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幕后”之谜 （4）

3．他们是这样的一些人 纵观中国期刊发展的百年历史，像《故事会》这样能够坚持办刊四十年而不衰，并在中国社会产生如此巨大影响，获得如此巨大成功的刊物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由于距离，便产生了神秘；由于神秘，便产生了崇拜。人们都想知道，她的编辑部汇集了一些什么样的人才？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书写了这个中国期刊史上的神话故事？ 人们无法见到这些“隐藏”在《故事会》后面的具体办刊人，只能从刊物的文字中感觉到他们的思想与灵魂的呼吸。 对于一本期刊来说，考验的是编辑的文化与功力，是对世界与人生的看法，好的编辑就是通过文字给读者以力量和滋养。 其实，他们中的许多人我在前面早已写到过了。从开始创刊时的顾伦、张诚濂、李中法、林二南、刘斌，钱舜娟、王须兴、管鑫万、顾乃晴到后来的苏菊珍、吕倩如、陈中朝、吴复新、言永祥等等，他们为着这本刊物的发展，都曾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故事会》也不可能得到今天这样大的发展。 时代在不断前进，许多新问题不断地摆在人们的面前。由于年龄或工作的原因，编辑部的人员也曾发生过一些小的变动。

到了上个世纪末，编辑部人员基本稳定，刊物进入良性循环，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地取得新的发展。 办刊物是一件无论如何都不能做假的事情，因为它面对着的是成千上万不同文化，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地域的读者。你的思想素质、理论水平、办刊能力和工作态度，都逃不过读者的眼睛，更逃不过无声的市场选择——这是对一本期刊、更是对这本期刊主编最严厉最公正的考验和评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刊物是一个主编的“影子”。 三十年前，一个从农场调入出版社的毛头小伙子来到《故事会》，报到不几天就打起背包，随同老编辑们来到远离上海市区的金山农村，吃住在农民的家里。在共同劳动中，他听这些纯朴的农民讲故事，同他们一起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帮他们修改，然后拿回去在刊物上发表。一种热情激励着他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努力地工作，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从此自己竟与故事结下了不解之缘。 金山的故事作者们都认识那个专为故事而来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何承伟。 三十年来的风雨，当年那个青年人已成长为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社长兼《故事会》主编了。

可是，无论工作多么繁忙，只要一谈起故事，谈起他为之付出青春的《故事会》，他的身上就会立刻弥漫出一股如同当年一样的激情。每天他总习惯地步出那间二楼的总社社长办公室，走到三楼上的《故事会》编辑部去转上一圈，看看在那里埋头工作的编辑们，然后再停下来与他们交换一下自己最近对刊物的一些想法。有时什么话也不说，连编辑部也不进去，只是在门口略站一会儿，伸个脑袋看一看那些熟悉的背影，遇着有编辑抬起头来看见了，大家也只是相互点一下头，他便又转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多少年来他都是这样。他说这样心中才踏实。难怪有人说：“何承伟对待《故事会》这本刊物，比对自己的亲儿子还亲。” 2002年5月，当何承伟从法国学习回来，我曾多次约他采访，不是有事脱不了身，就是某件工作正在手上，好不容易抽了个时间，谈着谈着门外又来了一位美国客人，说是有业务上的事情要与他洽谈…… “何承伟是一个工作狂！”许多同他一起共过事的人都这样说。 参加过《故事会》“黄埔军校”的故事作者都知道，每期开学之前，他必“约法三章”，凡参加者一律不准酗酒，不准搓麻将，不准无故不听课。

每天作者们上课讲作品，下课后谈作品，吃饭时讨论作品，就连晚上也是修改作品。而他自己也总是抓紧时间给大家讲课，研究作品，指导作者修改稿子，经常是半夜半夜地不休息。 一篇篇优秀的故事，就是在何承伟这样不断地“催促”下诞生的。 《故事会》的编辑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做这本刊物的编辑实在是“累”。 “累”从何来？来自主编何承伟不断更新的办刊理念，不断超前的办刊思路，不断进取的办刊精神。 何承伟认为，思想是办刊的灵魂。只有思想可以引领读者向前走。编辑的思想如果不能走到读者的前面，那么你就必将在读者的选择中掉队，最后被读者抛弃。 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 1978年，何承伟开始主持《故事会》的工作。此时刊物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压力，而思想认识上的混乱更是明显。因此他号召编辑不能只是编辑稿子，还要学习故事创作的理论，并带头撰写理论文章。第二年，就组织召开了全国性的故事理论研讨会，从理论上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为《故事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接着他与编辑们共同研究刊物各个栏目的设置，内容的增加，特别是对于民间流传的传奇故事的发掘和加工，以及后来的《故事会》的“丛书”

等等，这种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思路，都无形中给编辑增加了工作量。 可是，编辑们刚刚适应，何承伟却又根据当前期刊竞争激烈的特点，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编辑能够做到“将我的作品变成你心中的故事”。呼吁刊物编辑选发的稿子，不能隔靴搔痒，不能对读者关心的现实问题视而不见，要让自己编辑的故事真正地走出文本，走进读者的视野，走进读者的心灵深处，要与大众积极互动，成为读者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如此许多不断更新的办刊理念，使这本刊物面对时代，面对读者，真正地做到了与时俱进。 在何承伟这种永不满足的、跳跃似的思维指导下，对于从事具体编辑工作的人员来说无疑是辛苦的。可是，多年来编辑们早已习惯了，他们乐于这样辛苦，因为在这种辛苦中他们看到了刊物的质量正在不断地提高，发行正在不断地增加，在海内外的影响正在不断地增大，作为编辑，他们乐于为一本有发展前途的刊物“卖命”。 对于《故事会》所取得的成绩，何承伟从来都没有满足过。每一年开岁之前，何承伟都要花很大的精力，召开一次编辑部全体人员会议，对刊物来年的发展进行出谋划策。

他要求自己担任主编的这本刊物，每年都要有所变化，要在前一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要推出适合时代与读者的新栏目。 不断地突破自己，不断地超越自己，这就是何承伟积极进取的办刊理念。 在何承伟的办刊理念中，有一条却是他始终坚守的，那就是无论怎么“超越”，办刊的宗旨不能“突破”。 这个宗旨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在前面所反复写到的“故事要讲做人的基本道理”。要讲怎样做一个人，怎样做一个愉快的人。他主张一本故事类刊物，一定要很好地继承民间文学的传统，下力气挖掘人类心灵的矿藏，让读者在一种人类的共知面前，去发现自己应该具有的道德与良知，并以此去打动读者，感化读者，共同去建设人类自己的精神家园。因此在各种新潮思想涌动的时候，刊物难免显得有些“保守”。可是，何承伟则含笑以对，决不追风逐雨，坚守刊物的操守，因为他明白，一本刊物要得到读者的承认，绝不能靠一时一事的“轰动”效应，它必须依靠自身文化的积淀和艺术的感染，依靠读者与刊物长期形成的一种心灵的沟通与默契。如果一本刊物总是在时代的发展中“跟风”，那么就会失去自我，失去早先营造起来的文化氛围，变得使读者无法捕捉，因而失去自己的读者。

一个没有远见，看不到明天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同样，一本没有远见看不到明天的刊物，也是一本没有希望的刊物。 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作为一本刊物的主编，有时却实实在在地起着一种杠杆和支点的作用。 几年风雨下来，人们终于发现，何承伟并不是一个“守旧主义者”，他正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将这本刊物与读者的距离拉近。 还是他自己道出了《故事会》为什么一直深受读者欢迎的原因。 他说：“我们追求的是情节的新而不是主题的新。故事的主题虽然是旧的，但是在情节上要有一种时代的气息。也就是说，要处理好形式与老百姓的接受之间的关系。” 这是一个何等精明而有主见的主编啊！ 在期刊的激烈竞争中，人们时常都在议论的一个中心问题，那就是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如何才能使自己的刊物成为赢家？ 何承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四个字：有胆有识。 也许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不就是要胆子大一点吗，这有什么难办的？ 当然，任何谨小慎微都成不了大事，可是当年“胆大”的刊物，现在又还有几家“丰衣足食”呢？ 事实告诉我们，办刊物却不能搞“拼死吃河豚”，乱闯一气，那样也容易栽跟斗。

富兰克林有一句名言：“宝贝放错了地方就成了废物。”用这句话来理解，就可以发现何承伟所说的“胆”并不是孤立的，是建立在“识”之上，并与“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二者不可分割。否则，那个“胆”就会“放错了地方”。 在何承伟的办刊理念中，他所说的“识”就是一个编辑人员的见识，主要是指编辑人员所必须具备的思想认识水平，对每一个时期出版方针的正确理解，对于刊物内容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出版物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认识得越是深刻，有一定的独到见解，那么判断能力也越强，对于读者的心理也就掌握得越准，对刊物在当前形势下的走向也把握得更确切，所作所为也较容易获得成功。 1979年，何承伟在全国的期刊中，率先发表了大量“十年内乱”中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独闯了这个“禁区”，使《故事会》成了中国老百姓争相传看的一本刊物，发行量迅速上升，最高峰达到了七百六十多万册，创下了中国期刊百年以来发行之最。 就在一些刊物回过神来，纷纷向其“学习”时，何承伟却早已瞄准了另一个“禁区”，在全国的期刊中，率先开辟了“笑话”专栏。开始业内有些人还不太习惯，认为这样办刊是否有点不太严肃。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受到思想禁锢的读者，却顿感新鲜，爱不释手，喜欢上了这本轻松活泼的刊物。 一些刊物接着又开始效仿，纷纷推出“笑话”。 何承伟此时早已将他主办的刊物开始涉足另一个领域，将幽默的故事与美术进行了很好的结合，在刊物的封二封三开辟了极富故事性的幽默漫画专栏。这种故事与漫画的有机结合，令读者耳目一新，使他所编辑的这本《故事会》，很快地与别的期刊拉开距离，并更加受到读者的喜爱。 1984年，中国开始出现一些故事类期刊，《故事会》与其他文学类期刊的竞争逐渐转向了故事类期刊之间的竞争。这时的故事类期刊大都走的是过去民间故事的老路，主要发表一些短小精悍的民间故事。如何使《故事会》在众多的故事类期刊中显现出自己的个性和与众不同的特色，何承伟经过思考后，与编辑人员共同研究，决定在《故事会》上开辟“中篇故事”专栏，增加刊物的厚重感，让读者认为更有“读头”。 当时全国发表中篇作品的刊物，大都是一些大开本的文学类期刊，有人认为，一本“小”刊物每期要发表一个中篇故事，全国无此先例，会影响到刊物读者的阅读习惯，从而带来发行的下降。可是，这项新举措一实施，刊物顿时“洛阳纸贵”

，以后竟成了一个品牌栏目。 何承伟经常想，《故事会》能否为中国期刊的发展留下一点什么。 1993年，何承伟根据刊物发展，将延续近三十年的刊物页码，由过去的六十四页增加到九十六页…… 接着，何承伟为这本刊物制定了“小刊物，大理论，大发行的格局”。 放手让编辑工作，对人以信任和尊重，这是何承伟的一贯作风。无论是进人还是发稿，他都会让编辑们坐下来共同研究，从不一个人说了算。在他担任主编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从来未向编辑部“推荐”过一篇稿子，也从未“推荐”过一个“人才”。 在用人上，何承伟不会在意年龄、背景，更不会因为关系而去谋求某种私利。重要的是你的为人是否正派，思想有无价值，业务能力够不够强。他喜欢用那些办事踏实、为人忠厚、内有才学的编辑，他认为一本刊物是编辑自身素质的综合体现。要使刊物有自己的特色，使自己确立的办刊宗旨得以实现，就必须选择得力的人选，因为人是最重要的因素。 坦荡的胸怀便是胆识的基石。 谈到中国的期刊，人们自然要谈到《故事会》。谈到《故事会》，自然离不开何承伟。作为主编，何承伟就是这样用自己的才略和胆识，将《故事会》这艘航船引向前方。

他和编辑们都看到，每一次创新和突破，都给刊物带来了新的活力。 1979年的春天，新燕剪柳，春笋拔节，何承伟带着《故事会》的几位编辑来到有着故事之乡之称的金山。 编辑们安定下来之后，就与故事作者广泛接触，忙着组稿看稿。在送来的稿件中，有一篇名叫《三百元的故事》的作品，以其独特的构思，立刻引起了编辑们的兴趣。可是到真要采用这篇稿子时，却又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不同意发表的人主要是认为整个故事中没有一个正面人物，对其中的主要人物也未作正面的描写，发表后怕产生副作用。而主张发表此作的编辑则认为，这则故事好就好在它没有过去“革命故事”的框框，单纯地去写“正面人物”，而是写了社会上那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小人物，写了这些人物的智慧和行动，情节生动可信。 争论的结果，大家决定将这则故事先拿到群众中去讲一讲，看看群众的反映。 写这则故事的作者被叫来了。这是一个只有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第一次见到编辑，他显得还有几分腼腆和不安。他自我介绍他叫吴伦，1976年由部队退伍回到金山。对于故事创作自己还很陌生，在五月的金山故事会讲中，金山的故事作者胡林森让他写一个故事参加会讲，就这样他动笔写了这则故事。

这则故事在群众中的演讲是成功的。于是陈中朝就将吴伦叫来，一起对作品在演讲中反映出来的不足之处进行修改。稿子改好以后，又送何承伟过目，便在这年的第五期《故事会》上发表了。 连吴伦自己都没有想到，这则故事发表之后，在全国故事界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并以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故事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