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第20节 小村庄
穿越一大片建筑废墟后，蒋冬至远远看见有前面有一个小村庄，亮着几颗星星般微弱的灯火。他找到一条泥泞小路，一脚深一脚浅地踏着软泥，朝小村庄走去。他猜想，此刻警察应该已在旧工厂里发现了周国勤尸体和出租车了，正在全力搜寻自己，而且很可能已将自己列为嫌疑犯了。 我在黑夜里这么傻跑，真的值得吗？干吗不干脆再报一个警，叫警察赶过来，把小背包和周国勤的手枪，其他物品，全数上交出去呢？说不定还省事呢。但警察会相信我吗？先是我被周国勤拔枪威胁我，逼我开车夜奔北段，后来他又在苏荡村中埋伏被猎枪打死，还有电子追踪器，窃听器，牵涉到黑道老大，梁市长，这些事全这么蹊跷，警察凭什么相信我？还以为我在乱编故事呢。 蒋冬至边走边思忖，内心充满了矛盾：要是那一帮杀手在周国勤尸体上一无所获，一气之下一把火烧了出租车，我不就更说不清楚了吗？ 关键是：警察能否保护得了我，不被徐中路杀了灭口？ 蒋冬至问自己。他摇了摇头，一点也不抱有信心。一连串疑问纠缠在蒋冬至脑际：为什么周国勤在被追杀时坚持不报警，不请求支援？为什么他没有逃回南段市局躲避追杀，反而非同寻常选择了坐出租车只身逃往北段？
还有，如果不是内部作案的话，还有谁会更有条件可以在周国勤不觉察的情况下，把电子追踪器和窃听器装在他皮鞋后跟内呢？ 难道就因为周国勤对我说了梁市长秘书李通今晚可能是被徐中路杀了灭口，说了梁市长和徐中路有犯罪牵连这些没头没脑的话（这些话全部被窃听了），徐中路就要杀了我灭口？蒋冬至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胸口：问题出在小背包上。 蒋冬至感到后悔：刚才我没有把小背包留在出租车上，实在是一大失策。是周国勤在他车上被一枪活活打死的惨状，在他身体内激起了悲愤和正义感，使得他的所作所为，更象是一个大义凛然的警察在做现场危机处置，忘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凡事要遵守“不管闲事”这一保全自己的首要安全原则。 我太蠢了。蒋冬至想。不过，现在再去把小背包交到那一帮杀手手上，时间还来得及。从技术层面上讲，我还没有时间可将小背包内的录像带和两大本揭发材料仔细看一遍。但问题在于，徐中路会相信我果真“不知情”而放过我吗？对我进行秋后算帐怎么办？他脑海里掠过一辆重型卡车朝他迎面撞来的惊险画面。 我凭什么要把自己的生死交与徐中路判决呢？我以后要靠徐中路的赏赐才能苟活下去吗？我就这么软弱可怜吗？
蒋冬至停下脚步，平生第一次怀疑自己。他环顾四周一片黑麻麻的野地，发现他自己远没有象他一向以为的那么勇敢，无私和正义。他终于看清楚自己的真实面目：他早已不再是一个警察了。虽然他心里不服气，还认为是。 蒋冬至向前走出几步，作出了决定：继续逃亡，自己命运自己掌握。他重新拾回自己走向小村庄的思路：不可能步行去北段，他至少得找一辆自行车。 跨进村口时，几声凶猛的狗叫声让他顿感紧张。他快步跑向最近一家住户，轻轻推开一扇小木门，里面是一个大院子，空荡无人，亮着灯光的窗口下面停了三辆自行车。蒋冬至侧耳倾听，窗口里传出打麻将的哗啦哗啦声。他蹲低身子，快速潜入院子，窜到停自行车处，使出以前在警校里学过的一招：三下五除二，拨开了自行车锁。他在地上放下两百元钱，推车悄然而去。 这时候，村里几条狗一起叫起来，又急又响亮。蒋冬至翻身上车，朝村口另一条小路用力骑过去。他猛蹬几下后，自行车如箭一般飞驰起来。他回头望去，村里并没有人追出来。他一阵轻松，心里竟乐滋滋的，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不一会儿，他远远看见了乡镇公路。他仍记得去北段的方向。
但为了不至于迷路，他沿着与乡镇公路并行的线路在田埂上向北骑行，每一次遇到河流或水渠要过桥，即便桥再远，过了桥，他也非得绕回来，一直要等到看见了乡镇公路，才继续向北骑去。 他急于赶往北段。眼下北段是离他最近的一座城市，明天一早他必须赶到银行，将他身上那张信用卡里的钱冒险取出。这是他今后数月逃亡生活的唯一经济依靠。他当过警察，他清楚，他的信用卡会被南段市警方迅速锁定，或者干脆冻结。在北段取钱，另一好处是可引开警察视线，让他们误以为自己已北上省城，掩护自己南下，去找一个合适他隐藏的大都市暂时落脚。 凌晨1点30分，市公安局召集了紧急会议。会议在一间大会议室里举行，由戴宏局长主持。戴局长先向与会者简述了案情，随后强调李通被杀的政治敏感性。他宣布成立一个专案组调查这一重大枪杀案：组长由他亲自挂帅，副组长由桂建东担任，已经在负责此案侦察工作的刑警队员和技术人员，精简后全部并入专案组。这是桂建东没有料到的。他忽然觉得，戴局长可能比他想象的要心胸宽广，关键时候注重实干和办案效率，没和他计较吵架的事情。 也许戴局真有他的难处。桂建东想。
出租车最后突然改道，从小路穿过双湾镇北上北段，即便出动警察封锁了204国道，周国勤也难逃一死。他感到奇怪，自己竟慢慢原谅戴局长了。 就在几小时前，他亲眼目睹了那具烧焦的尸体。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当场情绪失控，反而从极度焦虑不安中解脱出来了：他直视着躺在一堆废铁里面的焦黑一团的肢体，不说话，脸上表情平静漠然，目光坚强而镇定，满含了专业的分析与探究。似乎他已见过太多死亡惨案的现场，这一次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目送那具焦尸送往省厅作DNA身份鉴定。在场的资深刑警队员和他早已在心里作出了肯定：它就是周国勤。他没有痛苦，也不悲伤，别人一提起周国勤，他显得很麻木，似乎大家在议论一个陌生人。但他异常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一下子变得冷酷无情了，内心充满了冰冷的复仇火焰。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迟早会步周国勤的后尘，深陷在此案中无法自拔。 会场气氛沉郁凝重。
与会者中大多数人都认识周国勤，无法接受他已被烧成一具焦尸的判断，低头唏嘘不已，再加上李通身份的政治敏感性，以及有警务人员作案的重大嫌疑（李通是被一支警用的85式狙击步枪打死的，枪手有熟练使用狙击步枪的技术和经验），使得会议一转入具体的案情分析，就陷入冷场，大家都怕说错话，或沉默不语，或勉强支吾几句交差。 桂建东乘机转移话题说：“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把人力物力集中在有价值的线索上。比如：那个出租车司机，他给潭子镇派出所打过报警电话求救，说有人在追杀他。我们在苏荡村附近搜查了一遍，没有找到他。搜查工作现在仍在进行中，但力度太小，范围也小，效果不会明显。我们还不清楚到底是谁在追杀他，但可以肯定，追杀他的人和打死李通追杀周国勤的人是同一伙人，追杀他估计也是要灭口，现在很可能只剩下他一个人知道这个案子里的一些关键信息了，所以我们要抢在前面抓住他，留住活口，可以说，出租车司机是这个案子的一个重大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