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钓鱼台的疑案轶闻第14节 钓鱼台的皇家民俗
乾隆帝的母亲喜好热闹，乾隆便常带其母到钓鱼台看杂耍表演，由此“老爷磨刀”闻名京城。钓鱼台的“养源斋”建成之后，成为清代风景胜地，不少民俗活动便在这里兴起，七月十五放河灯，九月初九封台登高，一派热闹景象。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东钓鱼台是北京西郊一处很有名气的地方。从玉渊潭流出的河水斜向东南，经东钓鱼台流入护城河。这里水溪环绕，把个三里河村变成了水乡。 乾隆的母亲很喜欢热闹，乾隆便常带着他的母亲到玉渊潭钓鱼台观看杂耍表演。途经东钓鱼台，见东钓鱼台附近冷冷清清，乾隆的母亲很不高兴。乾隆为讨母亲的欢心，便在三里河路北圆觉观一带办起庙会，每年五月初—至十五举办一次。 圆觉观内供奉的是关公，据说关公当年单刀赴会是在五月十三日，因而庙会的正期也就定在这一天。乾隆把这个庙会叫“单刀会”，当地居民称为“老爷磨刀”，简称“磨刀”。 庙会，俗称庙市，是我国城乡特有的一种集市形式。它往往结合佛、道两教的宗教活动进行。每逢寺庙开放的日期，善男信女前去烧香礼拜，商贩们在寺庙附近设摊售货，民间艺人也来表演杂艺。久之，便形成定例。 庙会的起源，据说始于古代的“礼祭”。
礼，是祀土神的地方，即古代的土谷祠，又叫土地庙，庙会由此而得名。 北京的庙会相传起源于辽代，称为“上祀春游”。元、明两代，定都北京，庙会进—步兴起，到了清代更为发达。 乾隆在这里办庙会，高兴了他的母亲，也热闹了这一带。从三里河村的东钓鱼台到玉渊潭钓鱼台，一路上热热闹闹，茶馆、饭铺、杂耍场、戏棚栉次林立。庙会正期，城内外的秧歌会、中幡会、五虎棒等文香武会，相继到这里演技酬神。从乾隆到同治年间，庙会常常连续举行半个月。到光绪年间，又增加到两个月，把“单刀会”改称“三里河避暑”。这原先带有宗教色彩的庙会，渐渐变成夏日避暑纳凉的地方，三里河东钓鱼台也因此而闻名京城。 乾隆三十九年，开挖玉渊潭，使玉渊潭变成了一座水面广阔的大湖泊，在大湖四周堆山石，栽花木，建亭阁殿堂，玉渊潭钓鱼台再度繁华起来，乾隆赐以别名“养源斋”。由于风景秀丽，凉爽怡人，“养源斋”成为清代风景胜地之一，不少民俗活动也常在这里举行，如放河灯，登高、封台等。 在封建时代，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人们要在水中放灯赶鬼净邪。 中元节乃是道教节日。道教认为，“二元”乃“三官”之别称，上元节称为“上元天官节”
，系上元赐福天官紫微大帝诞辰；中元节又称“中元地官节”，系中元赦罪地官清虚大帝诞辰；下元节又称“下元水官节”，系下元解厄水官洞阴大帝诞辰。道教《太上三官经》云：“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切众生皆是天、地、水三官统摄”。 中元节时，道教宫观如地安门外火神庙、西便门外白云观为了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循例举办“祈福吉祥道场”。是日殿上设“太上中元七炁赦罪洞灵清虚大帝平等应善天尊”的神位，广陈供养。卯刻，道众闻鼓上殿，经师们加披五彩云鹤班衣，位列前排左右。高功兴戴五老冠，金莲盖顶，身披天仙法衣，手执朝简，在钟鼓齐鸣中拈香、宣表，谓之“庆贺朝科”，从此便拉开了法会序幕。法会的一般安排是，除上下午唪诵《玄门功课经》外，主要是拜《玉皇宥罪锡福宝忏》。晚间唪诵《铁罐焰口施食》，超度前羽后化的祖师，并普度十方孤魂。 佛教徒在这天要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也叫盂兰盆斋、盂兰盆供。盂兰，梵语为乌兰婆拿，意为“救倒悬”。盆为食器。据《佛说盂兰盆经》云，目连之母青提因私自隐藏设斋供奉诸佛的财宝而堕入地狱，目连成正果后，至冥间寻母，始知青提已入地狱。
目连于阿鼻地狱见母受倒悬之苦，遂求如来救度，如来命“八部龙天”打开地狱，救出青提。其时青提已堕为饿鬼，目连去王舍城乞得饭食，但其母贪性未除，饭食入口皆化为烈火。目连乃再次叩佛祖求救，如来遂令目连在僧众夏季安居终了之日(旧历七月十五日)备百味饮食和桃、李、杏、栗、枣五果置盂兰盆中，供养十方佛僧，仰佛僧之恩光，遂解脱了青提等饿鬼倒悬之苦。最后，目连与父母同得正果，成为地藏王之护法。于是后世人们就都在每年七月十五日遵礼如仪，以奉施佛僧之功德，来救先亡倒悬之苦，解脱七世父母之厄难，循例祈建盂兰盆会。 在中国最初举行盂兰盆会的是汉武帝大同四年。他在同泰寺举办“盂兰盆斋”，此后此仪遂在民间普遍流传。唐代，每年皇家以音乐、仪仗送盆到各官寺，献供种种杂物，民间施主也到各寺献供。唐太宗大历元年，在宫中内道场祈建盂兰盆会，设高祖以下七圣位。树建巨幡，书帝名号。自太庙迎入内道场，梵乐悠扬，旌幢蔽日。百官于光顺门外迎拜导从。此后历年如此。 到了宋代，便不是以盆供僧，为先之得度，而是以盆施鬼了。采取道教以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的传说，印卖《尊胜咒》、《目连经》。
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其上，焚之。拘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演《目连救母》的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寺僧又于是日募施主钱米，为之荐亡。至清，每岁中元建盂兰道场，自十三日至十五日放荷灯，使小太监持荷叶燃烛其中，罗列两岸，以数千计。又用琉璃作荷花灯数千盏，随波上下。中流驾龙舟，奏焚乐，作禅诵，自瀛台过金鳌玉蝀桥，绕万岁山至五龙亭而回。 晚清时，凡略有条件的都举办规模不同的盂兰盆会和中元法会。 放荷灯，是中元夜的重要活动。荷灯形式很多，一般是用彩纸做成的朵朵莲花，底下用半个茄子做托，在中心插上点着的蜡烛，使其飘浮水面。荷灯自然顺水飘流而下，排成一队“水灯”，随波荡漾，灿若繁星。与河里倒影相映成上下双灯，缓缓移动，蔚为奇景。清宗室文昭《京师竹枝词》云：“绕城秋水河火满，今夜中元似上元。” 在玉渊潭钓鱼台，因“养源斋”一带湖水宽阔，正是放河灯的好地方，每当七月十五，王公大臣们都来到这里观看河灯，因而钓鱼台又有“望海楼”、“望河楼”之名。 农历九月初九日为重阳节，是北京例行的登高日。 农历九月初九，俗称“重九”。
古人认为九是阳数，所以这天又叫重阳节。《易经》云“以阳爻为九”，将“九”定为阳数，两九相重为重九，日月并阳，两阳相重，故名重阳。 古时，重阳节活动内容很丰富，有登高、赏菊、饮菊花酒、插茱萸，等等。《齐人月令》中说：“重阳之日，必以糕酒登高眺远，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陶渊明亦说此日“引吟载酒，须尽一生之兴”。 明代皇宫自九月初一起吃花糕，九月九日重阳，皇帝亲自到万岁山登高。民间百姓也争相效仿，每逢重阳，人们便带上酒具、茶具到香山或灵显宫、报国寺的高阁上饮宴作乐。 清代，北城居民多到真觉寺五塔金刚宝座台上登高，石台高五丈，有石阶蜗旋而上。南城居民多到左安门内法藏寺弥陀塔去登高，塔高十丈。此外，西便门天宁寺殿宇虽破，但塔犹存。因这里地势高，不但可以远眺，且可赏菊。据清人李静山《增补都门杂咏》诗云： 天宁寺里好楼台，每到深秋菊又开， 赢得倾城车马动，看花犹带玉人来。 其中游人较盛的是玉渊潭钓鱼台。 当年，在重阳节这一天，“养源斋”一带十分热闹。在钓鱼台城门西面和南面以及附近会城门村箭沟一带，都有跑马、赛车之会。
清代，以骑射著称的八旗兵丁驻扎京城，骑射技术逐渐普及民间。每遇庙会和令节，各族民众，尤其是满、蒙两族的居民，争先在庙会附近选择合适的地点，举行赛车、赛马。登高节这天，还有一些皇戚子弟和皇家少年带上炊具、车马、幕帐、乐器，约集票友、歌妓，跑到城外郊野的高台土坡上，架起幕帐，摆一上桌椅，大吃所谓“爆、烤、涮”，又吃又唱，纵情歌舞，有的还在山下跑车、跑马。 “重九封台”，指的是一年一度从四月初一开始的“文武香会”，到“重九”这一天就停止活动了。在上古，人们认为五谷生长，要靠神的“默佑 ”，风调雨顺或旱涝风灾，全由“神灵”操纵，只有恭敬求神，讨得神灵的欢喜，才会有好收成。于是人们就想出了“谢天酬神”的办法，跳起“双狮舞”、“秧歌舞”，举行耍弄五虎棍的文武香会。这种活动，渐渐变成了民间流行的—种人人喜爱的传统文娱会演。后来，封建帝王也常把各地文武香会的节目，召进皇宫和御苑中表演，取名叫“皇会”，还颁赏龙旗仪仗，称演员为“供奉”。 参加文武香会的人，自认是艺人，其演唱也是戏曲，把“梨园”说成是自己的本宗，他们的行头、场面和角色与戏剧界的行当基本相同。上台前所祭祖师，也是“轩辕”
、“神农”、“喜神”。这“喜神”就是唐明皇李隆基。 梨园原是唐玄宗教练歌舞艺人的地方。在当时皇宫蓬莱宫之侧的宜春院，玄宗亲选舞技高超的子弟三百人和宫女数百名在梨园学演歌舞，有时亲加教正，称为“皇帝梨园”。后来，人们把戏班也叫梨园。由于文武香会自称梨园，所以也有开台和封台的习俗。 梨园的开台日是正月初一，封台日是腊月(十二月)二十日。文武香会的创始因与农事有关，开台日是农历的四月初—，—年耕耘开始，遍地禾苗将油然而生，即以“五谷生长茂盛而酬神”；封台日是农历九月初九日重阳节，节气已到秋末，五谷丰登，一年农事业已完竣，“酬神”之礼即可告终。从开台到封台期间内，无论何时何处，只要有约，随请随到，决无推诿。但是，一俟封台之后，即使是皇帝老爷叫他们演唱，也是宁死不应。这是一种社会上的约定俗成，所以封台后，皇帝老爷也不会再找他们演唱了。 “养源斋”既是皇帝的行宫御苑，所以—年一度的文武香会“封台会”，也必须在这里举行。 民国以后，这种风俗逐渐淡薄。至三四十年代，只留下了老人们的传说，民间并无实际活动。重阳前后，民间仅仅留下了吃烤羊肉、涮羊肉和吃花糕的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