的领域是“枪”。不幸的是，他最后用以毁灭自己与对方的也是它。那天早上起来后，他认真擦干净枪，对每个邻居都投以微笑。他想自己将永远摆脱窘境了，他高昂地抬起了自己的头，然后大步向邓布兰小学走去。托马斯以血腥的屠杀证明了自己能最后一刻控制自己与世界，能向他最需要报复的对象实施最残酷的报复计划——你们不把孩子给我，我也不给你们，我要不到的谁也别想要。 读完报道，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其实，我们身边处处皆有托马斯。他们隐匿在茫茫人海中，平时是个好职员、好公民，但是丧失了从容心境的他们，随时可能受某件突发事件的刺激，从而成为下一个托马斯或“亚”托马斯。心理失衡，被欲望所控制，在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巨大差异中饱受挤压的人，就好像一颗颗随时会引爆的不定时炸弹。

我常常想，是不是我们只能这样生活?是不是我们非得得到那些我们难以得到的东西不可?是不是我们生命的价值必须依靠各种有形的物质来标定?一位美丽的女孩，强迫未婚夫带她一起去拍八万元一套的婚纱照。未婚夫为讨得爱人的欢心，不惜挪用公款，结果触犯刑律。一个在学校当教师的青年，坚决不去参加难得一聚的同学会，因为他觉得有的同学成了老板，而自己一介教书先生，实在寒酸。畸形的比较、汹涌的欲望、焦灼的心态、美妙的白日梦、决心和誓言、奔波和疲惫，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我不相信人只能这样生活，我翻开了《世说新语》，发现古人原来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 《世说新语》中我最喜欢的一则是：“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来，兴尽何必见戴?’”这是一则小巧玲珑的散文诗。从这则故事中，我发现了一种从从容容的、任性自足的生活态度。好一个“何必见戴”！对“兴”的重视，也就是对自我的张扬。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得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生命本身的满足与肯定。

他们远离功利荣名，也就远离了鄙俗和不安。 “不安”是齐克果对现代人生存状况的概括。“不安”是从容的对立面，它揭示了在不可控制的环境中的人所作的一切无望的挣扎。克林顿那样的领袖是不安的，托马斯那样的歹徒也是不安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在他的豪华宅邸中是不安的，他得搅尽脑汁地思考在未来的网络之战中克敌致胜的妙法；古老的英国王室是不安的，他们不得不应付不停地揭丑闻的新闻界；非洲穷国富有的独裁者们是不安的，他们的梦中也会出现鲜血淋漓的军事政变；学校里的学生是不安的，他们紧张地等待着分数的公布，也许一分之差就划出重点与非重点的楚河汉界，从而决定阶级的分野——记得中学时候，一位担任班主任的老师曾恶狠狠地对无辜的我们说：“不认真学习看你们怎么办，只有前五名将来能成为穿皮鞋的，后面的全都只能穿草鞋!”可怜的孩子们能够从容起来吗?北宋时小皇帝折了根柳条，道貌岸然的理学名臣、皇帝的老师程颐便跟过去说，这是伤害自然、有违天道的举动。小皇帝从此不再“从容”了。苏东坡说，这是扭曲人性的教育。然而到了今天，这样的教育从城市渗透到了农村，就连农村的孩子也远离了花草虫鱼，逐渐淡漠了对花草虫鱼的自然的情感。

没有人意识到丧失从容可能导致的恶果，因为要有这种意识，本身就需要某种从容的心态。我在床头贴上一条横幅，是王维的诗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知道，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很难很难。

第一辑·口吃的人九种武器(4)

朴素 时下学者出版专著，扉页的自我简介中往往列上一大串头衔：教授、博导、奖获得者、学会理事、协会顾问、收入某某名人录之中。读者还没有开始阅读著作，便被这些显赫的招牌吓坏了。而我偶然读到著名学者、现代文学研究的奠基者王瑶先生的一部著作时，却发现了这样几句自我介绍：“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这是真正的幽默。在幽默的背后，我看到了一种本色的朴素。学界泰斗的王瑶先生，终身保持着这种朴素。可惜我来到未名湖畔的时候，先生已经去世了，我无缘与乘单车横冲直撞的先生相遇。而先生的这段自我介绍，足以令今天一打两打的学者们为之汗颜。 我常常怀念那些这个时代所稀罕的品质，正如人们热心保护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朴素显然是其中之一。有一次，我到一名暴发的朋友家里去，他家里装修得让我眼花缭乱：水晶吊灯、柚木地板、大理石浴缸、希腊裸女像、真皮沙发，沙发旁边摆着一盆文竹。在这样的氛围内，文竹是那样格格不入——因为文竹是一种朴素的植物，把它摆在珠光宝气的客厅里，文竹难受，人也难受。

主人浑然不觉，我却全身起鸡皮疙瘩，为文竹不忍，也为自己不忍，更为被亵渎的朴素而感到痛心。 世间没有靠得住的财富，而朴素却是一种绝对靠得住的品质，是人永远的财富。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迁到昆明成立西南联大。联大八年，培养出一大批星光灿烂的杰出人物，自然科学家有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华罗庚；人文学者有何炳棣、朱德熙、吴晗；文学家有穆旦、汪曾祺、郑敏……在极为艰难的环境里，西南联大涌现出来的人才比三校前十年、二十年的总和还要多，这成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谜。其实，谜底很简单，只有两个字——朴素。 当时的师生，把学术作为第一任务。既没有条件也没有闲功夫追求舒适的生活。学生的衣着，多数是褪了色的黄制服，天气冷了就加一件黑色棉大衣，脚上是家制的布鞋或三元一双劣质皮鞋，露脚跟的线袜自然占优势，甚至缀着一层层各色补丁，沾有三千四百公里征尘的粗布湘袜也有人穿。教授们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吴大猷回忆说：“那时，我有一条黄卡叽布裤子，膝盖上都补了像大膏药一样的补丁。虽然学校里有人穿得好一点，但无论谁穿什么，倒也没有人感到希奇。”

客观上，战时物资匮乏，无法享受锦袍华服；主观上，整个身心都浸到学术研究中，物质上但求温饱就行了。谁有才华、谁有成就，谁就受到尊敬；而不像今天一样，谁有钱，谁有权，谁就受到尊敬。西南联大奉行这种朴素的价值观，为中国学术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朴素是生命的动力，放弃朴素，也就丧失了生命的动力。朴素既是坚持又是失去，失去的是无限膨胀着的享受欲，坚持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纯洁性。朴素与矫情、虚假及谎言无缘。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官方的传记宣扬说，他的遗物只有几件打着补丁的外套和他喜欢的桦木鞋。这种“朴素”是制造出来的，因为稍有常识的苏联公民都知道：斯大林在国内有几十座豪华别墅。在别墅里，斯大林常常通宵达旦地大宴群臣。一桌山珍海味刚动一点，他就醉醺醺地吼叫：“换掉!”于是侍从连桌布一起撤下，又换上一桌美食。要把这样的领袖树为朴素的典型，只能弄巧成拙。二十世纪真正称得上朴素的政治领袖大概只有印度的圣雄甘地了。甘地以白布裹身，赤脚行走在祖国多灾多难的土地上，让自己的灵魂感受到土地的冷暖干湿。甘地从不为自己的影响力而骄傲，临终前他也只说了这么一句：“在这可爱的印度，有她的一个卑微的儿女，够坚强，够纯洁……”

这种朴素是天地之气孕育出来的朴素，它能轻而易举地战胜困厄、仇恨和麻木，甚至是死亡。我终于理解了这位衰弱的、瘦小的老人的魅力所在，也是两个字——朴素。 我喜欢穿朴素的衣服，喜欢听朴素的歌曲，喜欢读朴素的诗句，如陶渊明的诗句：“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真理往往是最朴素不过的，这两联像大白话一样朴素的诗句，却道出了生与死、个体与世界之间千变万化的纠葛的真相。我喜欢朴素的朋友，有空来我简陋的小屋坐坐，喝一杯并不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