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一个纳西族人

我只认识一个纳西族人：和佳轶。他是一个长得与我一般高壮粗大的男子，在认识他之前，所有关于纳西族人的知识，只有一个民间传说的积累：有一个农妇在山林间辛勤劳作，而她背在背上的竹篓里面，却冒出了缕缕的青烟。一个游人看见了，说：“你的篓子着火了！”上前掀开了蒌盖，看见篓里舒服地团坐着一个男人，正抽着旱烟。妇人回答：“没有着火，是我丈夫在抽烟！” 我回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和佳轶哈哈大笑，说这个故事是真有的，只是——“那个篓子太小了没有人背得动我！” 二○○一年为了《天龙八部》的事情第一次去大理，就认识了和佳轶。那时候他在大理的开发区工作，却充满热情地想将一块空地开发成为“旅游项目”，他认为最好的合作就是与我们，建“天龙八部城”。和佳轶觉得大理在整个西南部主要旅游路线中一直没有成为一个重要旅游点而只是一个“跳板式的景点”——基本上都是早晨飞机到达大理，一日的游看，傍晚坐车去丽江等等——很大原因是没有能够留住人的旅游项目。和佳轶，这个生活在大理的纳西族人，为此相当的寝食不安。在我们之前，他已经在洱海上开发建设了一个“大理风情岛”，和他的一个秀才助手——彝族人字旭东一起。

二○○一年十二月我在大理的三天，这个纳西族人和彝族人字旭东天天陪我东西南北地看，述说他们“让来大理的人多待几天多看看苍山洱海”的衷肠。和佳轶真挚的热情，在我们从陌生人开始打交道的过程中，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不是对我的热情，是对一件想做的事情的执著热情，像他那三天老是从嘴里溜出来的话：“大理好了就是我好了，大理的发展就是我的发展，大理的……”这样的语言我在其他地方也常常会听到，惟独没有像听到和佳轶说着有动人的力量。能让人心动的东西就是真情与真诚。 一年之后我们与大理的合作并不是和佳轶，因为他是展开大理开发区工作的，与我们最终合作、采纳和佳轶建议修建“天龙八部城”推进大理旅游发展的，是国家级大理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之后我们在那儿拍戏，常常会见到来看我们的和佳轶。我老觉得心里对不起他，好像欠着点儿他什么，分明是与他开始的事情，却与他没什么关系了。

和佳轶笑呵呵还是那几句话：大理好了就是我好了，大理的发展就是我的发展，大理的…… 纳西族人和佳轶，常常皱着鼻头笑呵呵与我们说话，我猜想是因为担心鼻梁上的眼镜被地心吸引力吸落；整天与他形影不离的彝族人字旭东，鼻子上的眼镜更大，但是他好像就不担心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眼镜常常是自由自在地悬挂在眼睛下面，像副花镜那样戴着。这两个人在一起，有点像中国的《孙子兵法》：智慧加谋略——智勇双全。这个印象从我和他们一认识就诞生了，然而直到今天才归纳出来。 三年前他们带着我浏览他们开发出来的、处于洱海北面的那个岛——“大理风情岛”，一景一物每一个用意统统说得头头是道，每一处的用心都是“留人”，那是被他们创意出来的大理第一个旅游度假“风情岛”。的确很有“在这儿住上几天”的诱惑力，我一度把这个奢想纳入“拍完《天龙八部》来这儿住上几天”的计划。“大理风情岛”是纳西族人和佳轶与彝族人字旭东合谋的唯一一个旅游项目，“天龙八部城”的合作设想没有成功。之后听说为了增加工作责任，将“风情岛”改革成为股份制，赢、亏不再由国家承担。和佳轶因为是“原创”之首，占得百分之五十二的股份。

然后，大理有了“红顶商人和佳轶”的流传，褒贬不知，只是一个“红色资本家”形象在改革开放的新世纪像一只潜水艇，浮出水面。 这次我们《天龙八部》剧组在传统的民族节日“三月街”回访大理，与和佳轶约见是短短两天行程中我内心的一个期待。我很想知道这两年间他怎么样了？他挥洒不尽的热情有没有在他期望的事情中开花结果回报于他？ 到达大理的当天傍晚就接到了和佳轶有奇特口音的电话，第二天中午我们见了面。 他还是那样，有本事将一件西装穿成他的民族服装一般的妥帖随意，皱着鼻头“托”着眼镜，对抗着地心吸引力与我们谈笑风生。我没有想到事过境无迁，言归正传“天龙八部城”又转回了他的热情之下：二○○三年十月底，和佳轶被调到大理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担任副主任，兼大理旅游集团总公司的董市长、总经理。他终于有机会实践他的“大理留客旅游计划”，开始实施旅游资源统一管理，借助“天龙八部城”的新景点，半年就将旅游收入翻了以往的数倍。我不知道这之间有怎样的具体经过（和佳轶成为旅游集团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和内幕，但是肯定离不开的有和佳轶惊人的热情。对于大理的发展期待，对和佳轶来讲可以用“不遗余力”四个字。

至于让他传闻为“红顶商人”的风情岛，在股份制还没有开始实施的时候，和佳轶因为调离原工作退出了全部股份。那才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