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巴别塔的废墟上：钱钟书的文学解释观第26节 “阐释循环”与意义理论

钱钟书在关于“阐释循环”的增订文字中指出：狄尔泰的“阐释之循环”，“为意义而发”。（61） 又指出：“当世治诗文风格学者”L.Spitzer（按，即利奥•施皮策，著有《解释文学的方法》一书），“标举‘语言之循环’，实亦属一家”；“法国哲学家”M.Merleau-Ponty（按，即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一书作者，著名现象学家）“谓理解出于演进而非由于积累：‘其事盖为反复形成；后将理解者即是先已理解者，自种子而萌芽长成耳。’”。而“先已理解者”正“语言之循环”所谓“预觉”、“先见”（anticipation,Vorsicht）。（62） 由于“前理解”（“先已理解者”）、“先见”等哲学观念的介入解释学，直接与解释学的“本体论转折”相关，因此，钱钟书在此增订文字中对“阐释循环”的理解，已超出了“本体论转折”之前的解释学范畴。 犹需关注的是，钱钟书在这段增订文字中，首先突出了“阐释循环”为“意义”而发这一事实。而对“意义”（主要是指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即语义）的思考所形成的“意义理论”

（theory of meaning），乃是西方二十世纪盛行的“语言哲学”的“核心内容”（63） 。 “意义理论”所关涉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语言表达式根据什么而具有意义？”（64） 后期维特根斯坦对此作了“功用论”的回答。他认为，只有在语句的语境中才能找到词的意义；同时，他主张词或词组的意义取决于它们在一定语境中所发挥的作用。如他说：“根本谈不上有意义（meaning）这么一回事，有的只是……词究竟是如何被使用的。”（65） 狄尔泰则认为，（语言）表达式在一般“上下文”（即“语境”）中出现，或者说，（语言）表达式是结构的组成部分，这些结构限定了它们的意义，它们也影响了结构的意义。具体而言，语词影响了它们所由出现的句子的意义，但也部分地被这些句子的意义所决定（66） 。 显然，狄尔泰“循环论”式的“意义理论”与维特根斯坦的“功用论”相通，并且，这种“循环论”式的“意义理论”实际上构成了循环“循环”阐释这一解释学方法的认识论依据：既然语言表达式的意义与结构的意义互为“循环”，那么，无论是想“理解”语言表达式的的意义，还是想“理解”

结构的意义，都应在由语言表达式到结构，又由结构到语言表达式的“循环”阐释中实现。 与此相应，钱钟书对“循环”阐释方法的推崇和对单向解经模式与“未能通观一体”的阐释模式的否定，也以“意义理论”为其认识论依据。 通观钱钟书“阐释循环”论的上下文，与“意义”相关的概念可以归结为两个层次：一为局部的“意”（“字义”、“词意”、“全句之意”），一为总体的“志”（“全篇或全书之指归”）。钱钟书引申王安石的“辞之终始”说指出，字、词、句（text ）的意义，受语境（context）的限制，这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功用论”意义理论相通。钱钟书又指出，“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按，即“志”）”，这表明作者意图（“作者立言之宗尚”）、作者所处时代的流行文风、文章体例（“修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构成了总体之“志”的语境，只有把握了这种语境，才能对总体之“志”有一先于著述原文（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的“前理解”，带着这种“前理解”去解读原文，走的是“探本以穷末”的解释路径，它往往能使拘泥于“字之诂”

（字义的考释）所造成的难题迎刃而解，如戴震所谓“《诗》之词不可知”，“得其志则可以通乎其词”，而《论语》“思无邪”一语，可涵盖《诗经》作者的意图，并使读者“概知”《诗经》的总体之“志”，进而求得“文字语言”之可“通”。 笔者注意到，作为对前文讨论的补充，钱钟书紧接着又对总体之“志”的“志”的三重含义也即“志”之三名作了考察（67） 。他指出，“志”之一字有三义，一指“心事之不可告人者”，如“郑伯志在于杀”的“志”，一指“心事之可公诸于众者”，如“诗言志”的“志”，一指“记载之斑斑可见者”，通“记”，如“军志曰”的“志”。而前二“志”，虽字义相反，其为“意内”则一。后一“志”，则相当于“言外”。钱钟书将“全篇或全书之指归”对应于“志”，则此“志”当解为“意内”。而“意内”付诸“言外”，往往难免“常恨言语浅，不及人意深”之憾。因此，“全篇或全书”作为“言之在外者”，与“全篇或全书之指归”作为“意之在内者”，必然隐含着“言语浅”与“人意深”的矛盾。这种“言不尽意”的矛盾，钱钟书在“《老子》卷论第一章”

作了深入阐发，他指出： “语言文字为人生日用所必须，著书立说尤寓托焉而不得须臾或离者也。顾求全责善，啧有烦言。作者每病其传情、说理、状物、述事，未能无欠无余，恰如人意中欲出。务致密则苦其粗疏，钩深赜又嫌其浮泛；怪其粘着欠灵活者有之，恶其暧昧不清者有之。立言之人句斟字酌、慎择精研，而受言之人往往不获尽解，且易曲解而滋误解。……“解人难索”，“余欲无言”，叹息弥襟，良非无故。语文之于心志，为之役而亦为之累焉。” （68） 那么，钱钟书在此处揭示的“言不尽意”（“未能无欠无余，恰如人意中欲出”）、言难“尽解”（“受言之人往往不获尽解”）的言意矛盾，与他在阐发“阐释循环”时所说的“义解圆足”，是否也有“自语相违”之嫌呢？ 笔者认为，作者所欲表达的意义（“人意”）与语言文字所传达的意义（语义）是有差距的。通过“循环”阐释，也许对语义能有一“圆足”之把握，但未必能“尽解”作者所欲表达的意义。因此，钱钟书对“言不尽意”与言难“尽解”之言意矛盾的揭示，可说是对其“阐释循环”论的深层次补充，所谓“又下一转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