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钓鱼台的疑案轶闻第21节 溥仪出租钓鱼台

行宫是皇城以外供帝王出行时居住休息的宫室。清代二百余年间，曾建行宫数座，但随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清王朝上崩瓦解，昔日行宫多已破损，清室无力修复，再加上清室本身经费也相当困难，无奈之下，溥仪便决定出租行宫。 我国古代皇室帝王都建有许多富丽豪华的皇宫和行宫别苑。所谓行官，是指皇城以外供帝王出行时居住休息的宫室，也就是皇宫之外的离宫。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就是关于行官的记载。行宫有冬宫、夏宫之分。根据我国古代园林史记载：行宫大部分是依天然风景区建造的。这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修筑的“骊山汤”行宫。此行宫唐代时又进行了扩建，改名为“华清宫”，它就是一座“冬宫”。另外，隋唐时营建的 “仁寿宫”，唐代也进行了扩建和改建。经修复后更名为“九成宫”，它是一座“夏宫”。 清代，康熙14岁亲政后，富有政治韬略的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告诫康熙：“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弛。”意思是要康熙注意边防建设，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不要忘记武备。为了加强北部边防，康熙主张不筑长城，其主要战略目标是加强对蒙古各部的管理，把蒙古诸部建成“塞上雄藩”，使其“众志成城”。

因此，康熙十六年出塞北巡，又设置了“习武绥远”为目的的“木兰围场”，并把岁幸秋狩大典立为家法，以期“威武远扬，塞垣清晏”。这样，从北京至木兰围场，清帝及随行的皇亲和官员都要在沿途休息，所需用的大量物资也不能只靠驼载、马运，需要建立行宫来解决。据记载，皇帝出巡，20里一休息，40里一住。因而，在康熙时期，光是从北京至古北口就修建行宫7处：蔺沟、石槽、怀柔、密云、罗家桥、瑶亭、王家店等。康熙二十九年又在北京西部海淀营建了行宫“畅春园”，周围占地约10华里，现在还存有畅春园的界碑。 康熙四十年至四十八年。在北京西郊修建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占地约为500多亩。与此同时，又耗巨资营建了口外行宫。乾隆时又改建新建了14处，先后建立了口外行宫22处，正式命名的有20处。 乾隆三十八年，挖掘玉渊潭时，又建成了玉渊潭钓鱼台行宫，这个行宫就其功用而言是茶宫——中途饮水，吃茶点休息的地方。从颐和园、圆明园等地出发，到天坛祭祀，多在钓鱼台行宫饮水、吃茶点。 但清朝从乾隆以下，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之后，已是江河日下。今不如昔，到了最后一代皇帝，宣统帝溥仪之时。算是彻底完了。

这期间，行宫由盛到衰，直至破败荒废了。 1911年，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清廷顿时慌乱一团。而老奸巨滑的袁世凯一面用清朝的武力要挟革命党人议和妥协，一面又以革命的势力逼迫清帝退位。清廷见大势已去，便被迫授权袁世凯与军民商酌条件。经过南北协商，最终达成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 宣统三年，皇室经费预算为七百四十九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两一钱二分九厘。在预算的皇室经费中，内务府岁出为四百六十六万六千二百二十八两九钱七分一厘，宗人府岁出为十一万三千九十两七钱六分八厘，其他为中正殿、东西陵、奉宸苑、武备院、上驷院、太医院、銮仪卫、侍卫处等机构的开支。 清帝退位以后，民国政府参考宣统三年内务府预算的数字，规定每年拨出四百万两，作为逊清皇室经费。这个数字比退位前的皇室经费虽然是大为缩减了，但是对于民国政府来讲却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加上民国初年战争不断，水旱天灾，生产受到很大的破坏，财源枯竭，因而除民国元年外，民国政府每年都不能按数拨交。据档案记载，各年逊清皇室经费实领情况如下： 民国元年，应领不欠。 民国二年，领二百八十八万一千八百六十七两四钱六分二厘。

民国三年，领二百四十八万九千六百八十四两八钱。 民国四年，领二百六十六万四千两。 民国五年，领一百五十三万三千五百九十九两六钱四分四厘。 民国六年，领二百万三千九百九十九两七钱六分。 民国七年，领一百八十七万二干两。 民国八年，领一百六十五万六千两。 逊清皇室经费在民国八年六月前照银两计算，自民国八年七月一日起照银币计算。自民国元年起至八年六月底止，共领银三千万两。 民国政府欠拨逊清皇室的经费后来愈来愈多，溥仪不得不以租房卖地来弥补经费之不足，租出官房每月进银一千多两、铜圆一万多吊，奉天皇产地租地价，每年进银一万二千多两，等等。这样仍然维持不了皇室的开支，所以溥仪一再压缩机构，精简人员，但结果仍无济于事。溥仪最后不得不盗卖古董文物，或以大批的珍宝玉器为抵押，向汇丰等洋行大量借款，以维持这个小朝廷苟延残喘的命运。 但奢侈惯了的溥仪，仍感觉经费紧张，不能满足他的游玩欢乐，不由得发起愁来。 内务府是清代掌管宫廷事务的机构，凡帝后的衣、食、住、行都由内务府管理。内务府总管大臣，就是皇帝的大管家。内务府自顺治时设立后，各朝沿置不变。

清帝退位后，根据优待清室条件，不仅照常留用了以前宫内的各项执事人员，而民内务府的职务反而增多了。 内务府机构庞大，官员众多。设有总管内务府大臣、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帖式等官员。内务府之下，设有内务府堂、七司三院等机构。机构总数达五十多个。 内务府机构和官员，以后虽经屡次裁减，但它的一切活动，都依照旧章进行。尽管紫禁城飘扬着中华民国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横列国旗，但皇室以内，照旧是皇上臣下，龙袍补褂，宫女太监，叩头嗻嗻。退位后的溥仪，仍然过着小朝廷的生活。 但此时，由于清皇室的经费紧张，溥仪不高兴，内务府这专管皇廷吃穿住用的机构也很着急。 情急之下，内务府也想出了一个主意：出租行宫。 民国以后，由于经费困难，不少院囿行宫，无力管理和维修建筑，钓鱼台、紫竹院等处行宫和内务府所管的官房，有的年久失修，半已倾圮，有的长年闲置，杂草丛生。于是内务府便于1920年，向溥仪提出出租行宫的办法。 内务府在奏折中说：“际此经费拮据之时，既无款兴修，若不权宜办理，殊于事实无济。” 溥仪拿着奏折。

在他的房间里来回踱步，最后沉思良久，决定将这些行宫和官房出租给民人，租赁者分别按年、季或月交纳租金，并议定今后如皇室需要收回，立即交还。 溥仪准予出租的地方和租金为： 陈懋侗租钓鱼台行宫，每年票洋二百圆。 王敬玺租紫竹院行宫，每年票洋三百圆。 徐绪直租鸣鹤园、镜春园，每年票洋四百圆。 农商部租西山来远斋，每年票洋六十圆。 教育农业学校租望海楼，每年票洋三百六十六圆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