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个时代的终结第6节 钱学大观（1）
1、钱学简史 总览“钱学”（QianStudies，钱钟书研究）的格局，基本可以依照人们对钱钟书“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两方面成就的注释、分析和评价，区分为两大版块，即：1）关于《围城》（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初版）的研究，兼及其他文学作品如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上海开明书店，1941，初版）、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开明书店，1946,初版）、旧诗集《槐聚诗存》（三联书店，1995，初版）等的研究；2）关于钱钟书学术的研究，具体研究对象则是《谈艺录》（开明书店，1948，初版；中华书局，1986，补订本）（49）、《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初版；1986，再版）、《七缀集》（含《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初版；1994，修订本）、《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初版）、《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初版）等。 从“钱学”的发展来看，笔者以为，国内“钱学”史大致可区分为如下四个阶段：1）民国时期，属“钱学”初兴期；2）建国后至管锥编初版（1949-1979），属“钱学”
萧条期；3）《管锥编》初版至钱钟书逝世（1979-1998），属“钱学”勃兴期；4）钱钟书逝世之后，“钱学”走向缅怀与深化期。 自1938年夏从海外留学归国之后，钱钟书进入了文学创作及学术思考的高峰期，在49年之前的十年内，他先后出版了《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围城》、《谈艺录》及包括英文论文《17、18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intheEnglishLiteratureoftheSeventeenth,EighteenthCentury”，分三部分刊于《图书季刊》，1940年12月号，1941年6月号，12月号）在内的各类外文著述，还有各类单篇文章（基本收于《钱钟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初版；少量佚文见《钱钟书集》之《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三联书店，2001年,初版）。1934年，钱钟书还自费刊印过一部旧诗集《中书君诗初刊》。在民国时期，钱钟书作为学者的地位并不十分凸显，他主要因其“诗人”和“作家”的身份而成为时人的关注点。
其主要学术著作《谈艺录》的价值并未得到充分认识，有学者甚至只着眼于其值得商榷之处，并归纳出“疏于辩正”、“造语失贴”、“征引未周”、“文有脱误”、“诠释欠妥”、“评语自相矛盾”、“注或衍或漏”等七类问题。（50）与此形成对照，他的诗歌艺术与小说艺术倒是颇受重视，当时旧诗界领袖陈衍在《石遗室诗话续编》中选录了钱诗中的两首并若干警句，并下以“多缘情凄惋之作”之断语，更劝戒其“汤卿谋不可为，黄仲则尤不可为”。（51）这大约是关于钱著的最早评论之一了。自《围城》出版后，两年内共印行了三版，当时的评论界对该小说既有“赞美”，也有“谴责”，褒之者将其定位为“学人小说”、“新《儒林外史》”，贬之者则指责该小说“有的只是色情”、“只会教人联想到肉欲”。（52）但无论或褒或贬，《围城》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反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不难理解有人何以会有如下印象：“在抗战末期，钱钟书和张爱玲女士同时是上海红极一时的作家。”（53） 建国后至“文革”
前的十七年内，钱钟书继出版《宋诗选注》（1958）一书后，仅发表了《通感》（1962）、《读〈拉奥孔〉》（1962）、《林纾的翻译》（1964）等寥寥数篇文章。这一时期对钱钟书的研究，除了围绕《宋诗选注》发生过一次带有政治色彩的学术争议之外（54），别无可陈。 1979年，《管锥编》初版，钱钟书随后进入了对其已有成果加以整理、增订与补订的时期，新发表的著述则仅有《槐聚诗存》、《石语》及序跋、开幕词等若干短章。在《管锥编》初版之年，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首倡“钱学”，并指导其研究生专攻《管锥编》。（55）此后，钱钟书研究有了广泛、迅速的发展。
在钱钟书逝世前的将近二十年内，出版有学术专著《碧海擎鲸录：钱钟书美学思想的历史演进》（何开四，成都出版社，1990）、《〈管锥编〉述说》（蔡田明，中国对外友谊出版公司，1991）、《钱学论》（陈子谦，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修订版）、《钱钟书〈谈艺录〉读本》（周振甫等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语象论——〈管锥编〉疏证》（臧克和，贵州教育出版社，1992）、《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胡范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真精神与旧途径——钱钟书人文世界探幽》（胡河清，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钱钟书与现代西学》（季进，上海三联书店，2002）等约八部，论文集《〈管锥编〉研究论文集》（郑朝宗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撩动缪思之魂——钱钟书的文学世界》（辛广伟等遍，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钱钟书评论》（范旭仑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等约三种，研究索引与资料集《管锥编谈艺录索引》（陆文虎编，中华书局，1990）、《钱钟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田蕙兰等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记钱钟书》（牟晓朋等编，大连出版社，1995）等约三种，专门学术刊物《钱钟书研究》（钱钟书研究编辑委员会编，文化艺术出版社，已出3辑）、《钱钟书研究采辑》（陆文虎编，三联书店，已出2辑）、《钱钟书研究集刊》（上海三联书店，已出2辑）等三种，传记《钱钟书传稿》（爱默，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钱钟书传》（孔庆茂，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钟书传》（张文江，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等数种，各类单篇文章数百种。
总体来看，在“钱学”史的勃兴期，“钱学”已成为广受关注的学术领域，研究范围较前两个时期有了巨大发展，研究者从文艺学、哲学、史学、语言学、训诂学、翻译学、比较文学、中外文化关系等各个角度对钱钟书已出版的几乎所有著述，都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研究，这就为进一步深化对钱钟书的研究奠定了深厚而广博的基础。 钱钟书逝世之后，钱钟书研究进入缅怀及深化期。从国内到海外，人们纷纷对这位给他们带来审美愉悦、学术启示和人生智慧，并在中西文化的会通方面卓有建树的作家（writer）兼学者（scholar），表达了深切的怀念之情，此类文章结集为《一寸千思——忆钱钟书》（何晖等编，辽海出版社，1999）、《不一样的记忆——与钱钟书在一起》（沉冰主编，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等几种。与此同时，海内外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对钱钟书进行盖棺论定式的历史定位，其中颇具影响的，则是以余英时为代表的钱钟书之死象征着一个时代“终结”之论。笔者有理由期待，在缅怀与初步的历史评价告一段落之后，对钱钟书的研究会进一步向深度掘进，也许，这才是对一位文化老人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