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学大师的章先生第19节 史学上的贡献（2）
至于《专制时代宰相用奴说》，亦摘引如下： 伊尹尝为阿衡(《商颂》)，亦为保衡(《书·君》)。衡之义，前已发之。所谓衡鹿，即光禄也。而阿保为女师之称。(《后汉书·崔实传》：或因常侍阿保，别自通达。注：阿保为傅母。)阿之为名，见于《礼记》，称为可者。说文阿字作妿。然则《吕览·本味篇》称“有姺氏以伊尹媵女，斯不诬矣。”孰谓其躬耕乐道耶?汤既引伊尹为腹心，而阿保之名无改。其后相袭，遂以阿保为三公。周有太保，王莽置太阿、少阿，皆自此出。而说者以为阿倚衡平，则不寻其本柢矣。又《本味篇》云：“伊尹说汤以至味。”然则割烹要汤之说，亦不诬也。《曲礼》述夏、商之制，太宰尚卑，是其职本在治膳。然自伊尹任政，而冢宰之望始隆。孔子言高宗以前，君薨则百官总己以听冢宰。明冢宰之贵，商时已然。至《周礼》，天官太宰遂正位为五官长。然其所属冗官，犹是宫中治膳之职……又伊尹能治汤液。故《周礼》沿之，医师、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官，亦隶太宰。伊尹本为女师，故《周礼》沿之，使小宰治王宫之政令，而宫正、宫伯、宫人、内小臣、阍人、寺人、内竖皆属之；以至九嫔、世妇、女御之属，皆以太宰为其长官。
后儒不审沿革，谓特使宫掖冗宫，隶于冢宰，使不得阻挠外政，所谓宫中、府中、皆为一体者。不知周制实由沿袭而成，非别有深意也。宰夫之官，于《周礼》为左右太宰者，掌治朝之法，群吏之治，百官府之征令，以治法考百官府郡都县鄙之治，乘其财用之出入，其职崇矣。然见于《春秋·传》者，则列国之宰夫，犹是庖人。而汉世奉常，属官有痈太宰，专主熟食。由夏、商本是一官，其后分之，或从本职，则为庖人；或从差遣，则为执政。 相沿有宰相之名，其原委至暧昧也。相之为名，本瞽师之扶掖者耳。稍进而赞揖让槃辟之礼者示名为相，其本皆至贱矣。然自尧时举十六相，已渐崇贵。仲虺为汤左相，召公为固伯相，遂以其名被之执政。即观孔子之在夹谷，本赞正服位之相耳，而《史记》言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则以执政归之。盖昵近之臣，易得君旨，故二者往往相兼，此又相国，丞相之名所由起矣。 御之为名，诗言“瞽御”是也。周之御史，本居柱下，乃亦出巡邦国，至秦世遂以御史监郡。盖其始本以天子近臣，刺探邦国密事，犹后世以中贵人衔名也。秦之御史，已较周时为贵。其长官御史大夫，则遂在三公之列。按《大雅·崧高篇》“王命傅御①，迁其私人。”
郑云：“傅御者，贰王治事，谓冢宰也。”是周世宰相，既以御名，而秦特沿袭其制耳。 仆射者，亦贱官之名也。《礼记·檀弓》言君疾：“仆人师扶右，射人师扶左。”此近臣最微末者。自春秋时，以仆人通书札，《左传》言魏绛授仆人书，此犹近世投刺者，必由阍人传入耳。秦时谒者，掌宾赞受事，尚书属少府博士通古今，与侍中皆天子近臣，而皆有仆射以领之。由是仆人，射人之名，始合为一，其被名非无故也。(原注：《汉书百官公卿表》言古者重武，有主射以督课之。其说不合。近孙仲容始以仆人、射人之说正之。)汉时有尚书令一人，承秦所置。武帝初，用宦者，其后更为中书，司马迁尝为之。后汉有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令，皆为真宰相。奄竖之称，施于执政，而世不以为耻者，由其习惯然矣。 侍中者，又贱官之名也。汉初侍中，非奉唾壶，即执虎子。至东汉，则侍中比二千石②。元魏以降，渐益显著，唐时亦以侍中为真宰相。然其所居，犹曰门下，斯与阍涿之徒何异③，形迹之不可掩如此。 综此数者，则知古之宰相，皆以仆从小臣，得人主之信任。其始权藉虽崇，阶位犹下，最后乃直取其名以号公辅。然至于正位之后，而人主所信任者，又在彼不在此。
汉之丞相，御史，权位皆至重也，东汉谓之司徒、司空，而国政已移于尚书矣。唐之尚书令、仆射、中书令、侍中，权位皆至重也。其后只为虚衔，而谋议国事者曰平章矣。明初亦置中书省，左右丞相，自胡维庸谋反以后，禁不得设，而天子所与论道者，归之内阁矣。明之大学士，秩不过正五品，至满洲乃以此为公辅之正名，而政权复移于军机处矣。是知正位居体之臣，为人君所特恶，必以近幸参之，或以差委易之，然后始得其欢心①，知其要领。彼与奄人柄政，固未有以大殊也…… 观于寺字、官字、臣字之得名，而知古代?所贵，唯天子与封君。其非有土子民之臣僚，则皆等于奴隶陪属。观于太阿、太保、冢宰、丞相、御史、仆射、侍中之得名，而知侍帷幄、参密议者，名为帝师，或曰王佐，其实乃佞幸之尤。世之乘时窃权而以致君尧、舜自伐者，可无愧耶?(同上并参阅《检论》卷七《官统》) 章先生之论风俗，亦独具慧眼，超出常流，溯风气之来源，穷社会的深奥。如说俗士以为魏、晋风俗，不及东汉，殊不知其敝俗无一不造端于汉代。
汉代的纯德，在下吏诸生之间，虽魏、晋亦尽够与之相匹；魏、晋的侈德，下在都市，上即王侯贵人，虽汉世何尝没有!详见《五朝学》(《文集》卷一)。又如说晚世俗尚浮伪，滥称师生，其塾师在穷阎者，则弃之未尝一顾；而曲事座主，如对上皇，甚至执贽子上官，丑态百出。推究其始祸，实惟唐之韩愈!详见《箴新党论》。又如说唐代风俗淫佚，学者习为夸诞，不务质诚，都由于受了王勃之化。他的祖父王通的讲学著书，都出于他的假造。兹摘录首段于下： 隋、唐以科目更世胄，故鱼盐之士，管库之吏兴。匹夫有善，无勿举也。虽衰世犹有俊杰，此其贤于前世。及乎风俗淫佚，耻尚失所，学者狃为夸肆，而忘礼让，言谈高于贾、晁，比其制行不逮楼护陈遵。 章炳麟曰：尽唐一代学士，皆承王勃之化也。昔王应麟称《世说》清浮，《中说》闳实，天下治乱系之。此古所谓皮相者。凡论学术，当辨其诚、伪而已。《世说》虽玄虚，犹近形名，其言间杂调戏，要之中诚之所发舒。《中说》时有善言，其长夸诈则甚矣。
案其言长安见李德林援琴鼓荡，及杜淹所为《世家》，称通问礼关朗，其年齿皆不逮(原注：晁公武《读书志》，叶大庆《考古质疑》，皆辨之)，而房玄龄，杜淹，陈叔达，年皆长通，不得为其弟子。(原注：近世黄式三辨之。)《旧唐书》称通仕至蜀郡司户书佐，疑其言献策者亦妄也。诸此诈欺之文，世或以为福郊、福畴增之。案通弟绩既以通比仲尼(原注：如汾亭操比龟山，白牛溪比尼丘泗涘之类)，子姓袭其唐虚宜然。然其年世尚近，不可颠倒，而勃玄通稍远矣。生既不识李、房、杜、陈之畴，比长，故老渐凋，得以妄述其事。《唐书》称通尝起汉、魏尽晋，作书百二十篇，续古《尚书》，有录无书者十篇。勃补完缺遗，定著二十五篇。由今验之，《中说》与《文中子世家》，皆勃所谰诬也。 夫其淫为文辞，过自高贤，而又没于势利，妄援隋、唐群贵以自光宠。浮泽盛，故虑宪衰；矜夸行，故廉让废。其败俗与科目相依，而加劲轶焉。终唐之世，文士如韩愈、吕温、柳宗元、刘禹锡、李翱、皇甫湜之伦，皆勃之徒也，其辞章觭耦不与焉。犹言魏、晋浮华，古道湮替，唐世振而复之，不悟魏、晋老庄、形名之学，覃思自得亦多矣。
然其沐浴礼化，进退不越，政事堕于上，而民德厚于下(原注：魏、晋两代，惟西晋三四十年中，风俗大弊，然犹不及吴、蜀故虚，东晋则风俗已复矣)，固不以玄言废也……(《检论》卷四《案唐》。) 所云房玄龄、杜淹、陈叔达不得为其弟子及种种诈欺之文，《菿汉昌言》卷六中亦有证明，云：“王绩《游北山赋》，自注称其兄门人百数，有董恒、程元、贾琼、薜收、姚义、温彦博、杜淹，而不及房、杜、魏征、陈叔达等。由今追观，玄龄少时已知隋祚不长，而仲淹方献太平策；以隋文之猜刻，太子广之奸狡，杨素之邪佞，乃欲其追比成康，其识不及玄龄远甚，知房必不事王也。魏征于隋未为道士，诡托方外，亦无执挚儒门之理。陈叔达答绩书，称‘贤兄文中子’，是叔达亦非仲淹门人。又云：‘叔达亡国之余，幸赖前烈，有隋之末，滥尸贵郡，因霑善诱，颇识大方。’则是尝以郡守下问部民，非著籍门下者也。绩书但举亡兄芮城，不及文中，果尝抗颜为师，安有不举为表旗者哉?唐初卿佐，薛收最少，其为仲淹门人，斯无可疑。然《中说》称‘内史薛公令子收往事，尚亦不谛；使道衡重仲淹如此，不令作蜀郡司户书佐矣’又《五朝学》自注云：‘世人谓清谈废事，必忘大节。此实不然。
乐广、卫玠，清言之令。然愍怀之废，故臣冒禁拜辞，为司隶所收缚，广即解遣之。’卫玠于永嘉四年，南至江夏，与兄别于梁里涧，语曰：‘在三之义，人之所重。今曰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不得谓忘大节也。又世谓南朝人专务声色，然求之史传，竟无其征，就有一二，又非历朝所无也。唐人荒淫，累代独绝，播在记载，文不可诬。又其浮竞慕势，尤南朝所未有。南朝疵点，专在帝室，唐乃延及士民……”此亦足与上引东晋风俗已复之言相发。 章先生对于修史的意见发表甚多，例如《近史商略》一文，于元、明史既有评论，于清史体裁的纰缪，尤多匡正。《国语志》，如《儒学》、《畴人》二传，如《叛臣传》，如《卓行传》，如《不列佞幸传》，所评均极确当。兹仅录其最末《论艺文儒学》一节如下： 艺文经籍诸志，所以见古今书籍存亡之概，非为一代杨其华采也。自昔之为志者，大抵集合古今，归之部署。宋史虽多舛缪，旧籍存亡之数，犹可概知。独明志局于当代，观其序述，诚非好为更张。
盖焦竑所为《经籍志》，多由臆造，若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尚书》，齐、鲁、韩三家《诗》，贾逵，郑众之《春秋》，马融之《周礼》，卢植之《礼记》，李登之《声类》，谢承、华峤、司马彪、袁山松之《后汉书》，王隐、虞预、谢灵运、何法盛、藏荣绪之《晋书》，贾充、杜预之《晋律》，南宋以降，斩焉无存。而焦竑录之《志目》，其篇卷悉与汉、隋二志不异。此之荒诞，谁能信之?自是而外，文渊书目又不周详。是以明史专存一代，则慎言阙疑之旨也。而俗士昧其意趣，谓艺文当以断代为正，吾不谓断代非也①。当代现有其书，则取而录之于志，如四柱清册者②有旧管、新收、开除、现存之条。所谓现存，即以旧管、新收合计。作册者不专以新收为现存，作志者安得以一代作为断代耶?清时《四库书目》，外及私家储藏，虽非详尽，终异于虚张空簿者。不据斯以入录，而欲追踪明志，非所谓貌同心异者欤!且清世经师，多由博观自得，非有师法授受之统也。今为儒学传者，必推其原始，致之晚周，称商瞿受易孔子，曾申受诗子夏，师传阔绝，而以旦暮视之，何异亢萧氏于酂候，追王家于齐建，施诸碑颂则可，行于方策则否矣。
儒学当断限而反通，艺文宜广收而反局，何其瞀乱一至于斯也!或言古今具录，其目过繁。不悟唐志有书八万余卷，宋志有书十二万卷，清时新旧著录之书，宁能过是。若不知体要，而苟以虚伪鄙琐者相充，是虽清时一代之作，亦犹繁而难理矣。碑版传状所称著书如千卷者，其数可胜计耶?(《检论》卷八《哀清史附录》 章先生对于今人治史的缺点，慨乎言之。例如《救学弊论》一文，于现代学校课程的失当，多所指摘，以为欲省功易进，多识而发志者，要算是历史罢!其书虽广，而文易知；其事虽烦，而贤人君子之事与夫得失之故悉有之。其所从入之途，则须务于眼学，不务耳学。末段有云： ……今之文科，未尝无历史，以他务分之，以耳学囿之，故其弊有五：一曰尚文辞而忽事实。盖太史兰台之书，其文信美，其用则归于实录。此以文发其事，非以事发其文。继二公为之者，文或不逮，其事固粲然。今尚其辞而忽其事，是犹买珠者好其椟也。二曰因疏陋而疑伪造。盖以一人贯串数百年事，或以群材辑治，不能相顾，其舛漏宜然。及故为回隐者，则多于革除之际见之，非全书悉然也。《史通》曲笔之篇，《通鉴》考异之作，已往往有所别裁。近代为诸史考异者又复多端，其略亦可见矣。
今以一端小过，悉疑其伪。然则耳目所不接者，孰有可信者乎?百年以上之人，三里以外之事，吾皆可疑为伪也。三曰详远古而略近代。夫羲、农以上，事不可知；若言燧人治火，有巢居桧，存而不论可也。《尚书》上起唐、虞，下讫周世，然言其世次疏阔，年月较略，或不可以质言。是故孔子序甘誓以为启事，墨子说甘誓以为禹事。伏生、太史公说金縢风雷之变为周公薨后事，郑康成说此为周公居东事。如此之类，虽闭门思之十年，犹不能决也。降及春秋，世次年月，始克彰著，而迁、固以下因之，虽有异说，必不容绝经如此矣。好其多异说者，而恶其少异说者，是所请好画鬼魅①，恶图犬马也。不法后王而盛道久远之事，又非所以致用也。四曰审边塞而遗内治。盖中国之史自为中国作，非泛为大地作。域外诸国与吾有和战之事则详记之，偶通朝贡则略记之，其他固不记也。今言汉史者喜说条支、安息，言元史者喜详俄罗斯、印度，此皆往日所通，而今日所不能致。且观其政治风教，虽往日亦隔绝焉。以余暇考此固无害，苦徒审其踪迹所至，而不察其内政军谋何以致此，此外国之人之读中国史，非中国人之自读其史也。五曰重文学而轻政事。夫文章与风俗相系，固也。然寻其根株，是皆政事隆污所致。
怀王不信谗则《离骚》不作，汉武不求仙则《大人赋》不献。彼重文而轻政者，所谓不揣其本求之于末已。且清谈盛时，犹多礼法之士；诗歌盛时，犹有经术之儒。其人虽不自禄于世，而当世必取则焉，故能持其风教，调之适中。今徒标揭三数文士，以为一时士俗，皆由此数人持之，又举一而废百也。扬榷五弊，则知昔人治史，寻其根株；今之治史，摭其枝叶。摭其所以致此者，以学校务于耳学；为师者不可直说事状以告人，是以遁而为此。能除耳学之制，则五弊可息，而史可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