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即与传统陆军相比，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具有相对的优势。正如一名官员评论到：“他总是不那么看重陆军，如同在阿富汗那样。”也许所有这些因素都发挥了作用。 对军事计划的第二个主要的批评，即计划的真正失败是在最后阶段：它对战后计划“偷工减料”。在战争中，规划军事行动必须考虑，要为战后的一段时期制定计划。通常，陆军和联合作战计划会提出一种“四步走”要求：部署、集结、决定性军事行动、战后军事行动。在战场上摧毁敌军只是创造了胜利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胜利意味着不仅要击败敌对的军队，而且更要赢得后续的军事行动，以实现军事计划的目标和意图。

假如这样的话，正如拉姆斯菲尔德所阐明的，目标包括终结政权、驱逐并破坏恐怖分子的网络、找到并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铲除恐怖分子活动、为伊拉克尽快过渡一个“不对临国构成威胁”的、有代表性的政府创造条件。要获得胜利，就需要有后续的计划，从对战后胜利的定义开始，还要回过头来，决定必要的军事行动的性质和所需要的兵力。 在这一方面，将美国引入了与伊拉克的战争的所谓政府理念，没有认识到战后所面临的挑战。 对于战后的伊拉克形势，政府将其解释为一些臆想的问题，诸如尚不十分成功、“往往对问题估计不足”、除掉了萨达姆就会消除阿拉伯复兴主义的威胁、将恢复美国大规模的军事和统治、官吏们会继续任职等。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准备既是布什政府内部决策和领导能力的结果，也是美国政府和军队内起作用的更深层的力量和倾向的结果。从一开始，军事计划（如何进入伊拉克）就优先于战后计划（如何在伊拉克实现真正的目标）。像五角大楼这样的机构，它只是注重自己核心专家的意见、军事力量的使用，而不是集中于形势内在的、更广泛的要求。

这与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不断的官僚政治的争斗交织在一起，前者要求谨慎与周全，另一方仿佛毫不在意这些问题，决心稳步前进。直到2003年1月，白宫决定将战后全部职责交给国防部，这一争斗才尘埃落定。 并不是说，政府内部自身存在着任何真正的机构或组织来支持军事计划。作为国务院的一部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做了一些工作，但它自身决不是规划和执行机构。曾寻求的在越南进行国家构建的任何表面机构已消失了很长时间。在其位于宾西法尼亚卡莱尔兵营的战争学院，陆军建立了维持和平机构，但一小队热诚的讲师已经被再三缩减，按照预算，其工作将要终止，他们正在为此而斗争。20世纪70年代，反战理想主义兴起，国会曾设立了美国和平研究院，它起着重要的研讨和学术中心的作用，但是，它不同于空军的兰德，或者海军的海军分析中心，或者陆军的兰德—阿罗约中心，这些机构接受联邦资助，全面分析一些与武装部队使命相关联的棘手问题。没有一个官僚政治组织，每年能专门投资数十亿美元来提高我们在和平行动中的能力。也不存在类似于国防工业的组织，他们有成群的顾问和院外人士去争取有利的拨款。

由于认识到这一问题，克林顿政府至少试图建立一种内部的协调机制，它或许能将联邦政府的全部资源整合起来，在处理像海地这样所谓的政府失败问题时，能够寻求更为成熟和全面的办法。这一过程注重实效，从全面的准备逐步展开，为1994年美国军队在海地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退出战略，它使每个部门对政府援助计划的某一部分负责，并且在各部门副职层面提供了机构之间的协调程序。在本质上，这是军事参谋计划和命令程序向整个政府层面的扩展，委派各部门去组织和执行特定的任务。随着1995年颁布的第56号总统令，这一程序已经被正式确定下来。但是，就政府失败问题所引发的挑战的广度和强度而言，要解决这一问题，即使第56号总统令确定的程序也是完全不够的。 2002年9月，当我在参议院作证前，我跑遍五角大楼去核对事实，我失望地发现，关于战后事务仅仅举行了几次讨论会。我被告知，“在第三层，这是不受欢迎的主题[文职官员在那里确定国防部的政策]”。当计划最终开始时，它一个被假设所限制了，即美国的入侵将被大多数伊拉克人当作解放来欢迎。

复兴党的力量被低估了，同样被低估的还有什叶派的党派之争、固有的伊拉克民族主义、叙利亚和伊朗暗中参战的危险、大量基督徒的美军可能不被当地人所接受这一根本性风险，尤其是，如果他们靠打仗进入这个国家。 这样，退役中将杰伊.加纳领导的人道和重建办公室为整个战后行动做准备，他们关注于一些不太关键的任务。但实际上，首要的问题是恢复秩序和合法性。在重建开始前就必须解决。杰伊.加纳不仅没有足够的通讯、交通、治安和人员等资源以面对这些问题，而且，他隶属于该地区的美国军事指挥官，而不是直接为总统或国防部长工作。 这种作法的长期效应是，伊拉克的重建使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几乎没有联合国的权威；美国仓促说服不情愿的盟国和友好国家提供警察、部队、翻译和民用重建援助，这些可以减轻美军的风险，分担重建和国家构建的重担。美国缺乏国际权威所接受的重建计划，以此消除伊拉克的法律障碍，或者向各省部署维和人员。除直接呼吁外，没有任何机制吸引别的国家参与这一使命。布什政府完全没有利用可以动用的各种工具和支持。他丧失了一系列的机会，这又是其中之一。

具有政治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多年来对克林顿政府国家构建的努力吹毛求疵，对“使命恐惧”和“责任分摊”怨声载道的国会议员，对伊拉克的抗议活动视而不见。他们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即实际上，美国正在独自应付这一使命，它要比克林顿总统任期所承担的任何使命都更为困难、危险和不确定。 这带给我们对军事计划的第三个重要批评：那些束缚政府的政治眼罩，它使我们没有利用可用来赢得战争的为数众多的手段，增加了伊拉克使命的成本和风险。布什政府完全不愿寻求可从联合国和北约组织（NATO）这类国际机构获得的国际合法性和支持。不仅没有通过国际合法性来取得优势，而且，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拒绝引入具有重要意义的联合国或其它国际组织的权威。要使欧洲的政府愿意提供军队和物资来协助战后工作，这样的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有了更广泛的国际合法性，特别在欧洲，就会对其它地区的政府施加更大的影响。在国际舆论的法庭上，联合国的绝对权威具有重要的分量。所有这些，只要我们的政府认识到这是必须的，并且决定寻求这些手段，美国都有可能获得。 解放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表明，需要更多的多边规划和参与，特别在战后阶段。

存在的长期问题是：谁来提供治安并确保公共安全？以什么权威为基础？能有一个包括律师、法官和监狱的司法体系吗？将用谁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如何处理有组织犯罪、腐败和准政府组织的关系？提出合适的问题，创造适宜的解决办法，这不是单独一个国家的任务，甚至也不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任务。二战后五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只要有可能，在同盟或多国机构的框架下解决具有优势。伊拉克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双边军事行动，为了双边行动的便利，美国对这些教训弃之如敝屣，使自己处于严重的法律、财政和军事风险中。无论军方用何种语言来解释“决定性战役”，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成功击败萨达姆军队后，目前，伊拉克所发生的一切，在长期中才是决定性的。 拉姆斯菲尔德认为，应更多地依靠精确打击和特种部队，随之减少对大规模地面部队的依赖。就拉氏对军队转型的看法而言，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进一步证实，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地适应这一方向是明智的。但是，无论如何，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构想。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越南战争脱身以来，美国军队就不断地进行着军队转型。无疑，2003年的参战部队是五任美国总统和不断加速的军事发展进程的产物。

实际上，在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这一进程加快了。

决定性战役组合效应

1991年海湾战争后，军事当局决心，应充分发挥精确打击与侦察、监视和捕捉目标之间日益有效的组合效应。E-8联合监视目标攻击雷达系统（JSTARS）的空中图像、改进的U-2侦察机性能和无人驾驶飞行器（UVAs）的潜能提升了美军侦察、监视和捕捉目标的能力。这一进程是循序渐进的，从训练和作战演习开始，到1995年对波斯尼亚和1998年对伊拉克的打击，从不断飞跃伊拉克的禁飞区，到1999年78天的科索沃空袭，再到2001年对阿富汗塔利班的战争，美军不断进行演练、分析、改革和完善。美军不断配备新的武器；12年后，在解放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中，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上尉和少校军官已晋升为上校和少将。他们不仅研究各军种的所有军事行动，自身也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1996年，在各军事部门协助下，美国联合参谋部提出了第一个真正概念上的联合作战蓝图：“2010联合设想”。这一非保密文件阐明了一系列的概念，如全方位控制、精确打击、优势机动、全维度保护和集中的后勤等，所有这些都在伊拉克战场上得以演练。

就转型构想而言，在2001年的政府更迭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它已成为一个共同的看法：在军事院校讲授，在训练和演习中讨论，而且与理论、必要的物质保证、研究开发和政府采购融为一体。 但是，这一设想极为强调精确打击。正如一位高级官员的解释：“想象敌人位于一个正方形区域内，方框范围是100公里宽、100公里深；我们应该能发现里面的每个敌军目标，打击并消灭我们想要摧毁的任何目标。”比喻简单明了，很有说服力。这一设想势在必行，在规划、预算、国会听证会甚至大众文化中，它已经以某种方式得以反映。军队转型背后的集体意愿是难以抗拒的。 二十年来，特种作战部队努力争取获得合法地位，他们在伊拉克实现了这一目标。尽管骁勇善战、战果辉煌，但丑闻和优越感败坏了他们的名声，在越南战争后，特种部队遭到排斥。随后，特种部队逐步采取措施，打破了那些妨碍自身完全融入战场对抗的安全、神秘的壁垒。在巴拿马，在沙漠风暴中、在俯瞰科索沃的小山顶上、在阿富汗和目前在伊拉克境内，他们以出色的技巧、勇敢和极少的部队赢得了战场的胜利。

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什政府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鼓吹的军队转型，即在一个高技术战场上，借助一系列探测手段实施侦察，在战斗中，依靠精确打击和小规模的地面部队赢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他们2001年掌管政权时所接受的一个既成事实。 那些坚持军队转型尚未完成的人，正是那些主张陆军需要改进战略部署能力的人。在1999年的科索沃，当军事部署遇到困难后，陆军专心致志地建立了临时组织，即配备轮式战车的旅规模建制的部队。这仍然是实施中的一项工作。其它人认为，需要把大的、所谓臃肿的师级建制改革为小的、更富机动性的单位。但是对于地面部队，本质上，得到的许多教训看上去是保守的。例如，在没有M1A1主战坦克的情况下我们愿意开战吗？事实证明，伊拉克炮火几乎无法伤害这种坦克。在进攻巴格达前的那些天，当我军油料几乎耗尽时，前方是否需要更多的后勤补给？这些年来，尽管所有的批评都落到了陆军师身上，但这些师已经证明，自己是有机动性的，必要时，完全有能力以旅或军的建制进行战斗。军队的转型需要向前推进，但是，要吸取2003年战役的教训，以一种现实的眼光来看待它。

当然，美军必须继续而且更加坚定地进行更广泛的防御转型：更优良的监控设施、更高的性能、更稳定的通讯、更远的距离、更快的导弹、部队部署的“痕迹”更小、更为一体化的服务和特种作战能力。我们可以利用高分辨率图像来识破伪装；部署大功率、多频谱的雷达以发现地面目标；利用多色激光传输数量惊人的通讯信号；用高能激光击落敌人的导弹，并对飞机和其它发射平台实施近距离防御；以无人驾驶飞行器在战场上空盘旋，发现敌人的电子设备或导弹，并且几乎同时计算出发射装置或武器的位置等等。但是，构想的本质，即以美军的最低风险发现并摧毁集结于战场的敌人，仍然没有改变。 在战场均衡中，占有优势的空军剿灭了敌军，首先是敌人的空军，然后是防空部队，最后是地面部队，只要美国对任何可预想的敌人保持其技术上的优势，空军就是一个胜利者。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保持航空航天和信息上的优势。必须保护我们的卫星，避免在第一次打击中被彻底摧毁，空军必须有能力粉碎任何敌人的防空体系，保证通讯体系不被中断和破坏。

可以设想，在10到20年的跨度内，美国的军事主导是有保证的，除非潜在的对手出现了重要的反卫星系统，或者装备了稳定的、深入地下的、能摧毁美国飞机和导弹的高能激光网络。这些威胁可能导致另一种情形出现，即直接对抗美军的转型，并且可能把战争拉回到20世纪的真实状态：大规模的部队和大规模的伤亡。 或许，正在发展这种能力并且已经有些眉目的国家不会超过两个。中国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很多年以后他们才能具备这一能力。现在，想与美国作战的国家或组织必须采取非对称的行动，即他们必须寻找新的办法，以削弱美国战争模式的效能。这些潜在的对手将从伊拉克目前的形势中汲取有价值的教训。 但是，在伊拉克的经历应该提醒我们，仅仅集中于“决定性战役”、“快速”结束各种可能发生的战斗，这种计划和转型，或者至少我们所听到的国防部对此的看法，都是片面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们第一次形成“2010联合设想”时，许多人认为，需要在战斗的快节奏、高强度与战斗前后所发生的现实情况之间保持平衡。这不仅仅是陆军或者军队各部门的本位主义：相反，陆军将很可能不得不应付这些必要条件，很大程度上，军队有权表述这样的关注。

我们已不断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军自己也能发现，要真正“战胜”敌人，毁灭他们是不够的。打败敌军对赢得战役是必须的，但并不足以赢得战争。 我们已经目睹了美军在巴拿马平民中进行战斗、寻找躲藏的曼纽尔·诺列加总统遇到的困难；注意到海湾战争后，在处理难民、不稳定和战争罪犯等战争后果时面临的问题；还有索马里的失败、海地的困难、巴尔干维和行动的挑战等等。每次冲突都包含一个短期的、激烈的军事上的遭遇战和一个长期的、不太激烈的但或许更为关键的后续使命，尽管为应对这些情况，武装部队已经接受了训练、实施了准备并配发了装备。 在有关军队转型的讨论中，只有极少的支持者赞同以这种方式实施转型。在制度上，陆军没有把这些需要当作陆军的本质工作，以此表明保持或者增加投入、增设机构是正确的，而是长期以来，拒绝准备并参与战后行动以及维和使命。在一定程度上，这与现行的《美国法典》有关（特别是第10章），它规定了军队的任务与使命，要求美国陆军为“持续的地面战斗”进行训练、组织与装备。 但客观地讲，多数的不情愿可追溯到军事工业联合体以及组织生存的政治学。

当按照流行多年、影响广泛的转型视野，自身的重要性将被降低时，陆军像其它军种一样，将其组织上的存在与高技术创新和吸引人的、富有远见的政府采购计划挂起钩来，这些计划是为中东或朝鲜爆发激烈的冲突而制定。考虑到美国总体防卫优先权，看起来，这更像是为成功获得资金而进行的竞争，一旦获得资助，就会得到许多国会选区的承包人和转包商的重要支持。

决定性战役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

在20世纪90年代的华盛顿，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里，对于任何“国家构建”方面的准备或援助，他们都会强烈地反对，日益浓厚的党派气氛强化了这一原则。事实上，在共和党内，对战后行动的分析、研究和准备成为政治弃儿。正如时任德克萨斯州州长的乔治.W.布什在2000年总统竞选辩论中所说的：“我认为，我们的军队不应该用作所谓的国家构建。我认为，我们的军队应该用于战斗并赢得战争。我认为，我们的军队应该用于帮助推翻独裁者……当这符合我们的最高利益时。” 事实上，不幸的是，问题恰恰是如何实现这一使命。在解放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中，计划和军队转型的成功或失败在现场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决定性战役”中，军队完成得异常出色，但是，在更广的计划要求下、考虑到现代战争的真正本质，国内民众自身已经曲解了战争的含义，他们认为，战争就是使用武力，就是消灭敌人并摧毁其军队。每一个认真的学生都会认识到，战争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军队仅仅是包括外交在内的诸多手段之一，必须把所有的手段结合起来。

但是，一俟国防部控制了美国的伊拉克战后计划，他们就按照一种单边主义的、呆板的军事行动的思路来设计发展进程，他们注重最能展现军事优势的行动，如巡逻、保安、施工和修复，而在敏感的政治层面上则软弱无力，比如为部队提供更有力的合法性，更快地赢得更广泛的伊拉克的民众支持。 而且，战后行动缓慢、财力物力不足，缺乏通盘考虑。国防部领导的人道和重建援助办公室启动的时间太晚，缺乏足够的沟通和支持，而且，关注的问题显然出现了偏差。很大程度上，它缺少一些国务院的专家，这些专家能协助应对另一类问题，而不是预测一系列问题。该机构难以获得人力和后勤支持以尽快满足伊拉克的期望。 与北约在科索沃的充满争议的军事行动做比较，情况再明显不过了。在科索沃，在采取外交努力解决相关的种族清洗问题时，就考虑到了国际合法性；只有已完成了战后行动计划和承诺之后，军队才作为最后的手段。从一开始，军队的使用就进行了权衡。

经过78天的轰炸后，在地面进攻的威胁下，南斯拉夫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接受了北约的所有条件：约150万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人返回他们的家园，撤出所有的塞尔维亚部队，北约部队进驻科索沃（美国仅提供了其中约五分之一的部队）。今天，米洛舍维奇正在海牙接受战争罪行的审判，南斯拉夫成为一个新兴的民主国家。在战役和后续行动期间，没有美国步兵、飞行员或海军陆战队员死亡。 2003年6月初，在伊拉克，当地顽强抵抗的迹象显而易见。美国面对着埋伏和狙击，特别是在巴格达的北部和西部。在这些区域，美国小股部队在当地从未战斗过，他们只是在战后萨达姆政权垮台过程中才出现。在巴格达市内，尽管民间秩序在逐渐恢复，仍然存在分散的狙击、射击和破坏。隐隐约约的复兴党徒所谓的“复辟”运动似乎已经开始显现。美国停止了一些部队的换防，发动更多的军事行动以支援受恐吓的地区，回击各种威胁。正如地面总指挥官所说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到9月份，在持续的一系列行动中，几十名美国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如果伊拉克战争的意图是把美军安插到中东，或者展示美国武装力量的作战能力和勇气，那么肯定是成功了。

今天，没有人怀疑美军的勇敢以及承受牺牲的能力，很大程度上，越战综合症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需要抛弃过去那些失败的梦魇。经过三十年专心致志的奋斗，美国形成了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能够在战场击败敌军。“转型”，至少就作战而言，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了。 但是，军事力量也创造了自身的对手，对于那些试图对抗美国实力的集团，他们将寻求一些办法，最大限度降低我们所具有的军事优势。为了能使美国在增进其价值观、安全和繁荣方面保持持久的优势，考虑到就业、考虑到军事力量的含义，许多更艰巨的任务仍然需要我们去完成。尽管具备各种优势，军事力量绝不是应对恐怖战争的唯一办法。也不是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方案。

真正的战争：恐怖主义家中安全仍充满疑虑

到2003年7月，许多美国人对他们呆在家中是否安全仍充满疑虑。虽然彻底攻占了伊拉克，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想成功占领伊拉克还需要成千上万的军队、上千亿的美元和几年的时间。与2001年9月10日相比，我们今天真的更安全了吗？这是美国人对全球反恐战争提出的基本问题。 2002年，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事件减少了一半，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这是一个最低数字。到2003年5月，在被确认的基地组织重要成员中，大约一半的人都被铲除了，不是被击毙、俘获，便是被拘禁起来。其中的首脑人物有卡立德.谢赫.穆罕默德，所谓的军事行动负责人阿布.祖巴耶达赫、阿布德.阿勒-拉希姆.阿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