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新中国钓鱼台第38节 国宾馆设计师的回忆
在钓鱼台兴建国宾馆确定之后，新中国著名建筑师张开济承担了钓鱼台国宾馆的设计。36年之后，建筑大师张开济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文章给我们披露了当年国宾馆在设计和施工等方面鲜为人知的事情。 在十大工程破土动工之时，钓鱼台国宾馆的兴建工程也已展开。 新中国著名建筑师张开济承担了钓鱼台国宾馆的设计，与他合作的建筑师是刘友鎏、徐文如。 张开济，1912年出生于上海，1935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1936—1937年，任上海、南京基泰工程司助理建筑师。1937～1939年，任成都、重庆新华兴业公司建筑部建筑师。1939～1941年，任上海鹏程工程司建筑师。1941～1942年，与费康、张玉泉合作开办上海大地建筑事务所。1942～1949年，开办上海、南京伟成建筑师事务所。1950年以后，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同时兼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土木建筑学会副理事长。 建筑大师张开济，在设计上以讲求实效出发，不片面注重形式。他曾先后设计了几十项大的建筑工程，为我国建筑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9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文史资料》收录了张开济的《参加国庆工程没计的点滴回忆》文章，讲述了他参与设计和施工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张开济在文中写道： 人们对有伟大贡献的政治家往往尊称为某某事业的“设计师”，或“总设计师”，已故周恩来总理在1959年国庆工程中，正是一个真正的“总设计师”。他在国庆工程中不仅总抓全局，而且往往亲自出谋划策。 周总理常说，外事无小事。所以在国宾馆的设计施工中，周总理曾多次过问，并到施工现场予以指导，对建设布局，园林布局等诸多方面都作了具体的指示，使得国宾馆建设非常顺利。 为了争取时间，国庆工程几乎都是边设计、边施工的，国宾馆工程也不例外。而且更有甚者。当时我们设计组的图房里总是灯火通明，通宵达旦，其间不但有设计人员，而且还有施工单位的人，他们是来坐等图纸的。往往一幢楼的基础图纸完成时，已在午夜，他们就马上拿到工地上，连夜放线、刨槽，真可谓分秒必争，急如星火。国庆工程有关人员废寝忘食的冲天干劲于此可见一斑。 由于超速度的出图，所以图纸上甚至设计上的各种错误在所难免。
为了尽可能的减少一些永久的遗憾，有时需要进行返工，而工程又奇紧，工地很不愿返工，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作为博物馆和国宾馆两个工程的总主持人，我有责任来协调这些矛盾。因此我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和工地负责同志打交道，说服他们同意办理“洽商”。当时博物馆的施工单位是—第五建筑公司，负责人是江平同志，国宾馆的施工单位是第四建筑公司，负责人是董文江同志，我想当时对他们两位来说，我是一个最不受欢迎的人。因为我一找到他们，总没有好事，就是要求返工，而我自己也是一肚子委屈。因为在解放前，作为一个建筑师，在工地上都是我说了算，而今我却要处处求人，实在不是滋味，不过一想到国庆工程的重大意义，我为它“任劳任怨”也是心甘情愿的。 国宾馆的钢窗图纸画得不够清楚，以致全部钢窗做成后，每档窗中间都多了一道横梁，很不好看。我们要求加工厂返工，他们不同意，结果我只好上告到赵鹏飞同志那里，希望能获得他的支持，可是他也一口拒绝。平日鹏飞同志对我都比较客气，这次却毫不留情，不过鹏飞同志从来办事公正果断，他这个决定更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当然我只能知难而退了。
国宾馆的大门是我亲自设计的，连门灯的设计也是我自己画的有比例尺的草图，可是这一对门灯做成之后，却发现和下面的门墩相配显得太小了。后来细细查看图纸，才知道负责绘图的同志把比例尺搞错了，可是重新制作，时间上已经不允许了，苦苦哀求加工单位也没有用了，于是只好在灯座和柱顶之间加了一些线脚作为过渡，这样才把这对门灯勉强用上去了。如果今天有人注意一下国宾馆大门口，就会发现这大门墩的形式有些像一个人戴了一顶尺寸小号的帽子! 国宾馆工程的甲方是外交部，当初外交部派来了几位干部来和我们一同草拟设计任务书。这些同志可能过去接触苏联早期建筑比较多，所以对于宾馆内部房间的面积和高度提出了太大和太高的要求(尤其是对高度)。我费了很多口舌与他们据理力争，总算稍稍降低了一些尺度，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偏于高大。有一次陈叔通老先生(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对我说：“你们设计的宾馆，房间太高太大，我这个小老头子睡在里面感到空空荡荡，很不舒服，我在汉口住在一家外国旅馆里(过去的德明饭店)，那里的房间大小高度比较适中，使我们感到很亲切，所以你们建筑师一定要懂得房间并不是越高越大就越好住啊!”
陈叔通老先生是我的世交长辈，而且言之有理，我对他的教诲当然只有唯唯称是，可是他不知我又何尝不懂得这个道理呢? 总之，由于时间紧迫，经验不足，和其他种种原因，国宾馆工程是存在不少缺点的，不过我认为当时刘仁等领导同志所决定的一些设计指导原则，现在看来仍然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原则就是采用分散式的低层建筑，围绕以中国式的小桥流水和庭院，这样既与原有的钓鱼台古建筑协调，又有别于城内高大宏伟的古建筑，使之别有一种风格和情趣。可是现在迎宾馆院子内，却新建了一座三层楼高、琉璃瓦大屋顶的大型宫殿建筑。我未曾被邀参与这个设计方案的讨论，否则我是会坚决反对这样搞的。因为这庞然大物的复古建筑给人的印象是把中南海的宫殿放大了而搬到了钓鱼台的旁边，它使钓鱼台已有的建筑群完全失去了原有的风貌和尺度，也和刘仁同志原来的意图完全背道而驰了。 国宾馆落成之后，立即用来接待前来庆祝我国庆十周年的各国元首及贵宾。事后彭真同志对我说各国贵宾对于住处均表示满意，只有苏联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嫌浴盆太小，彭真同志答应他，等他下次来华时，一定让他在更大的浴盆里洗澡。因此彭真同志就让我研究如何改装浴盆的问题。
其实迎宾馆用的都是六英尺长的浴盆，不算小了，再大就得特制，而且赫鲁晓夫的个子也不高，不知他为何有此特殊要求?好在赫鲁晓夫此后也没有再来中国，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建筑大师张开济在文章中还写道：“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北京火车站等国庆工程，从规划开始，到设计，到备料，到施工，最后到全部竣工交付使用才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实际上只用十个多月的时间，这是世界建筑界的一个奇迹。” 是啊。这的确是一个奇迹!这奇迹值得建筑大师张开济自豪，也值得中国人民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