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黑律师B股（1）

这一节中的“黑”与上一节中的“黑”不同，是“黑心”的“黑”，说的是真律师和真律师事务所干下的“黑”事。 1999年，武汉的易先生为追回别人拖欠的10万元借款，经人指点来到武汉某律师事务所，一位姓朱的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不久，朱拿出一份该所律师函，与易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和诉讼代理人合约，易则将10万元借款单据及诉讼费、诉讼保全担保金等共计3.55万元交给了朱。该案随后在硚口区法院立案。 2000年，苦等官司结果的易先生主动联系了朱，谁知朱竟音信全无。易到硚口区法院一打听，方知朱已申请了撤诉，并收取了法院退还的2000元诉讼费。 易先生赶到律师事务所找人，方知朱只是一名实习生。易先生将该律师事务所告上法庭。 庭审中，被告律师事务所代理人称，此事系朱盗取了该所委托函，私自接的业务，属个人行为，与该所无关。 易先生的代理人则认为，被告未能当庭出示公安机关立案证据，朱某的盗窃行为尚有待查实。而且，朱既然拥有该所律师函，其行为就代表律师事务所，该所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这件事充分暴露出当前部分律师事务所管理上的漏洞，管理不严既有客观上的原因，更有主观上的故意，结果便是纵容下属律师的违规行为，如收黑钱、串通对方当事人恶意串供、私自接受案件、借口“包赢官司”索要介绍费、诱导当事人行贿等等，严重败坏了律师队伍形象。 律师问题以收费问题最为突出，如收费过高、乱收费、收费只开收据甚至写白条等。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服务质量问题。“收钱不办事”，马虎应付，甚至因工作失误导致该赢的官司却输了。极个别律师执业过程中甚至出现作伪证、妨害作证、向司法人员行贿以及教唆当事人作伪证、行贿等问题。 此外，有的律师很不负责任地向当事人承诺“三包”(即包胜诉、包放人、包无罪)；与司法人员关系不清，甚至搞“三陪”(即陪酒、陪赌、陪开心)，存在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问题。 律师行贿是焦点问题之一，如2004年，广东省某市检察机关查处了一批执业律师行贿的案件，涉案律师有23人，涉及到省属、市属等18家律师事务所。涉案的23人当中，30多岁的有19人。他们虽然年纪较轻，但大多工作时间较长，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社会关系，是当前律师行业的骨干力量。

23人当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有19个，其中硕士研究生3人。大部分是法律专业毕业，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 行贿目的都是要求关照或胜诉，行贿时间多发生在开庭、审判、执行等程序的前后。在司法程序启动前行贿是为了尽快启动程序或是提前要求关照；在司法程序启动后行贿是为了达到胜诉等目的。 23人行贿的次数共有60多次，一人对多个法官行贿的现象不少。一次行贿的数额一般是几千元到上万元。有些律师与法官交往时间很长，有的原本就是同学、同事，认识了十几年。 行贿律师的行贿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有的是通过多年的同学或朋友关系进行长期的“感情投资”，有的则是突击给原本陌生的法官送上各种名目的好处费。 一、饭桌送红包“沟通”。大多律师与法官本来并不熟悉，关系也不密切，而是通过中间人的介绍认识，然后开始交往，最终两者的关系发展为不正当的经济来往。 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叶某代理一宗民事案件，打听到该案的主审法官是李某，但又苦于不认识，于是通过另一名法官周某约李某出来吃饭“沟通”。在饭桌上他送上3000元的红包，希望李某在办案时给予“关照”。 二、长期进贡“感情投资”。

不少律师与法官或是同学，或是校友，或是某进修班的同窗，交往甚为密切，有的甚至有长达十几年的交情。逢年过节，律师不失时机地送一些购物卡、红包、礼品给法官，作为细水长流的“感情投资”。 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连某，知道某法院法官肖某喜欢打网球，就投其所好，经常约肖某打网球，一次就送给肖某价值5000多元的全套网球运动器材、名牌运动服。 三、突击奉上“办事费”。为了让法官在程序上加快速度，让法官尽量采信自己的证据，不少律师千方百计贿送财物等，并美其名曰“办事费”。 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某代理一宗民事案件，明确对当事人说，打官司除了证据充分以外，还需要给法官送若干“办事费”，才有可能顺利地打赢官司。 四、案件审结送“感谢费”。当事人一方胜诉或者达到自己的某些要求，代理律师就寻找机会对有关的法官表示感谢。还有些法官在审判案件中，有意识地介绍熟悉的律师给当事人，如果一旦代理成功，律师自然会投桃报李。 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某代理一宗民事案件，一审胜诉。对方当事人提出上诉，张某找到某法院二审主审法官王某，要求维持原判。事后，张某从代理费中拿出7000元，送给王某作为感谢费。

五、报销消费发票。有些律师更是变成法官的小钱柜，为法官报销餐饮、购物等发票。 某律师事务所律师梁某，接手一宗二审案件，与某法院主审法官王某接触以后，王某陆续拿吃饭、桑拿、娱乐发票给其报销。被查处时，梁某已为王某支付了近两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