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巴别塔的废墟上：钱钟书的文学解释观第23节 西方“阐释循环”论述要(2)

钱钟书随后援引伽达默尔的观点指出，“此（即关于“阐释循环”这一现象的认识——笔者案）盖修词学相传旧教，阐释学者承而移用焉”。（19）从前述西方学界关于“阐释循环”的基本定义或通行解释来看，阿斯特对作为“理解和认识”基础的“个体”（局部）与“全体”（整体）之互动性的描述，确乎开启了西方“阐释循环”论的源头。 不过，尽管阿斯特首申“阐释循环”之义，也就是最先揭示了认知过程的循环性，但首先将“阐释循环”之义引入解释学思考的则是施莱尔马赫，而在施莱尔马赫的基础上将解释的理解这一认知过程中的循环性予以深入阐发并予以正式命名的则是狄尔泰。 狄氏以文学文本的诠释模式为切入点，揭示了“阐释循环”所包含的相互依赖的三种关系：1）单个词与作品整体；2）作品本身与作者的心理状态；3）作品与它所属的类型。在每一种情况中，问题都是怎样将已知与已经验的部分（个别的词或文本本身）与更大的、首先是未知和决不能全知的背景关系联系起来。正是这更大的背景关系给予已知的东西以意义。 不过，狄尔泰所谓“阐释循环”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意义上，它也指涉着解释活动中理解与经验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文本有待解释者的解释；另一方面，解释者只能理解他的经验准备让他看到的东西，解释者总是根据他自己的经验来理解或解释对象，或者说，解释者总是用他的经验作为一种工具来揭示未知的东西之可能的在，解释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与解释者的经验联系在一起。例如，西方读者往往很难理解宝黛式的爱情模式；中国读者也不易把捉牛津味的学人小说中某些幽默手法的寓意。这是因为内在于一种解释活动的这种循环限制了解释者解释的范围。 理解与经验之间的这种循环关系当然也存在于哲学与历史知识中。在哲学中，知识对于认识者经验的依赖限制了世界观分类与解释的有效性。例如，体系是靠比较各个互不联系的体系，强调它们的共同之处来分类的。但在这样做时，解释者已经有了一个最初的基本体系是什么的观念。“这里，人们陷入了循环”，因为体系是什么的先定观念本身是判断与推理的结果，这反过来又预设了概念体系。” （20） 对于历史知识的获取而言，循环在两个层次上发生，首先，在事件的实际过程的历史重建与这些事件的更广泛的意义之间的相互依赖这个层次上；其次，在历史学家的生活经验与他对过去的解释之间的相互依赖上。

狄尔泰认为，“生活与生活经验是对社会——历史世界的理解不断更新变动的根源。从生活出发，理解进入更新的深度。” （21）这表明他不把阐释循环看作是败坏知识的恶性循环。既然狄尔泰肯定了阐释循环的功能，那么似乎他是准备放弃客观的历史知识的理想，而赞成一种把历史研究看成是对于人类经验的未知领域的不断探索。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他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了解决阐释循环提出的问题，狄尔泰按照艺术作品的模式来塑造他的历史理解的概念。 狄尔泰认为，过去与现在的作者都没有提供关于实在本质的真理，但他认为人们可以说有关他们具有个人经验的那个领域里人类生活的真理。实际上，人所产生的一切产物都表达了人类生活，讲的也都是关于生活。在他看来，艺术作品最真实地揭示了生活，给研究者提供了人类生活的真实客观的真理。历史学家在许多方面类似艺术家，他们写成的历史类似于艺术作品，因为为历史本身是作为艺术大师的生命所创造的艺术品。这样，狄尔泰把时间上的整体或“各种历史”如罗马史看成是可与艺术作品相比的对象。一般地说，这是可以客观地认识的对象，因为它们与研究者相隔着一段距离。

（22）这就意味着，在狄尔泰的观念体系内，解释的主观性并非不可以消除；解释者可以借助他与解释对象之间的距离感（如时间距离）来获得客观知识。但在作为狄尔泰后继者的彼得•索迪（Peter Szondi）看来,对作品的解释可能完全是主观的。他指出，即使有一个确定作品意义或作者试图表达的意义的标准，关于作品意义或作者意图比如说m的解释，也只有通过批评家的主观理解才能得到适当的验证。（笔者案，索迪否认一部作品的意义取决于其作者试图表达的意义。）而衡量一种解释正确与否的标准是这种解释是否明白——就是说，要看这种解释对于批评家来说是否可以凭直觉理解，是否可以不言自明。索迪试图通过这样的论证——我们无法用别的方法验证或证实一种解释——来说明这一点:

语言学的论证依赖于理解，这种论证方式与数理验证有很大的不同。这不仅仅是因为必须对论证的每一个步骤都理解，而且因为只有通过解释才能揭示出作为证据的那些事实的特点，反过来这些事实又指导解释。证据与理解的相互依赖就是解释循环的一个例子。那些否认只有对一个事实进行解释，这个事实才能证实一种解释的正确性的人们，由于错误地认为理解是一种引向认识的直线运动。因此，曲解了理解的循环。然而由于语言中不存在着这样的直线，因此，只能把这些事实看作一种提示，而不能当作客观证据。（23）

索迪关于作为解释正确性证据的事实只是一些“提示”而不是客观证据的说法，显然意味着对作品的解释纯粹出于解释者的主观臆断。因为，如果事实（f）不能成为某种解释（J1）的证据，不能用来反对另一种解释（J2）是因为f证明J1还是J2取决于它们之中哪一个对批评家是自明的，那就意味着f指示J1还是指示J2取决于某个批评家的偶然解释。（24） 笔者以为，索迪在将“解释正确与否的标准”定位为“这种解释对于批评家来说是否自明”这一点上，固然因为过于突出主观性而有主观主义之嫌，但他将“作为解释正确性证据的事实”视为一种“提示”的观点，却极具启示性；其次，他所补充的“阐释循环”命题的新义例——“证据与理解的相互依赖”，以及相应的论点“只有对一个事实进行解释，这个事实才能证实一种解释的正确性”，均不失理论的深刻性。当代意大利著名文论家艾柯（Umberto Eco）对“阐释循环“这一“古老却仍然有效”

的命题所作的重新定位，就与索迪的观点非常契合： A text is a device conceived in order to produce its model reader. I repeat that this reader is not the one who makes the ‘only right’ conjecture. A text can foresee a model reader entitled to try infinite conjectures. The empirical reader is only an actor who makes conjectures about the kind of model reader postulated by the text. Since the intention of the text is basically to produce a model reader able to make conjectures about it, the initiative of the model reader consists in figuring out a model author that is not the empirical one and that, in the end, coincides with the intention of the text. Thus, more than a parameter to use in order to validate the interpretation, the text is an object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builds up in the course of the circular effort of validating itself on the basis of what it makes up as its result. I am not ashamed to admit that I am so defining the old and still valid ‘hermeneutic circle’.”

（25） （“文本被构造出来的目的是产生其理想读者。我想重复强调的是，这种理想读者并不是那种能做出‘唯一正确’推断的读者。文本能够预见有权多方揣度的理想读者。“经验读者”只是一个演员，他对文本所假定的理想读者的类型进行推测。既然文本的意图主要是为了产生一个能对其自身进行种种揣测的理想读者，那么标准读者的积极作用就在于能够勾勒出一个理想作者，此理想作者并非经验作者，它最终与文本的意图相吻合。因此，文本就不只是一个用以判断解释有效性的参数，而是解释在论证自己有效性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客体。这一论证过程带有循环性：解释的产物即是论证解释有效性的基础。我不羞于承认我是在重新界说那个古老却仍然有效的‘阐释循环’”——系笔者重译（26）） 显然，艾柯的观点可以简约为“只有对一个文本进行解释，这个文本才能证实一种解释的有效性”，这与索迪所谓“只有对一个事实进行解释，这个事实才能证实一种解释的正确性”，如出一辙。他们的观点均显明了如下认识：解释过程无法回避循环性。问题在于，此种以循环性为特征的解释过程是否等同于被冠以“恶性循环”或“逻辑错误”之名的“循环论证”呢？

笔者以为，阐释循环在强调部分与整体、理解与经验的相互依赖性上，类似于循环论证，不同之处在于，阐释循环同时还强调通过部分与整体、理解与经验之间的往返互动而扩大知识视野并获得对事物的更深入的了解，用前引狄尔泰的原话来说就是，“生活与生活经验是对社会——历史世界的理解不断更新变动的根源。从生活出发，理解进入更新的深度。”这就意味着阐释循环为认识提供了新的信息。而循环论证的根本症结则正如前文所总结的那样：它并没有为认识提供任何新的信息——它只是以某一对象作为其实根本就是同一对象的依据，虽然两者可能有着不同样的名称，它只是同语重复而已。 以上介绍了“阐释循环”在西方学界的通行解释及该命题与“循环论证”的基本区别，本文接下来将对“阐释循环”的本体论意义及相关争议予以说明。由于解释学的“本体论转折”乃是西方解释学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因此，关于“阐释循环”之本体论意义的介绍，便是无法回避的环节。 按照西方学界目前的共识，解释学之“本体论转折”的肇始者乃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而首次在本体论意义上界说“阐释循环”命题的，也是海德格尔。并且，海氏论说“阐释循环”

之本体论意义的一节文字，乃是此后从本体论角度考量“阐释循环”命题的的逻辑起点，如海氏的学生、“哲学解释学”的创建者伽达默尔及法国哲学解释学大师利柯（Paul Ricoeur），均围绕此节文字探讨了“阐释循环”的本体论意义，特征引如下： “把这个循环（阐释循环）降低为一种恶性循环是不行的，即使降低为一种可以容忍的恶性循环也是不行。在这种循环中隐藏着一种最基本的认识的积极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只有在如下情况中才能得到真实理解，那就是：解释领会到它的最先、最终和持久的任务是决不允许我们的前有、前见和前设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而是要根据事物本身来找出这些前结构，以此保障课题的科学性。” （27） 伽达默尔在《历史意识的问题》一文中引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的这段文字，然后加以阐发道：“这几行话不仅宣布了加诸理解实践的条件；它们也描述了当解释要理解适合‘事物本身’时它进行的那种方式，理解蕴含的循环的肯定的本体论意义第一次得到明确的肯定。……为了要可靠，探究的注意力必须集中在事物本身，这样，好象可以‘亲自’掌握。

例如，同样明显的是，忠实于文本意义的理解不是一个简单的、多少模糊的希望的问题，也不是‘好的或虔诚的意向’的问题，而是具有象海德格尔设计为解释的理解的‘最先、最后和持久的任务’的那种纲领同样的意义。理解循环的特性恰好是导致解释者严格遵守这个纲领的那种努力的结果，尽管在他研究的过程中会犯任何错误。” （28） 从伽达默尔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到，所谓“阐释循环”的“肯定的本体论意义”，即是说“阐释循环”不是第二性的东西，它表明了前有、前见、前设和前判断在一切理解中所起的作用。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领会的循环不是一个由任意的认识方式活动于其间的圆圈，这个词表达的乃是此在本身的生存论（或译‘本体论’，——笔者案）上的‘先’结构（或译‘前结构’，“预期结构”，——笔者案）。” （29）此外，“阐释循环”的本体论特性也指明了个体在世的基本状况。个体本质上是由解释的理解构成，并是从事解释的理解的在者。这里讲的“事物本身”不能被误解为这些事物“自在”着，个体必须去除自身的一切前结构和前判断，以客观地掌握和认识它们。

相反，事物本身的意义只有通过理解的循环，即一个预设了使个体能理解的前结构的循环才能掌握。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领会中的循环属于意义结构。意义现象植根于此在的生存论状态，植根于解释的领会。”（30） 伽达默尔阐发乃师“阐释循环”论的最重要的结果是，它厘清了解释者与他试图理解的东西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作为解释者个体必须学会响应其试图理解的艺术品、文本、传统、他人和各类生活形式。他必须参与或分有它们，倾听它们，向它们所说的东西及它们对其所讲的真理开放。只是由于构成个体在世前提的前结构和前判断，他才能做到这一点。伽达默尔进一步指出：“但不要使我说我实际上没说的东西；我并没说当我们倾听某人或当我们阅读时，我们应该忘记自己的观点，或使我们自己避免形成一个关于传达内容的先人入见，实际上，对他人的观点，对文本等等开放，立刻就意味着它们处于我的观念体系中，或者这样说更好，我使自己处于同它们的关系中……”（31） 利柯在考察了海德格尔、伽达默尔这一对师生的“阐释循环”论的基础上指出，伽达默尔“正确”探究的结论，来自于人文科学的解释学对海德格尔从“此在”

的暂存性中抽取出来的解释循环结构这一事实的探讨： “我们都熟悉《存在和时间》论理解力的一段（第31段，——笔者案，疑为32段之误），其中，海德格尔积累了许多表示前缀‘在前’（先—有，先—见 先—握，——笔者案，或译前有，前见，前设）的词语，以一种预期的结构（这是人类在存在中的地位的一部分）建立了人文科学的解释学循环。……海德格尔因此影响了对成见问题的基本改换，成见是预期结构的一部分（《存在与时间》英文版第190页；德文版第150页）……海德格尔也许把哲学的解释叫做‘派生的模式’（《存在与时间》第194页；德文版第152页）。但它一直是检验的标准。在这儿，我们能够看出从错误的循环撤退的必要性。在这个循环中，鉴于哲学解释根据借用精密科学的科学模型对它自身进行理解，哲学解释转向了我们属于真正存在的预期结构所形成的正确循环。” （32） 在肯定了海德格尔从本体论或存在论的高度定位“阐释循环”命题的意义之后，利柯又对海氏师徒未能将 “阐释循环”回复到“正确的方法论方面”提出了“质问”： “海德格尔对从构成我们的预期结构回复到在正确的方法论方面的解释学循环的运动不感兴趣。

确实令人遗憾，因为在回复的过程中，解释学很可能受到批判，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批判。因此我们从回复运动引起的困难开始，质问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在这运动中，哲学解释是一种‘理解的派生模式’的观点可能单独赋予合法性。但若没有尝试进行派生，仍然不能表明预期结构本身的基本性。只要没从中引导出什么，就无所谓基本。” （33） 利柯的意思是说，海氏师徒所揭示的“理解”的“预期结构”（“前结构”）的“基本性”，也即“存在论上的循环结构” （34）的“基本性”，如果不通过具体的解释实践加以体现，也就是“没有尝试进行派生”而“引导出”任何新的认识，“就无所谓基本”。换言之，海氏师徒在将“阐释循环”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之后，忽略了该命题的方法论意义。 综括而言，“阐释循环”这一为人文科学从”唯科学主义”的困扰下摆脱出来、并为“解构主义”提供了必要理论支撑的解释学命题，自19世纪德国哲学家阿斯特首申其义之后，不同历史时期的解释学学者从各自的理论框架出发，先后对该命题进行了重新定位。

因此，该命题在理论内涵上有着相当丰富的历史积淀，但其基本定义或在西方学术圈内的通行解释却大致不超出古典解释学大师狄尔泰的界说：“为了理解某个语言单位的组成部分的确定含义，我们必须对整体的含义有预先的把握；然而，我们只有了解了部分的含义，才能了解整体的含义。”而将该命题上升到本体论或存在论意义的，则是西方解释学之“本体论转折”的肇始者、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当代哲学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和利柯，均围绕海氏之论从本体论高度考量了该命题。究其实质，所谓“阐释循环”的本体论意义，即是指作为人之存在方式及解释实践前提的“循环结构”：当我们尝试进行理解时，我们已预先有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