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下载银行【downbank】 提供免费绿色软件下载-------------------------------------------------------------颐蔷粗氐牡胤健 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1969年夏天，她和蒋介石的座车车队，在阳明山发生车祸的那一次意外事件。 那天我们闻讯赶到的时候，宋美龄和蒋介石已经住进台北某医院特别为“总统”设的病房时，那天下午宋美龄被送进病房的时候，一路痛得哇哇大叫，因为她的头椎骨都受伤了，那个状况她当然喊痛啊!为“总统”夫妇开座车的司机，固然是为了闪躲一辆军车，才会发生那次车祸，但，座车司机的处置还是有些不当，他显然是刹车过猛。 如果换成别人，可能早就把这位司机抓去治罪了，可是，宋美龄从来没有提过要处罚司机，也没有责怪司机什么话，而还是其他有关人员，把司机调走去开别的官邸车辆。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宋美龄是充满了恕道精神的一位仁慈长者，她的基督徒精神教不下对那位惊魂甫定的司机作任何事后的处分。

对张学良多所优容，亦是宋美龄厚道的一个明证。我认为，要不是宋美龄的坚持，张学良早就没命了，因为有人要杀害他泄愤。宋美龄始终反对他们对张学良动手，并且一再要求蒋介石要保证张学良的安全，在她的坚持下，张的性命才算保住了。但是，她还是觉得对不起张学良，因为在当年西安事变结束的时候，她曾经对张说：“我保证你是不会被抓去坐牢的！”结果，他却被当局软禁了大半辈子。 到台湾来以后，宋美龄对张学良始终很客气，经常送些好吃的东西给他吃。后来蒋介石死了，蒋经国也过世，张学良正式面对公众，可是，他始终不对蒋家有所抱怨和非议，我认为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张学良有感于宋美龄对他的恩情。 张氏到台湾之后，曾信奉耶稣基督，我觉得这也是宋美龄给张学良的影响，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宋美龄始终是秉持着宽恕的精神。 1.2 虔诚教徒 宋美龄是一位纯正而虔诚的基督徒，她对圣经教义熟悉的程度，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对旧约中的故事，宋美龄更是倒背如流，如数家珍。

记得在1954、1955年间，我有次刚有急事要向蒋介石报告，必须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去找蒋介石，我知道蒋介石习惯四、五点钟就起床，所以我在四点多钟就到了士林官邸，准备晋见蒋介石。我走进蒋介石书房，只见蒋介石和宋美龄正跪在一起做“晨课”，即早上的宗教祈祷仪式，我一直等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晨课”结束之后，才能够向蒋介石报告事情。从那时，我才晓得原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早上是要一起做“晨课”的，这是宋美龄早年的习惯。我那时觉得很意外，宋美龄的生活作息和蒋介石是截然不同的，她惯于过夜生活，晚上很晚才上床睡，可是，她还是坚持清晨起来和蒋介石一块儿作“晨课”，经久不辍。在她的晚年，大概是身体比较差的关系，后来才没有再和蒋介石一块做“晨课”了。 一如她在“妇联会”时，拉了一批人似的，她也拉了一些官夫人一起到士林官邸的凯歌堂做礼拜，其实，在我看来，有不少人是把到凯歌堂做礼拜，当做是政治礼拜，去那儿，完全是为了讨好宋美龄。但，她的精神却是始终如一，对人的态度始终不变。

1.3 无可奈何 蒋介石的现代智识，当然没有宋美龄高，她是搞历史出身的，我觉得她对蒋介石在抗战时期的军事和外交，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拿抗战时代来说，我认为要不是宋美龄积极和美国拉关系，蒋介石的抗战能不能坚持下去，是很有问题的，有人甚至怀疑，蒋介石如果吃不消了，国民党就有好一批人要倒向汪精卫那边去了，整个抗战局势就要改观。美国会在节骨眼上帮助中国对抗日本，孔、宋两家和宋美龄，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点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台湾时期，特别是关于联合国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的时期，那时沈剑虹当“驻美大使”，在台湾时，宋美龄经常要他去官邸报到，要他拟些国外文稿什么的，大部分的情况，是沈剑虹都已经把稿子拟好了，送到宋美龄书房给她过目，结果，宋美龄一边看着他的稿子沉吟，一边拿着红蓝钢笔，在沈剑虹原本的文稿上，涂得到处都是笔迹，几乎是等于把稿子再重新写过了一遍，然后宋美龄才会露出“过关”的神情，叫秘书去按她的稿子打字。沈剑虹则是恭敬伫立一旁，对于宋美龄修改他的文稿不敢置喙一词。她处理公事的时候，就是这样不给人留什么情面。

宋美龄修改文稿的时候，总是全副心力都投进去的样子，她的英文造诣极深，经常用一些连留学美国的人都未必看得懂的字词，有些人甚至批评，她和她的外甥孔令侃做文章，不论是中文、英文，最喜欢用些生涩的字汇，来让人觉得他们有学问。 从长年以来她做出的努力，可以说她是真正帮助蒋介石参政的“第一夫人”。很多人或许不晓得，她在台湾的“民主政治”上所做的默默贡献，当蒋介石在1950年3月，宣布“复行视事”的时候，宋美龄向蒋介石建议“台湾省政府主席”的人选，她提出让留美的吴国桢出马担任的建议，结果被蒋介石接受了。 吴国桢上任之后，便提出了台湾省地方自治纲要，作为推行地方自治的一个蓝本根据，台湾就从那时起真正进入一个“民主时代”，老百姓才开始可以凭个人的意思，选出为他们服务的地方公职人员。我觉得，蒋家父子的脑筋里面，是没有什么民主观念的，给他们父子上“民主课”的，其实正是宋美龄。 在军事将领上，她向蒋介石建议用孙立人将军，作为当时的“陆军总司令”，蒋介石也照单全收，任命留学美国维吉尼亚军校的孙立人，当国民党当局来台之后第一任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在担任“总司令”

以后，真是励精图治，不停以美式的练兵方式，训练新的“国民”部队。 那时，一文一武，文有吴国桢，武有孙立人，真可说是“夫人派”在台湾的全盛时期。以后的尹仲容、徐柏图等人，都是宋美龄提拔的，也是“夫人派”的大将，可是却一个接一个倒了下来。那段时间，宋美龄虽然没有同我们讲这些事情，但我可以体会出她的内心痛苦和煎熬。我想只能用“无可奈何”四个字来形容。 早期在宋美龄的全心经营下，蒋介石用人方面是很尊重她的，所以，国民党当局刚来台湾的时候，50年代，重要的职务很多是留美派的大将，内政方面，宋美龄竭智尽虑，“外交”方面，也是仰赖她的全力折冲。就以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来说，从1952、1953年，苏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时，宋美龄就透过在美国的友人，组织了“游说团”，一方面竭力争取台湾在联合国的权益，一方面为“台湾政府”和美国之间“邦谊”的巩固做努力。 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一部分“中华民国”战前到台湾的“外交”史，就是宋美龄为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做的奋斗史。 据我私下的观察，在“台湾政府”的联合国代表权事宜出现问题时期，权力核心也呈现了一种两极化的意见对立。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197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美国宣布：“美国将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但在此同时，美国反对把‘中华民国’排挤出联合国”，这个宣言发表之后，不得了了，台北士林官邸吵翻天了，上下为此事发生了很大的争执，国民党一些有资望的元老，多半是对美国这样“忘恩负义”的举措，感到忍无可忍，大家吵着要退出联合国，并且说三国时代就是“汉贼不两立”，我们是“正统”，“中共”是“叛乱组织”，如果我们和共产党同在联合国并立，就是没有原则、自失立场。 (笔者按：1971年的7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在尼克松总统的派遣下，到中国北京，和周恩来为主的中国谈判代表进行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初步谈判。在北京和华盛顿的此一初步接触中，基辛格提出了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条件底限。基辛格对中国做出的让步是，美国在联合国问题上将同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大会多数表决的情况下，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但是，若是要排除台湾，必须以2/3的表决票数下，才能通过此案。提出的这个提议，得到中国谈判代表周恩来的认可，这也成为两个月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宣布的声明基本原则。

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内部，为此群情哗然，咸认为美国恶意“遗弃”台湾，违反了传统的合作关系和“中美友谊”。) 但是，在官邸内部，也冒出一股亲美实务派的呼声。我觉得这股力量的代表，就是当时往返美国和台湾之间最勤快的孔家大少爷孔令侃。外界一直对他有此误解，事实上，我觉得他对联合国事件所持立场，是当时所有台湾当权人物当中，最冷静客观的一个。我印象十分清楚，有一次，他和我谈天谈到联合国的事情，他就很无奈地对我讲，他觉得什么“汉贼不两立”，完全是错误的政策!今天的国际社会怎么能够拿来和中国古代的三国时代相提并论，简直就是失去理智了!他认为台湾应该听从美国当时的意见，就是要留在联合国，即使让大陆夺去常任理事国的席次又怎么样，我们只要占住一个MEMBER的席次就行了，共产党是拿我们没办法的，他是会员国，我们也是会员国啊！ 我觉得，孔令侃的意思，应该是和宋美龄相去不远的。因为孔令侃当时就是宋美龄放在美国的一个耳目，他们甥姨之间的情感很好。我认为当时宋美龄为了联合国问题也是伤透了脑筋，毕竟，联合国问题攸关她“外交”

工作一向引以为傲的执著，我认为基于这样的执著，她是不会轻言从联合国这个战场上撤退下来的，毕竟她从50年代开始，就在确保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她怎么会让20年的努力尽为东流?她怎么会甘心? 然而，国民党内保守力量实在太大了。就在罗杰斯讲话没多久，国民党开了一次临时中常会，我也在场，那天，我记得现场一片沸腾之声，像谷正纲、胡建中，大声疾呼、义正词严，反对和共产党同在联合国，汉贼不两立。他们讲完之后，台下一阵乱哄哄，一片附和之声，大部分“中常委”都这么主张：天无二日，人无二主，“有骨气”的国民党人就要退出联合国，所谓“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云云。 原先，蒋介石对联合国的问题，尚未做出最后决定，但听许多“中常委”这么一说，似乎更增强了自己对美国和联合国的不满。他的儿子蒋经国也认为在联合国已经是多留无益。就在那次的临时“中常会”中，作了退出联合国的决议，并且结论要大家“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我认为，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也就只能这样不了了之了。我可以了解到宋美龄那时心中的痛楚。蒋介石心情也不好，没多久他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心脏病便发作了。大家由此知道，联合国案对宋美龄和蒋介石的打击有多大！

宋美龄真正无可奈何啊！ 从整体上讲，宋美龄是一个很规矩的人，绝非是一个阴险富于心机的人，可是，她还是有些主观上的缺点。譬如，她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便十分有限，她是一个十足的美国人。虽然她不见得有美国公民身份，但是，她每天看的报纸不是台湾的报纸，而是NEW YORK TIMES这类的美国报纸,很少看台湾报纸，她对世界局势的了解，远比对台湾的了解多，以前对中国内部的问题和状况，也并非挺了解的。 她的另外一个缺点，就是没有什么财务的概念，也不重视金钱，她生活在士林官邸那样的深宫大院时，她根本不晓得台北圆山大饭店是不是赚钱，收入好不好，她也不清楚。她经常说圆山虽然是用公家的钱，但是钱是用在公家身上，她又没拿走一毛钱，为什么外头还有那么多的闲话，这些同她解释都是解释不清的。

上篇 我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第一章 纵论宋美龄（3）

1.4 恩仇录 蒋介石过世，以及蒋经国过世的时候，台湾岛内传出宋美龄要当主席的谣言，我觉得这完全是不正确的，是一种中伤!她经常引用《圣经》上的话说：“我要打的仗已经打过，要走的路已经走过!” 蒋经国在名义上，是她的儿子，但是，官邸上下的人都清楚，他们之间是面和心不和。表面上，蒋经国喊宋美龄阿娘(上海话母亲的意思)，宋美龄喊蒋经国叫“经国”；见面时，宋美龄对蒋经国很亲热，经国似乎对宋美龄也很忠心，可是，实际上，彼此之间却有很深的心结。试想，在蒋介石在世的时候，蒋经国就已经把“夫人派”的人马打压的差不多了，整肃的整肃、放逐的放逐、冷冻的冷冻，哪有什么自己的班底存在。到了蒋介石撒手西归，她孤零零一个人，领导中心转移到蒋经国那边，士林官邸已经不是发号施令的地方，她更是没有施展的空间了，她也不可能自己去领导，她已经没有这样的能力和机会。 提起蒋经国，我想起从前在老家听到蒋家亲族向我们讲述过的一段往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供作我们对蒋经国性格的进一步了解。那是北伐以前的事，蒋介石有一阵子，把二公子蒋纬国寄养在二夫人姚冶诚苏州的家里。

某日，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由浙江奉化老家去苏州看姚冶诚和胞弟蒋纬国，蒋纬国比蒋经国小6岁，那年，纬国好像还不到10岁，那个年龄正是特别好吃零嘴的时候。 姚夫人的家里厅堂上，有张大桌子，上头摆了一盘鲜美的桃子。蒋经国刚来姚家住上没二天，看到桌上放了一盘颜色鲜红的桃子，伸手就拿了一只桃子，正要动嘴吃，蒋纬国见到了，不由分说，伸出手来就把已经到了蒋经国嘴边的桃子夺了过去。蒋经国大叫：“你为什么不让我吃！我是你阿哥!”蒋纬国一点不放过蒋经国，回嘴说：“阿哥又怎么样，这是我姆妈的家，又不是你姆妈的家。姆妈家的桃子，你为什么吃?”蒋经国这下子，也不甘示弱，一伸手又从盘子里夺了一个大桃子，又要往嘴巴里送。蒋纬国这下被激怒了，索性甩手过招，当场就把蒋经国手上那只大桃子砸到地上，再一个箭步上前把那只鲜红的桃子用脚踩得稀巴烂。蒋经国气极了，头也不回地跑出房子。隔了好几天，两弟兄互相呕气不讲话。 类似夺桃事件等等不愉快的小事，自幼就给蒋经国两弟兄之间的情感，投下沉沉的阴影。蒋经国对蒋纬国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昔日的“夺桃之辱”

，始终铭记在心，甚至到了他们都已耄耋之年，彼此内心深处还是有道明显的鸿沟，各不相让，即使宋美龄有意在他们之间作调和的工作，还是很难完全抚平内心心结的，更何况，经国同宋美龄间并不是像他们表面那样的和睦融洽，毕竟不是亲生母子关系。 但，我可以确信的一点，蒋纬国绝对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应该是没错的。当年蒋介石去日本学军事，和戴季陶住在一起，共同请了一个小姐帮忙料理些生活上的杂务，后来，那位日本女子和蒋介石、戴季陶情感都不错，纬国将军的身世，固然没有像那本《陈洁如回忆录》描写的那样情节活灵活现，但是，纬国将军的确是蒋介石亲生的。可惜的是，由于蒋纬国的性格比较直爽，也不善讲好听的话，和他的哥为人性情大不相同，而蒋介石偏偏喜欢人家说好听的话，这和蒋介石对纬国冷淡疏离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中国人向来有所谓嫡子血亲的观念，看重自己的嫡长子，蒋经国是蒋公的嫡长子，而纬国将军却是庶出的儿子，在出身上本来就吃亏些，这是没办法的，中国人传统上便是重男轻女、重嫡轻庶，谁教蒋纬国不是大太太生的呢! 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蒋经国本身当然很高兴，没有兄弟和他抢夺自己世袭父亲的权位。

然而，蒋经国是一个疑心病很重的人，尽管蒋介石不喜欢纬国将军，但，蒋经国还是极力阻碍纬国任何“出头”的机会。 纬国将军不久之前，在杂志上说过，他的夫人石静宜女士，在去世之前曾经表示自己吃安眠药不是为了自杀，但是，蒋纬国对石静宜的死因亦是十分存疑，觉得不可思议，可是，他还是认为石静宜不是自杀身亡，而是他说的“心脏病”。 这个说法我也觉得很纳闷，但当年我们在官邸听到的，则是另外一套讲法，有人传出的讯息，是说50年代初，石静宜刚来台湾，因为她父亲是从事纺织工业的企业大亨，商业世家，所以，她本身也在那时做些生意。毕竟，她的身份特殊，那时台湾虽然还很单纯，可是官邸那种地方还是满复杂的，就有人传说石静宜做生意如何如何。这话传到后来，连蒋经国都听说了，就把这个谣言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听了之后是火冒三丈，气得不得了。他也没查证，也不知道到底真象如何，冲口就骂道：“她去死好了！” 在威权时代，这是多重的一句话啊！在古代，民间有句老话说：“阎王要人三更死，那容你活到五更天！”古代的皇帝要赐臣子死，臣子亦不敢不死哪!一个人死总比满门抄斩要来得好些吧！

石静宜的时代，固然还不会像古代封建帝王时代那样严重，但，外界对她的冤枉，对她来讲，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在此之前，石静宜本来已经怀了身孕，医生告诉她，预产期是在阴历九月间，石静宜掐指一算，那不正和她公公生日很接近吗!(蒋介石的生日，阴历是9月19日，阳历是10月31日，基本上蒋介石两个生日他都过)她私下盘算，希望能“忍耐”到蒋介石生日那天再生产，这样也可以让蒋介石高兴一下子，双喜临门嘛!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石静宜也不知道是动了胎气，还是身体有问题，到了生产那天，孩子是生下来了，可是，生产的时候，医生就发现生下的是一个气绝多时的死胎儿。欢喜了十个多月，没想到是空欢喜一场，身体和情绪坏到了极点。 任何人都可想而知，遇到这种事情，一个女人当然承受不了，加上有人传说她做生意的事情，连蒋介石都知道了，双重打击之下，石静宜就这样香消玉殒。我们听说的，是说她吃了毒性很强的药，吃了之后，整个人像是疯狂一样，跳得老高老高的，几个大男人都拖不住她，大喊大叫，可见她内心受到了多大的刺激。孩子死了，清白还受到怀疑，谁能受得了这沉重打击！ 为了石静宜，宋美龄也曾经在蒋介石面前讲过好话。

宋美龄对石静宜是很疼惜的，但是，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石静宜是在身心沉痛的情况下离开人世的，宋美龄即使想帮忙，岂又奈何得了命运?儿孙的事，实在让宋美龄烦心不已，可是，她实在也没什么办法，有时也只有无奈地摇头的份。

上篇 我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第一章 纵论宋美龄（4）

记得是六十几年的时候，据说，有回蒋经国的老大蒋孝文，在台北统一饭店喝了酒以后发酒疯，在饭店大吵大闹，起先是摔了一个酒杯，当时有位管理人员不晓得孝文是何许人也，就过去制止他，孝文喝过头了，不但不理会饭店工作人员的制止，反而开始砸玻璃、掀桌子，把所有在场的客人都吓跑了不说，把人家店里所有可以摔的东西都摔烂、砸坏，然后在侍卫人员的劝解下，离开现场。 后来，餐厅的负责人气得不得了，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蒋经国，告诉蒋经国孝文把他的店全砸了。老板老实不客气地告诉蒋经国：“我可以向您报告，我是一个华侨，向来热爱祖国，就是这样我变卖了侨居地的产业回来投资开店的，如果您不能保证我们店里营业的安全，大少爷继续这样三天两头来这里白吃白喝，还要打人、砸店，我必须向您报告!我受不了了，如果您不能赔偿我的损失，那么我明天就对外宣布，饭店停止营业，我回侨居地了。” 连夜，蒋家就派人去清算孝文到底砸坏了多少东西，蒋经国原价赔偿无误，这才平息了一场几乎要演成“国际”纠纷的风波。宋美龄听到类似的传闻，越听越多，总是无奈地摇摇头，有时更口中喃喃念道：“唉!蒋家的男人！……”

这种事，蒋经国当爸爸的都管不了，何况是宋美龄呢！ 蒋经国过世前两年1986年的10月份，为了蒋介石百年诞辰，她不得不回台湾，她明明知道台湾已经不是从前的台湾了，可是，如果她不回来，又会有什么样的谣言传出来呢?(据说，宋美龄那次的回台，其实也是蒋经国不断敦促下的结果。) 可是，假设她那次回来之后就走的话，便不会有什么事发生了。但，妇女会的一些老伙伴要她留下来。她便留了下来，后来，蒋经国遽逝，李登辉上来了，外面的谣言满天飞，她再不走就晚了，才离开了台湾。 我觉得她最后一次在台湾，有两个明显的错误，笔者采访来的消息说，有次李登辉去士林官邸看望她，结果有人要宋美龄慢慢下楼，让李登辉在下面多等等。不管这是不是事实，我觉得一个政要来看她，这是表示人家的一种尊重，我们不但要亲自迎接，还要找机会去回礼，拜访李登辉才对，要知道人家是“总统”哪，环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