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奥尔巴尼：幼狮

有一个事实特别引人注目，就是在我们的时代，有些影响巨大的公众领袖是从国家的“心脏地带”以外的地区崛起，然后上台执政的。劳合·乔治来自威尔士，而不是英格兰；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而不是普鲁士；斯大林来自格鲁吉亚，而不是俄罗斯本土；麦克唐纳来自苏格兰北部，而不是英格兰；正如更早时期的拿破仑是科西嘉人，而不是法国人一样。从地理上来说，罗斯福不是一个外地人，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他却是个外地人。他从海德公园、格罗顿和哈佛转移到纽约市，如同从一个世界转移到另一个世界——即从家庭和学校的那种阶级界限森严的上层社会转移到２０世纪初期繁忙喧闹的美国大都市。 这个美国的大都市正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巨大动荡之中。从年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初次眺望明轮汽船沿着赫得逊河奋力地逆流而上，直到１９０４年６月那天他头戴学士帽，身着长袍坐在台上，参加毕业典礼的那一时刻，其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在这一年，有一位经济学家发现两大家族——摩根财团和洛克菲勒财团终于成为“构成全国商业与贸易活动的心脏”。在罗斯福在哈佛攻读古典经济学的四年期间，有一百五十多家托拉斯宣告成立。

其中十家资本额为一亿美元或数目更大；托拉斯又进一步发展成超级托拉斯。虽然出现过经济萧条，虽然１８９０年又通过了谢尔曼限制托拉斯法案，虽然人民党和社会党也极力加以攻击，但是，资本家们却满不在乎，仍然信心十足地把持着自己的权力。 这种制度并不是没有受到任何挑战。１８９６年，年轻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曾号召西部奋起反对华尔街和金钱的势力。他在草原的阳光下讲演时，面部充满着激动的表情，时而恳求哀告，时而发号施令，时而讽刺挖苦。但是挑战未起任何作用。威廉·麦金利表面上冷静沉着，坐在自己家的前廊上直到竞选运动结束为止。那位“孩子演说家”却丢掉了东部全部的选举人票，在新英格兰所有的县里都落选。四年后，他的境遇甚至更糟，在许多美国东部人看来，布赖恩主义似乎是遥远的西部的一件麻烦事，在东部惟有一些较大城市中的无业游民才支持它。在布赖恩的第一次竞选运动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在格罗顿学习，在布赖恩进行第二次竞选时，罗斯福正在哈佛，因此，对他来说，布赖恩主义没有什么意义：在他周围，大学的围墙抑住了布赖恩分子的呐喊声。 但是，在２０世纪初叶，情况却有所不同。

突然之间——后来觉得似乎是一夜之间——一股令人陶醉的改革气氛到处弥漫。一大批爱管闲事的、目光敏锐的新闻记者开始报道２０世纪美国的种种弊端。这些弊端与双手长满老茧的农民和卑鄙无耻的社会主义者的那些陈腐的怨言不大相干。这些弊端也伤害着那些体面人士。人们揭露，专卖药品往往是有毒的——而且能够杀人。人寿保险公司用别人的钱——包括中产阶级的钱——进行投机活动。街道拐角的杂货店出售的罐头食品可能不干净，甚至是有毒的。法院的作风不正派，参议院贪污腐败。据专门报道丑闻的人报道，在许多城市中，犯罪行为涉及甚广，从有钱的太太和贪赃的警察到政客和市长，乃至常去教堂做礼拜的公共运输大王和公用事业公司的经理。 这些被揭露的事实并没有埋没在不引人注目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或人民党的周刊之中。销路很大的杂志——《柯里尔杂志》、《麦克卢尔杂志》、《美国杂志》、《世界主义者》月刊——都以令人触目惊心的标题将它们刊登出来。阿尔奇街那位爱讲大道理的酒吧侍者杜利先生说，过去，一本杂志“令人心旷神怡”，“可是现在，当我从地板上拿起我喜欢看的杂志时，我看到的是什么？一切都变得不对头了。”

改良主义不仅搅乱了酒吧侍者的平静心情，而且也使理发师、家庭妇女、牧师、教授和年轻人十分激动。 罗斯福１９０４年从哈佛大学毕业时，揭露贪污事件的浪潮正方兴未艾。以后的六年，是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所称的美国人良心上的厌恶达到高潮的时期。这些年的光阴，罗斯福是在纽约度过的，起初是在哥伦比亚法学院当学生，后来成为一个年轻的律师。对于他来说，要领略改革的气氛，纽约是再好不过的战略要地了。因为，２０世纪的纽约既体现了时代的不祥之兆，也带来了未来的希望：它是一座拥有一百万移民的城市，是居住条件极其恶劣的贫民窟城市，是坦慕尼协会及其头子墨菲控制的城市，也是大规模地进行贪赃枉法活动的城市。但是，纽约也是大多数揭发贪污事件的杂志的总部和多次发生的改革运动的活动中心。罗斯福的堂叔西奥多曾在这里神气活现地当过警察局长，但在竞选市长时却遭到了失败。 这个环境究竟对罗斯福产生多大的影响？直接的和立即产生的影响并不深刻。和以往一样，罗斯福往往容易受人的感染而不易于受学说的影响。但是，长远的和间接的影响却是重要的。

从长远的观点看来，他不可能逃避弥漫在他周围的改革主义的气氛，正如他不能使自己和周围的空气隔绝一样。在使他和新的美国发生联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有两个人。意味深长的是，这两个人都出身于他的那个社会阶层，而且同属于他的那个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