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节

他再没来过纽约，弥满于这整座城市的富足豪华使它更像花天酒地的巴比伦城。“这是战争的产物，儿子。”这位曾参与约克城和企业号航空母舰装配建造工作的工程师说，“这个国家越来越富有。

我们不仅免受大萧条的袭击，还变成了这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说这么多年来有什么东西使我们得以保持领先于世界上的共产主义者的话，那只能是：钱。我们拥有大量的金钱。”(请不要根据这番话推出我父亲是一位反共产主义者的结论。正像我曾说过的那样，他是一个具有明显的左倾倾向的南方人；六七年后，当麦卡锡主义处于高潮时，“美国革命之子”组织在威斯康辛州发表了支持那位参议员的声明，于是他愤而辞去了该组织弗吉尼亚地区主席候选人的提名，尽管基于家族原因他对一职务已渴望了二十年之久。)　　就经济而言，无论来自南方(或别的什么小地方)的人如何老辣，没有一个不被纽约的交通与物价惊得目瞪口呆。我父亲也不例外，不满地看着我们用餐的账单——我想大约是四美元——想想看！在那个银根紧缩的年月，以都市标准来看这个要价并不算高；即使在苏拉夫特这种最普通的餐馆也是如此。“如果在家里的话，”他抱怨说，“你可以用四美元支付一个周末的账单。”我们在夜色中朝百老汇走去，向北穿过时代广场。这时老头子已恢复平静，但时代广场又使他陷入一种迷惑、虔诚的沉思之中，虽然他从来不是一个虔诚的人。但我想，与其认为他的反应是反对或不赞成，勿宁说是震惊。

如同被人在一个淫秽的地方打了一耳光似的，他为时代广场在夜色中展现的一切感到震惊。　　就我看来，尽管在后来的岁月里与淫秽的所多玛城[1]并无二致，但在那个夏天，时代广场的夜晚虽然充满色情，却不比奥马哈或盐湖城之类的基督教城市里阴暗的米黄色广场更堕落。然而，霓虹灯下衣衫单薄的妓女和奇装异服的吸毒者仍比比皆是，以至于他不时发出低沉的感叹声，以舍伍德•安德森式的土里土气的直率叹息着“耶路撒冷！”这多少分散了我低迷的思绪。我见他一直注视着那些穿着紧身衣轮廓清晰搔首弄姿的妓女，有些呆滞的眼睛里闪现着惊讶与不相信的神色，当然还有些痒痒的感觉。他找过女人吗？我不知道。在度过九年的鳏夫生活之后，他肯定有权这么做，但如同大多数南方人(或美国人)一样，即使在壮年时期，他对性仍然有所保留，甚至隐秘不宣。他那段时期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个谜。其实，我希望他在身体尚可的时候，不要像奥南[2]那样仅仅满足于手淫，而白白浪费自己的青春；不过，或许他已可怜的并最终摆脱了那种诱惑，而我则误解了他的目光。　　在哥伦比亚环行道，我们乘一辆出租车回麦卡阿尔宾饭店。

我受到又一次陷入了低落的情绪，因为我听见他说：“你怎么了，儿子？”我咕哝着说了些胃痛之类的话——可能是在苏拉夫特吃的什么东西引起的——让他不必理会。虽然我很想让某人分担一下我的痛苦，但我发现我不可能向谁泄露我生活中的这一巨变和秘密。我并不真正了解我究竟有多失落，对导致这种失落的复杂情形更无法言明：对苏菲的爱情，对内森非同一般的友情，内森几小时前的疯狂发作，以及最后的突然消失？不是俄国小说迷(有些剧情与刚才那场争吵十分相似)的父亲将完全不能理解。“是钱出了什么问题吗？”他问，还加上一句，说他明白我不能靠他几星期前寄来的卖黑奴阿提斯特的钱过上一辈子。然后，他委婉地绕到这个问题上，说或许我应该考虑回南方去。他刚刚把这话放在嘴边，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出租车已停在麦卡阿尔宾门前。“我觉得你和刚才我们看见的这类人住在一起不会是件好事。”他还在说着。　　就在此时，我目睹了一件比任何文学作品或社会学理论更能说明存在于南北方之间的可怕裂痕的事情。这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不可原谅的严重错误，但它强烈地指向两种文化观，指向两种迥然相异的文化土壤。错误的起因在我父亲。

虽然在南方，付小费这样的事(至少到那时为止)不被看重或不必以郑重的方式表示，但他应该知道不应该把五分镍币作为小费付给托马斯•迈克古利。要不干脆不付一个子儿，反倒没什么关系。迈克古利则错在对父亲不依不饶，还加上了一句“操你妈”。这并不是说我父亲的行为对不习惯收小费或只习惯收少量小费的南方出租车司机不会产生受辱之感，然而无论内心如何气愤，他都会保持缄默而不怒形于色。同样，这也不意味着纽约人能默然接受迈克古利的脏话，只不过这些话已成为街上出租车司机们的口头禅，大多数纽约市民早已耳熟能详而不会以牙还牙。　　已从出租车上下来的父亲把鼻子重新伸近前窗的挡风玻璃，用不相信的口吻问道：“我听见你说什么了？”这用词很重要——不是“你说什么？”或“你说的是什么？”而是强调“听见”，言外之意是他的听觉器官还从未听过如此下流的语言，甚至没有听到这两个词被单独说出来，更别提它们被一前一后连着说出来了。阴影中的迈克古利脖子很粗，头发微红。我看不清他的脸，但听他的声音相当年轻。

如果他在夜色中一走了之便天下大吉了，但尽管稍稍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感到他对父亲的镍币非常恼怒，并想大吵一架，以回应我父亲对他那句下流话表示的愤怒。于是迈克古利在回答时，甚至用了一句文诌诌的句子：“我说你一定是个他妈的南方蠢驴。”　　我父亲的声音变成了喊叫——声音不大却很狂怒，令人心惊——他在想如何回敬这家伙。“我想你一定是这座令人恶心的城市里的渣滓、垃圾，才让你生出了这么一张臭嘴！”他大叫着，闪电般的迅速滑回南方祖先古老的修辞手法。“你是恶心的渣滓，你还不如一只阴沟里的老鼠！在美国任何一个正派的场所，像你这样口吐恶言的人都应该被拉到大庭广众之下鞭打示众！”他的声音抬高了一些；麦卡阿尔宾灯光明亮的门厅前的人们都在驻足观望。“但这儿既不正派也不文明，你却对着我们这些文明人大吐脏话——”他的话说到一半便被打断了，迈克古利将车猛地朝前一窜，然后飞快地逃之夭夭。一股强烈的带动力几乎将我父亲带倒在地，他双手在空中胡乱挥舞着，呼地转过身来，猛地撞在一个铁铸的“禁止停车”的标志牌上，像栩栩如生的卡通片一样，发出一声响亮的带有回音的“梆”的声音！但这一点儿也不好笑。我当时想，这可能会导致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但半个小时后，他却坐在那儿呷着波旁酒，大肆抨击北方的什么“道德专利”。他流了许多血。当我把这位受害者扶到麦卡阿尔宾旅馆的门厅里时，正巧旅馆的医生打那儿经过。他好像喝了酒，但他知道该如何处置一位眼圈青肿的患者。冷水和绷带终于止住了血，但没能让老头子消气。我们坐在麦卡阿尔宾酒吧的阴影里调理他的伤处，那只青肿的眼睛使他与八十年前在首相斯维尔一只失明的他的父亲越来越相似。他仍然怒气未消，不停地诅骂着托马斯•迈克古利。我有点厌烦，虽然他的诅咒像漫画一样形象。我发现老头子的怒火既不出自某种派头也不是假装正经——作为一个船坞工人和以前的商船水手，他的耳朵肯定早已塞满这样的污言秽语——而是出自对良好行为和文明体面的公众场所的信赖，实际上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沮丧的平衡主义。我开始明白，他在情感上对北方的疏远大多源自于此。简而言之，他认为人们之间的交谈不能平等进行时，他们之间的平等也随之消失。他终于慢慢平静下来，不再骂迈克古利，转而抨击北方所有的邪恶与缺点：骄傲自大，虚伪，以及所谓的道德优越感。突然我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顽固守旧的不折不扣的南方人，但这似乎与他的自由主义并不抵触。这令我很吃惊。

父子团聚第69节 你再不能回家

终于，他骂得——也许随着疼痛的慢慢减轻——精疲力竭；他的脸色变得苍白。我催促他上楼休息。他很不情愿地照我的话做了，回到他为我们俩订的双人房间，伸手伸脚地瘫倒在床上。我们的房间在五楼上，可以避开下面大街的嘈杂。我将在这里和他共度两个夜晚——两个在电风扇下汗流浃背情绪低落无比沮丧的无眠之夜(主要原因是我对苏菲和内森的持续的绝望)。尽管已疲惫之极，父亲仍喋喋不休地谈着南方。(我后来得知，他此行至少想完成一项使命，即把我从北方解救回去；虽然他没有直接向我透露这一点，但这狡猾的老家伙肯定想把这次旅行的大部分时间花在阻止我加入北方佬行列的行动上。)在第一天晚上沉入睡眠之前，他一直盘算着如何让我离开这个令人困惑的城市，回到属于我的乡村去。他咕哝着“人类的各个方面”，声音越来越遥远，含混。　　人们不难想象，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和他的对什么都不满意的南方老爹是如何度过纽约夏日的后来几天的。我们参观了一系列旅游景点，去了我们俩都没去过的自由女神像和帝国大厦楼顶，乘环曼哈顿的观光艇绕城一周。还去了音乐大厦，在那儿观看了罗伯特•斯特克和伊芙琳•凯斯主演的喜剧，整场时间都在打盹。

(我记得在整个过程中，苏菲和内森带给我的哀伤始终像裹尸布一样笼罩着我。)我们还参观了现代艺术博物馆，我以为老头子会反感那种地方，结果他兴致勃勃，那明亮简洁呈直角形状的孟得里安斯令这位工程师十分高兴。我们在霍恩—哈达特用餐，他惊讶于那里的自动售货机；到内迪克和斯托弗尔，还有——我当时认为很高档的介于商业区与住宅区之间的“老饕餐厅”品尝美味。我们去了几个酒吧(其中包括偶然碰上的位于四十二街的一个淫荡下流的年轻人的聚会场所，在那里我观察到父亲像戴了一个假面，一下子脸色青灰，像燕麦粥，随后又不可思议地完全变了形！)不过，每晚我们都在对潮汐镇的花生地的谈论中早早就寝。我父亲打鼾，而且相当厉害。我的上帝！第一天晚上，我还能在他打鼾的间隔迷糊一会。现在回想起来，他的鼾声真是惊天动地(由于中隔膜松弛移位，他的鼾声响如雷鸣。据说夏天若不关窗，那声音足以惊醒隔壁的人。)最后那天晚上，他的鼾声成为我失眠交响曲的一部分。令人无法忍受的烦躁和狂暴阵阵袭来：一阵急速而痛苦的负疚，继而一阵狂躁的令人痉挛的性欲冲动，最后移向令人深情难忍的对南方的甜蜜回忆，折磨得我整晚无法合眼。　　我躺在那儿，心里充满内疚。

我想起我还是个小孩子时，父亲从未处罚过我，只有一次——那是一次罪过，为此我甘愿受罚。这事与我母亲有关。在她临死前的那一年——我十二岁，癌细胞已侵袭到她的骨质中。一天，她那孱弱的腿不听使唤了，摔了一跤，小腿胫骨骨折，以后便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从此她只能缠上绷带，拉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路。她不喜欢躺在床上，只要可能便尽量坐着，每次都把缠着绷带的那条腿伸出来，放在脚凳或别的什么东西上。她那时刚刚五十岁，但我意识到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我有时能看见这种恐惧。我母亲不停地阅读——书成了她的麻醉剂，直到剧痛无法忍受时才用真正的麻醉剂代替赛珍珠。在最后的那段日子里，我印象最深的便是那满头灰发，以及那张戴着眼镜伏在《你再不能回家》上的和蔼消瘦的脸(早在我看沃尔夫的书之前，她已是一个沃尔夫的痴迷读者；她同时也看那些书名美丽的畅销小说，如《尘埃是我的归宿》、《太阳是我的克星》之类，如果没有那个架在矮凳上的金属夹板，这该是一幅多么安详温馨富有文化气息的家庭图景。我还记得当天冷的时候，她总在腿上搭一块磨损的针织软毛毯。

虽然弗吉尼亚潮汐镇很少有真正的低温天气，但一年中总有那么几天会很冷，而且因为这种时候极少出现，一旦冷起来更让人难以忍受。在我家那小小的厨房里有一个很小的烧煤的炉子，起居室里有一个玩具似的壁炉可以供一点点暖。　　就在这个壁炉前，我母亲在整个冬日的每一个下午都躺在那张沙发上看小说。我是这个家里惟一的孩子，不算十分溺爱但还是备受骄宠；我每天要做的事情极少，其中之一就是在下午放学后赶回家检查壁炉里的火是否燃着，因为我母亲虽说没有完全瘫痪，但已经没有力气往炉里添木头。家里有一部电话，但放在前厅，要下几级楼梯，她无法下去。那么你们一定能猜到我犯了什么错：一天下午，我把她忘在脑后，和一个同学以及他的哥哥开车兜风去了。我们坐在那辆崭新的时髦的帕卡德•克利帕尔轿车上，简直要为那车发狂了。它那时髦高贵的神气完全迷住了我。我们怀着愚蠢的虚荣心开着它穿越乡间小路。随着下午过去夜幕降临，温度也同时在下降；大约五点钟，克利帕尔在离我家很远的一片松树林中熄了火。我突然感到一阵浸入骨髓的寒冷，这才想起被我遗忘在家的妈妈。我吓得差点晕倒。

耶稣基督，罪过……　　十年后，当我躺在麦卡阿尔宾五楼的那张床上，听着父亲的鼾声，又一次被这内疚(当时无论如何消除不了)刺激得无比痛苦，但这痛苦中也掺杂着对老头子的感激。他对我的玩忽职守采取了宽容态度。他毕竟是一个基督徒(我认为我并没有间接地提到这点)，心慈手软。那个灰蒙蒙的下午——我记得当我们驾驶着那辆克利帕尔往家疾驰时，天空中正飘着细碎的雪片，被风吹得上下翻飞——我父亲已下班回到家里，在我回去之前半小时来到了她的身边。当我回到家时，他正自言自语地在那儿揉搓着她的手。那简陋房屋的灰泥墙壁根本无法抵挡寒风的侵袭。壁炉的火在他回家前半小时已经熄灭，他看见她在毯子下瑟瑟发抖，嘴唇青紫，脸色像粉刷过一样惨白。房间里烟雾弥漫，她曾试图燃烧那拐杖得到温暖。上帝知道她是怎样被爱斯基摩似的彻骨寒冷吞没的——用来抵御死亡的畅销书全被她压在腿上；她用我至今难忘的艰难动作拉扯着金属夹板，那夹板越来越冷，像尖硬的石头一样压在那条痛苦、无用、长满癌细胞的腿上。当我冲进房门时，一个东西猛地抓住我的灵魂：她的眼睛——那双淡褐色的备受折磨惊恐不已的眼睛，一与我的眼睛相遇便迅速移开。

那眼神移动得如此之快，如同大刀砍下一只手一样迅疾，然而正是那飞快移开的眼睛使我一下子产生了罪恶感。我惊恐地意识到我使她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她哭了，我也哭了。就这样，我们如同隔着一片辽阔的荒凉湖泊，互相倾听着对方的哭声。　　我现在能肯定，我父亲，这个一向温和宽容的人对我说了些十分严厉的话。但我已记不清他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寒冷——柴禾间浸入骨髓的寒冷，还有黑暗。他把我弄到那儿，要我在那儿一直呆到黑夜完全降临，直到凄清的月亮挂上天空，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冻僵为止。我记不清我在那儿呆了多久，哭了多久，我只记得我和我母亲一样被冻得浑身发抖。我是罪有应得，任何一个罪人都应毫无怨言地接受惩罚。我想我大概被关了不到两个小时，但我宁愿一直呆到早上，或直到被冻死——只要能赎清我的罪过。我父亲的惩罚是否正好成全了我赎罪的愿望呢？他尽可能用平静的方式处理了这件事。但不管怎么说，我的罪过已永远无法洗清，因为在我心中，它一直是导致我母亲死亡的一个不可推卸的原因。　　母亲死得很惨，是在剧痛中死去的。六月中旬，也就是那件事发生十个月后，她服下大量吗啡，在迷迷糊糊中死去。

而在头一天晚上，我一直在那间烟雾弥漫的房间里，对着那堆余火想了又想：我那次的失职是否就是她再也不能恢复健康的原因？罪过，可恨的罪过。负疚之感如潮水一样向我袭来。它就像伤寒一样，使一个人在这罪恶毒素的重负下度过一生。我躺在麦卡阿尔宾凸凹不平的床垫上辗转反侧，想起母亲的眼睛，悲痛像一块尖利的冰块直刺我的心。我又一次问自己，我的那次过失是否加速了她的死亡，她是否已原谅我。去他妈的，我想。这时，隔壁的响声惊动了我，我马上想到了性。　　我父亲那松驰移位的中隔膜像突然被吹进了一阵风，鼾声变得像丛林狂想曲似的充满喧闹——猿猴叫，鹦鹉闹，粗哑的喇叭声……但透过这些嘈杂的声音，我仍能听见隔壁房间两个人正在狂欢——这是我父亲对性交的说法。叹息声，床垫嘎嘎的响声，欢愉的叫喊声。我心想，上帝啊，难道我永远只能充当别人做爱的孤独听众，而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参与者？我痛苦地承受着煎熬。我回想起我与苏菲、内森的相识便是这样开始的。斯汀戈，一个不走运的偷听者。父亲此时像隔壁那两个带给我痛苦的人的同谋似的，突然咕哝了一句翻过身去，一时没了声音，使隔壁的一举一动真真切切地传进我的耳朵。

那声音离我很近，几乎就在眼前——“噢，蜜糖……”那女人喘息着说，伴随着一阵有节奏的滑腻声响(像扩音器一样使我的想象力膨胀)，引逗得我把耳朵紧贴在墙上。他们在黑暗中的严肃对话令我惊讶不已：他问他的那个东西是否够大，她是否达到了“高潮”。她回答说不知道。真急人，急人。然后突然一阵沉寂(我想一定是在改换姿式)，我大脑里的棱柱窥视镜试着映出了罗伯特•斯特克和伊芙琳•凯斯那令人瞠目结舌的“69”式，但我马上放弃了这个想象，逻辑强迫我更换在我的性爱舞台上表演的角色：两个来自塔诺卡的永不满足的蜜月旅行者。在我脑中展开的色情表演时而变成火锅，时而变成杀戮。(当时我根本无从想象，也不会相信，这预示着黄金岁月的来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之后，就在下面大街的雾蒙蒙的电影集市里，只需五美元就可以像西班牙征服者占领新世界那样，自由自在地观赏性表演：闪着光泽的肉红色的阴门像卡尔斯巴德洞穴的入口一样高大耸立；细密的阴毛像西班牙苔藓似的茂密丰厚；像安装上马达一样的用力射精的男性生殖器；身材高大面容恍惚嘴唇潮湿的年轻的印第安公主，极尽想象之能事地做着各种可能的极其详细的口交和性交姿式。

)　　我梦见了拥有奇特的口舌的亲爱的莱斯丽•拉普德斯。和她在一起的那段经历带给我深深的耻辱，使得我在这几周将她从记忆中彻底抹去。但现在，我幻想她用“上位”骑在我身上，这姿式是著名的家庭性爱顾问范•德•威尔德和玛利•斯托皮斯博士推荐的，几年前我在家时曾偷偷学过。我让莱斯丽跨坐在我身上嬉戏着。她的胸部磨擦着我，我淹没在她瀑布般倾泻而下的头发里。她的话灌进我的耳朵(现在全是毫不做作的恳求)听来十分惬意。自从产生青春期萌动之后，尽管我的解决方式颇具创造性，但几乎总是用清教徒的节制方式通过硬邦邦的手予以解决；但今晚，我的欲望像狂奔的野马把我完全拖垮。啊，天哪，当我在幻想中与莱斯丽以及另外两个摄魂夺魂的妖妇疯狂做爱时，我肿胀得疼痛难忍。这两个妖妇当然是玛利亚•亨特和苏菲。想着这三个人，我意识到她们一个是南方式的清教徒[1]，一个是莎拉•劳伦斯式的犹太女子，最后一个是波兰人——一个以多样化为其特征的混合体。还有，这是三个死人，不仅在类型上还是意识上都是死人。

不，并不是真的死去(只有一个，性感的玛利亚•亨特已见了上帝)，但就她们与我的生活的关系而言，她们早已毁灭了，死去了，完蛋了。　　狂热的幻想令我茫然。是因为我不能忍受这三个瓷娃娃全都从我的手指缝间滑落下去摔得粉碎，还是因为她们最终的不可得(我意识到她们都永远离开了我)煸动了这次地狱般的欲火？我不知道。我扼腕痛惜，为想象中无所顾忌放荡不羁的男女混交头晕目眩。我脑子中的性伙伴迅速变换着。不知怎么的，莱斯丽变成了玛利亚•亨特，我和她在奇萨比克海湾的沙滩上纠缠在一起。那是仲夏的正午时分，她狂醉的眼睛在我的幻想中转动着，嘴咬着我的耳垂。想想吧，我想，想想吧——我成了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我和玛利亚长时间地狂欢；就在我父亲的鼾声里。他突然从床上一跃而起，到卫生间去小便，我们仍像水貂一样缠绵着。我脑子一片空白，等着他回到床上，鼾声再起。接着，与拍打在岸边的带着绝望和欲望的悲伤浪花一样，我发现自己正在与苏菲疯狂做爱。当然，她才是我渴望已久的爱人，但这太令我吃惊了。因为那年夏天我对苏菲的渴望一直是孩子气十足的理想化的罗曼蒂克。

事实上，我从未让与她交欢的生动场景真正出现在我的脑海或扰乱我的心灵；现在，当失去她的绝望像一双手卡住我的脖子时，我才第一次领悟到我如此绝地爱着她，我的欲望是那么的强烈。我呻吟着，声音很大，把父亲惊醒了——我拥抱着我梦中的苏菲，完全沉醉在其中；我大声叫着她的名字。父亲的身体在黑暗中动了一下。我感觉到他的手伸过来触摸我：“儿子，你还好吧？”他忧心忡忡地问。

父子团聚第70节 一个女人

我佯装未醒，嘴里含含糊糊地咕哝了几句。但我们俩都清醒了。　　他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