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挑战西学范式：钱钟书的反“体系”论第35节 诗话的复兴：一种反思之维(1)

诗话是一种“片段性”的文学批评形态，它为唐以来历代学人所习用，但在近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进程中，已逐渐绝迹。和“札记体”著述一样，诗话也往往是若干没有直接关联或逻辑联系的知识片段的连缀，因此，诗话也可以说是一种“札记体”的文学批评形态。其具体特征为结构比较松散，内容比较驳杂，行文也比较散漫，作者的种种玄思妙想、审美感悟以至美学趣味、生活情趣也因而得以较本真地呈现，这也就是诗话何以更贴近人的生命体验、更贴近所考察作品、更具“文学性”和“可读性”的原因。笔者注意到，钱钟书在肯定“片段思想”的价值时，对“诗话”的特征作了点评，他说：“我们孜孜阅读的诗话、文论之类，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系统。”由此可见，诗话的日趋绝迹，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学人渐重“理论系统”和“周密思想”的研究取向在文艺研究领域的直接体现。 那么，“诗话”这种文学批评形态是否还有复兴的可能和必要呢？笔者对此持肯定的态度。首先，纵观二十世纪以来的文艺研究，“系统化”的、“有计划有步骤”的研究模式日益占据了主流地位，它固然使我们对文艺问题的思考更周到、更全面，但由于“系统化”研究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非偶然性”

，因此，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模式如“诗话”体以及“评点”体所显示出的即兴而发或有感而发的偶然性特征便受到抑制，这一方面使当前的文艺研究由于过分追求计划性和论述的步骤而显露出“程式化”的倾向，并透出一股学术八股的气味，另一方面又使非系统化的、更重“兴会”和偶然性的文学研究模式得不到相应重视。因此，“诗话”的复兴就不仅有助于文艺研究可能性空间的拓展，也有助于文艺研究“程式化”倾向的反拨。 其次，相对于文艺研究领域中所涌现的种种“理论系统”和“历史系统”而言，“诗话”或“评点”体著述显然更注重钱钟书所推崇的“具体的鉴赏和评判”（54）。而注重“具体的鉴赏和评判”，说穿了，也就是注重文本分析和审美评价，这对于文艺研究领域而言，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但由于不少“文学概论”或“文学史”的作者，或沉湎于纯理论的思考而轻忽了文艺创作的实践，或热衷于“宏大叙事”而荒疏了文本细读的功夫，因此，强调“具体的鉴赏和评判”，就显得很有针对性和迫切性了。钱钟书曾描述过那些缺乏具体分析意识的文学批评家的特征： “他的眼界空旷，没有枝节零乱的障碍物来扰乱视线；比起他这样高瞰远瞩，旧的批评家未免见树不见林了。”

（55） 如果说，那些一味拘执于“零乱枝节”而缺乏“高瞰远瞩”的理论视野和历史眼光的批评家，未免有“见树不见林”之嫌，那么，那些缺乏具体分析意识的批评家，便难免“见林不见树”之讥。（56）笔者以为，恢复传统的“诗话”体以及“评点”体，将有助于克服文艺研究领域存在的“见林不见树”之弊。因为，“诗话”体“摘句为评”的传统和“评点”体“随文而作”的特性，无不体现出对文本分析和细部分析的重视。 其实，早在六十年代，著名戏剧家丁西林就已开始提倡恢复“评点”体。他多次倡导“由前辈剧作家、剧评家每人选一篇话剧名著，不分古今中外，加上观点、立场正确的金圣叹式的批语和解释”。（57）他还亲自作了示范性的试验：译批了英国著名剧作家巴蕾的独幕剧《十二镑钱的神情》。但由于后来无人响应，此项倡议也就被搁置下来。直到近些年，才有学者重拾丁先生的话题，对恢复“评点”体的“现实意义”（有助于克服“空疏学风”）给予了肯定，这位学者还承丁先生之余绪，完成了对丁先生本人的作品《酒后》与《压迫》二剧的“批注”，并在“现代（文学）作品鉴赏”课上作了试讲，结果引起热烈反响，听课者纷纷反映，这种“评点”式的“细读”

要比泛论丁西林戏剧的思想与艺术特色“切实得多”。（58） 面对“评点”体在现代学术语境下的尝试与成功，笔者对“诗话”体的复兴有了更充足的信心。不过，由于传统“诗话”、“词话”的研究对象是古诗词，表达形式一般是文言文，这就给“诗话”体在当代语境下的“复兴”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以白话文的形式对自由诗等白话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及相关背景（范围广于旧时所说的“掌故”），作出“片段性”的但又意味隽永的评介，且又能在统一的风格下连缀成篇？这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去尝试去探索的问题，迄今尚未看到经典的范例。但钱钟书的《谈艺录》作为在现代语境下写成的融合了新思维的旧诗话，已为后来者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另需要强调是，对“诗话”的复兴不应作胶柱鼓瑟的理解，它既不是文学研究形态上的复古，也不单纯是“诗话”体的现代转化。事实上，笔者强调“诗话”的复兴，并欣然于“点评”体的重现（59），最根本的着眼点并非诗话或点评本身，而是非系统化的、更重“兴会”和具体鉴赏的文学（人文）研究模式在近现代中国学术演变之大趋势下的命运和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