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青藏铁路——冻土铁路工程的博物馆二 孤独的冻土守望者
1961年，为了攻克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筑路技术难关，中国惟一的青藏高原冻土观测站在海拔4900多米的风火山诞生。几代科技工作者与高原冻土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铸就了“以苦为荣，勇于创新，孜孜以求，献身科学”的“风火山精神”。 2002年9月，我到风火山观测站采访，希望能够重觅40多年来观测站工作人员昨天的足迹。 在观测站，我见到了正在工作的科研人员孙建民，他面容清癯，头发稀落，黝黑的脸膛棱角突出，两片厚厚的眼镜片将他的眼睛折射得小而深邃。 “我在风火山观测站工作了26个年头，这里自然环境很艰苦，但我已经习惯了和冻土打交道，和风火山也有了感情。”今年47岁的孙建民一边蹲在风火山观测点测量地温，一边和我们交谈。一只可爱的小狗在他的身旁蹦来跳去。 “这只狗是我最好的伙伴，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它都没有离开我一步，陪我度 过了很多寂寞的时光，和我一起陪伴着这里的冻土。”孙建民站起身，带着我们走进风火山观测站的室内，小狗飞快地向门内跑去。 “我们中铁西北科学院在风火山坚持冻土观测研究已经41年了，主要是为攻克高原冻土难题提供参考数据。
我们在这里开展了气象观测、太阳辐射比观测、地中热流观察等科研项目，41年来，我们一共记录了1200万个数据，每一项观测内容、每一个基础数据，都直接关连者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关连着青藏铁路建设的成败。”孙建民介绍说。 在新建的观测站内，放着一人多高的资料，孙建民搬出厚厚一沓发黄的照片，这些照片纪录了风火山观测人员的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一边翻看照片，一边讲述风火山观测站历经的风雨…… 1961年，风火山冻土定位观测站建立。当年4月，观测站的第一代创业者王建国、李建才、周怀珍等同志，从兰州乘苏制卡车，沿着似路非路的路，过草原、跨戈壁、翻山越岭。历经了四天三夜的颠簸，饱尝了头痛、头晕、呕吐、鼻嘴出血等高山反应的苦头，来到了这一“生命禁区”。 风火山属可可西里山脉，西邻昆仑山，在格尔木以南300多公里。这里渺无人烟，自然环境非常恶劣，年冰冻期长达七八个月，最低温度到零下43度；空气稀薄，含氧量仅为海平面的50％～60％，人在这里慢步行走，相当于在内地扛着两袋面走路；这里生活条件的艰苦，常人难以想像。 第一次登上风火山，谁都要经受高原反应的痛苦。
稀薄的空气使他们头痛头晕，心悸发慌，胸闷气短。有的鼻子出血，脸色发紫，有的心中倒海翻江，呕吐不止，就是徒步行走，两腿也沉重得像灌了铅似的。 度过高原反应期后，迎候他们的便是无穷无尽、极为严酷的生存考验。这里没有春夏秋冬，有的只是被延长了的冬天。在寒冷的冬季，到了夜晚奇冷无比，单层帐篷里生着火炉还浑身僵冷，实在捱不过，只好两人挤在一起相互取暖驱寒。夜里气压更低，缺氧性头痛使他们彻夜难眠；仰面睡觉，呼吸困难，容易发生缺氧性休克，只能侧着身子睡觉。早晨起来，被子上覆盖了一层白霜，被子因呼吸结成了硬邦邦的冰，靴子要用铁棍敲打才能把脚伸进去。 观测人员经受着极端艰难困苦的生活磨难。山上的生活物资大多要从1200多公里外的兰州运送，但由于路途遥远，新鲜蔬菜即使运到风火山上，已是一半枯黄，一半变烂，有时甚至供应不上，缺吃缺柴的事经常发生。吃水也要到300多公里远的格尔木去拉，水贵如油，饮水每人每次只分半茶缸子，寒冷季节无法洗衣，只能将脏衣轮换着穿，在山上根本就没洗过澡。 每年10月至来年5月，是风火山上最难熬的日子。
特别是遇到大雪封山、交通断道、物资供应不上时，山上的同志就要忍受缺水、少粮、没菜、断煤的生活煎熬。没有水，他们要到几公里外的山沟里砸来冰块，可化开后却是半锅泥浆夹杂着枯草，他们每天就喝着浑浊的苦水。水烧到70多度就开，馒头蒸不熟，饭是夹生饭，面条一煮就成了糊糊。长年吃半生不熟的夹生饭，很多人都落下胃病。一年四季他们都吃不到新鲜蔬菜，只有干萝卜条，萝卜吃完了，物资接应不上时，就把扔掉的葱皮、莱叶捡回来做菜吃。葱皮、菜叶没了，他们就在饭里拌点盐下饭，有的在喝完的茶叶羹上撒点盐当菜吃。煤烧完了，就拾来牛粪当煤烧。深冬时节，忍饥挨饿是常事。储备粮吃完了，他们就冒雪到青藏公路道班去借，或用东西向藏民换糌粑充饥，实在不行，就到山上打野兔吃。 面对千难万险，大家总是相互鼓励，互相帮助，处处体现着同志情、兄弟爱。这里没有人烟，他们常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缺医少药，经常面临生命的威胁。1985年9月，青藏高原发生了罕见的大雪灾。在风火山及清水河工地的几名同志的生命受至严重威胁，时任格尔木研究站站长的赵坤印接到命令后，抱病与卢建军一起连夜向山上运送粮食和急救物品，使山上的同志转危为安。
观测工王建国感冒发烧，李建才奔赴40公里外的煤矿买来 4瓶罐头。观测工王庆安有一天早晨起来就吐血不止，生命十分危险。同志们马上将他送到 格尔木部队医院，挽救了他的生命。 由于一些同志是初涉“生命禁区”，缺乏抵御大自然灾害的经验，有的人头发脱落，指甲凹陷，嘴唇乌黑，身上发肿，特别是在山上患了感冒，随时都有被“缺氧杀手”夺去生命的危险。1976年刚从天津医学院毕业的宋湘云，为了山上同志的身体健康，主动要求上风火山。可三年下来，她一头乌黑的秀发变得稀稀落落。这是何等严酷的生死考验!这是多么艰难的生活磨砺!这是多么坚强的意志锤炼!为了早日实现修建青藏铁路的理想，他们没有丝毫的动摇、怯懦和退却，而是意志更坚，斗志更勇! 奉献就是人生的价值，奉献就是他们对事业的追求。第一代创业者工程师刘铁良，兰州大学气象专业毕业后，1963年上了风火山，因当时交通不便，仅在路上他就走了八天八夜。他虽然身体瘦弱，但在山上一干就是20年。 风火山的科研工作，无论哪一项都浩繁复杂、细致入微，其及时性、准确性、连续性要求极高，这就决定了西北院的科技人员必须每时每刻坚守风火山。
时间久了，人最难熬的就是精神上的极度孤独和寂寞。而他们连收音机都没有，只能听到马蹄小闹钟轻轻的“滴答”声，这是他们听到的最美妙的音乐。 在与世隔绝的风火山上，天是蓝蓝的天，地是静静的地，人是清一色的男子汉，生活十分单调、枯燥、乏味。孙建民说，夏季，上山的人多了，山上还有几分生气，可是到了冬天，三四个人留守在山上，孤独寂寞就更加难以排遣，天长日久，就会心情烦燥，性情抑郁，语言功能退化，思维反应迟钝，总想放声大喊。特别是逢年过节，山外是万家团圆，欢天喜地， 山上却是孤寂一片。夜晚，他们依偎在冰冷的被窝里，伴着一根摇曳的蜡烛，只有在心中向 远方的亲人默默地祝福。 有一年春节，山上的一位同志病了，去格尔木治疗，山上只有李恒和袁海二人。夜晚他们俩相对无言，使心情更加烦闷。忽然，李恒像发了疯一样，双手攥起拳头使劲砸墙，呼喊，发泄着心中的孤独和寂寞。风火山的冬季难过，春节更难过。 每逢佳节倍思亲，每到春节，青藏公路上跑的汽车没有了，在夏季偶尔也能看到的牧民也进山了。
1983年在清水河，刘文龙等三位同志离开兰州已经整整10个月了，本来就想家，何况又逢春节，刘文龙做了几个菜，招呼那二位来吃，但谁也没有去理会那热腾腾的饭菜，而是都侧身躺在床上，脸对着墙，一声也不吭，眼里含着泪花，只是谁也不愿表现出来，外面的风声像一台不停的发动机，永远发出一种令人生畏而又讨厌的声音。 “在风火山上工作久了，最怕的是孤独，最盼的是来人，最渴望的是家信。”孙建民说 。每当生活车到来时，大家都蜂拥而出，争抢家信，围着司机问长问短，简直就是风火山上 的盛大节日。收到家信的人兴高采烈，有的热泪涟涟，有的两手攥着家书舍不得马上看，等 回到帐篷再慢慢感受家人的爱、亲人的情。没有收到家信的就黯然神伤，心里不是滋味。可有时盼来的并不是喜悦，而是撕心裂肺的悲痛。 观测工李宗保接到盼望已久的家信，竟是母亲去世前写给他的绝笔信。信中透着一位生 命垂危的母亲对儿子的深深眷念和临终前见不到儿子一面的巨大遗憾。看完信，李宗保心如 刀绞，悲痛万分。
他痛哭着用风火山上的干草枝扎了一个世界上最简单也是最珍贵的小花圈 ，来到小河旁，跪在河边，泣不成声，将花圈轻轻地放入河中，呜咽的河水带去了他对母亲的无限哀思。 建站初期，观测站有10个人，夜里住帐篷，白天在外边露天作业，每日观测3次，早上8:00，中午2:00，晚上8:00各观测一次，观测人员称之为“828”行动，41年来没有一天间断过。观测人员每天光走路就达25公里，超时超劳是家常便饭。天冷时，搞实验路段冻胀观测，摆经纬仪和水平仪经常冻得连手指都伸不开，只好用拳头拨动螺丝调水平。虽说戴着手套，手却冻得红肿麻木。凸起的鼻子和耳朵被冻得红肿，却不能揉搓，弄不好触摸处就会留下终生的黑疤。 到了七、八、九月，天气虽然趋暖，但却变化无常，时而风雨交加，时而电闪雷鸣，时而大雪纷飞，时而冰雹阵阵，简直就像魔鬼的恶作剧。由于风火山海拔高，云层低，常常出现令人毛骨悚然的滚地雷。有一年夏天，孙建民和同事正在野外观测、钻探，忽然狂风大作，乌云蔽天，一声霹雷过后，只见一个大火球自山坡上呼啸而下，从他们身旁十几米处滚过，草地焦黑一片。
1972年9月，一场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风火山，狂呼怒吼的寒风把一座帐篷平地拔起，帐篷如同飘落的降落伞悬在空中，恰好观测站的同志都赶了回来，六个人拉着帐篷绳和固定帐篷的扒钉，甚至两腿悬空，他们硬是拼搏了3个多小时，才把帐篷重新整好。这时候，他们个个全都变成了雪人，帐篷内的火炉熄灭了，水桶也冻裂了，就连热水瓶也被冻炸了，帐篷成了寒风刺骨的冰窖。 1961年至1962年，西北科学研究院参与了国家组织的大规模地质考察，掌握了高原冻土的分布情况。为了进一步摸索、总结高原多年冻土的内在变化规律，西北科学研究院在昆仑山至唐古拉山550公里多年冻土地区，设立了以风火山为重点的9个观测场，对高原冻土的动态变化情况进行了长期、系统、多方位的科学观测。 每次科学观测，观测站的同志都要身负20多公斤重的观测仪器和防身武器，往返于几百公里的观测场。冬天观测，他要在冰冷的雪地里，一个点一个点地读取、记录观测数据，一千多个点观测下来，浑身僵冷。为确保抄录数据准确无误，观测人员不顾天寒地冻，坚持不戴手套，好几位同志的手指被严重冻伤。
大雪过后，灿烂的阳光映着积雪，刺得眼睛针扎似地疼，当时他们没有防护眼镜，有的还得了雪盲。夏天观测，他们经常一身土一身泥，每天观测下来，每个人都累得精疲力竭。但他们四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一丝不苟。 风火山观测站的第一任站长周怀珍，在风火山上一干就是22年，直到退休才下山。有一年冬天，寒锁高原，大雪封山，沟壑难辨，周怀珍在返回途中掉进了雪坑。他急忙拧腰蹬腿试图挣扎出来，可越是挣扎，越是下陷，雪已埋到了他的胸部。 情急之下，周怀珍脱下手套，用双手刨雪，才将自己解救出来，但两手的手指终身残疾。张发权被誉为“风火山上的铁人”，从1961年起他就从事高原多年冻土的钻探工作，1974年担任钻机组组长，一直带领机组的同志转战风火山、清水河和昆仑山之间，担负着科研钻探工作。有一年冬天大雪过后，钻机组要大搬迁，在严重缺氧，徒步行走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和机组的同志们还要人抬肩扛，把两吨多重的钻机搬运到另一个山坡上。上坡时，前面的人只有跪着、趴着往前挪，后面的人顶着杠子一寸一寸地往前推；下坡时，由于雪地踩后变得泥泞，经常滑倒，个个变成了泥人。
他们硬是打破了高寒地区冬季不能施工的常规，将上千个钻孔和成批的岩芯展现在科研工作者面前。 张子安是第二任观测站长，他有一条铁纪律说：“观测工作必须定点定时，就是天上下刀子，也要坚持观测。”1985年4月，一场暴风雪袭击了风火山，大雪把门严严封住，人出不去。为了保证按时观测，他带领观测人员抱着仪器从窗户里滚了出去，坚持科学观测。 遇到节日，藏族同胞有时会给观测站送些羊肉。虽然山上生活条件艰苦，但他们却舍不得把羊肉吃掉，而是冻起来留着，那时候，打击投机倒把，很多东西不能外运。观测人员 人就动起了脑筋，先是把羊肉放在车厢最下面，上面压上行李及其他东西，然后早早出发， 到都兰县后住下，等到夜里三点又继续赶路，早上5点，检查人员还在睡梦里时，他们的车 就已过了检查站，想着常年不在家中，能让家里的老婆孩子美美地改善一下生活，表达自己的歉疚时，他们心里的高兴劲不亚于搞出了一项科研成果。 在巍巍的风火山上，埋葬着“魂系风火山的好干部”王占吉的忠骨。20多年来，只要 一提起王占吉的名字，西北院的科技工作者就无不感叹：“他是为青藏铁路科研事业累死的 !”
王占吉在担任冻土研究室党支部书记期间，每年总是第一批押车上山，最后一个下山。 特别是在大雪纷飞的冬季，为了保证山上同志们的给养，他多次不辞辛劳，往返2000多公里，从兰州运粮、运菜。在担任副院长期间，正值十年动乱，他顶着政治压力，处处关心、爱护科技人员。 1967年，正值红卫兵大串联，风火山上留守着黄小铭等4名观测人员，此时的山上已经 有4个月没有补给了，菜没有，只剩下少量的面，水是融化地面上的积雪得到的，每个人的 身体和心理已经到了极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在兰州的王占吉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焦急， 不顾造反派对自己的威胁诽谤，立即命令兰州派补给车上山，抢救了四条垂危的生命。 在修试验路基时，王占吉带领大家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身先士卒， 炸石头、点雷管等危险的工作都是他亲自干。在“文革”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抢救和保 护了风火山建站7年来完整的第一批资料数据，对风火山观测站的恢复、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0年，王占吉因患胰腺癌逝世。他在临终前，对前来看望的院领导说：“我活着没能 看到青藏铁路修通，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我死后，请将我的骨灰埋在风火山上，我要看 着列车从我脚下通过。”1980年11月，年仅51岁的王占吉带着他的终生遗憾过早地走了…… 按照他的遗愿，他的一半骨灰被安放在他曾长期奋战的青藏高原风火山巅，日夜陪伴着在冰 天雪地里坚持冻土观测工作的同志们，另一半骨灰安葬在兰州。 王占吉等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创造的“风火山精神”，激励了一代代风火山观测工作者。当有人认为青藏铁路建设遥遥无期而对观测工作产生动摇时，带班的同志总会指着风火山顶王老的墓地说，“我们不坚持下去，谁来告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王占吉的英雄事迹是风火山观测站的一盏明灯，激励着观测站科研人员前赴后继。 2001年，青藏铁路即将开工的消息传来，王占吉的儿子王耀欣在兰州买了一束鲜花，带着全家人的哀思，专程来到风火山他父亲的坟墓前敬献鲜花，告慰在风火山企盼了20年的父亲，沉痛而又欣慰地说：“爸呀，您一生盼望的青藏铁路马上就要开工了，您的愿望快要实现了!”青藏铁路开工后，他作为一名工程师继承父亲的遗愿，主动要求到青藏铁路建设工地参加战斗。
2002年8月8日，正值青藏铁路建设第二年、世界最高冻土隧道--风火山隧道即将贯通之际，王占吉之子王耀欣根据母亲的提议，为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将王占吉在兰州的另一部分骨灰带到风火山合葬在一起。这一天，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青藏铁路指挥部、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格尔木分院、中铁二十局青藏铁路建设指挥部等单位为王占吉举行了隆重的立碑揭墓仪式，缅怀这位为青藏铁路科研事业呕心沥血、埋骨风火山的英雄。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赶来参加了这一仪式。 孙建民说：“1978年，我23岁的时候，师傅周怀珍把我带到了风火山这个观测站上。这里的生活太单调，太苦。我和师傅守着铁路观测站，除了记录数据，就是师徒说话，最后要说的话都全部说尽了，都无话可说了。我们也是人，也有懦弱的时候。1986年的一天，我实在受不了，当了逃兵，逃跑了3个月，又被师傅找了回来。师傅说：‘我关心你不够，请你原谅，但你要当逃兵，我要批评，我们是为了青藏铁路在这里受苦，我们是为了科学事业在这里受累，这是枯燥的工作，又是崇高的事业，你要是不干了，后悔的是你自己。
’认真思考师傅的话后，想着老前辈王占吉，我毅然留了下来，一直坚持到现在。” 20多年，他在风火山没洗过澡，要擦身，就分段擦，穿着毛裤先擦上身，穿着棉衣再擦下身，否则，冻病了，抢救都找不到人。由于长年不在家，他的婚姻多次受挫，两次离婚。甚至有人说他这样长年呆在风火山上，简直就是“精神病”。孙建民说：“那些认为我们是精神病的人，并不能认识人生的价值。虽然我不是党员，但我知道怎样做，才对得起国家。我们这样艰苦地搞科研，就是要建好青藏铁路！” 在采访中，我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一个人可以艰苦一时，但几十年以苦为乐却很不易；一个人可以孤独一时，但终生守望孤独，那需要具备怎样的精神境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十多年来，风火山观测人员正是靠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在破解冻土的漫漫长路上“求索”。他们在过去岁月中艰难前行的痛苦，绝非我们的想像力所能企及的，但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攻克冻土难关的那分自信与执着，可以看到他们“上下求索”取得的累累硕果。 2001年，青藏铁路即将开工的消息传出。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倪萍要在风火山采访孙建民的师傅周怀珍，78岁的老人面对镜头，激动得泣不成声：“青藏铁路……终于……上马了。老人讲不下去，让孙建民讲，孙建民也激动得讲不下去……两代人的青藏情结，几十年的期盼守望，岂能用三言两语表达！ 40多年来，风火山观测站开展了气象观测、太阳辐射比观测、地中热流观测、不同地表热对比观测、冻土力学观测、深孔地温观测、23个试验路基观测等工作。每一项观测内容，每一个基础数据，都直接关连着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关连着青藏铁路的成败。西北院科技人员共测取了1200多万个涵盖高原冻土地区各种气象条件和地温变化的数据，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突破高原冻土筑路技术难关奠定了坚实的科技基础。他们用心血凝结成的29项重大科技成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一些科研人员也成长为冻土方面的著名专家。 丁靖康研究员是中国最早从事青藏铁路高原冻土研究的工作者之一，他将毕生的精力全部倾注在了高原冻土研究上。1987年，他开始致力于运用热桩技术解决“冻胀”和“融沉”重大技术研究。
在研制热桩的制作工艺时，为了求出计算公式和计算方法，他在零下30多度的低温试验室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经过多年的艰难探索，终于突破了热桩技术难关，研制出了国内第一批用于土木工程的热桩，并成功地应用于青藏公路的冻土病害防治之中，探求到了解决青藏铁路高原冻土地区“冻胀”和“融沉”的新技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冻土专家刘铁良，根据对风火山483米试验路基的长期观测和研究，摸索、总结出了一套在高原冻土地区通过铺设草皮、植被来保护铁路路基的办法，其所运用的数据和计算方法，能准确算出青藏高原冻土地区路堑边坡保温层的最佳厚度，较好地解决了青藏铁路路基保护问题。他的这一理论成果被国内高原冻土学术界称为“铁良公式”。 陈卓怀、励国良是我国培养的第一代冻土桥涵专家，从上世纪60年代起他俩就一直从事高原冻土桥涵研究。为了研究多年冻土区桥梁桩基的技术问题，解决设计中的计算和参数选择难题，他们在清水河、五道梁和昆仑山地区开展了冻土桩基试验。研究高原冻土桥涵技术，既没有先例，也缺乏资料。
为了研究桩基荷载的科学计算方法和参数，他们大胆创新，采用了钻孔灌注桩、钻孔插入桩、钻孔打入桩三种方法，对桩基的竖向承载力和水平推力进行试验研究。每做一次桩基试验，必须25天昼夜不停。经过反复试验和探索，终于总结出了冻土桩基承载力的计算方法和三种柱基适用范围，经青藏公路桥涵工程的实践检验证明，冻土桥涵技术是成功的。 中国地理学会冰川冻土分会会员、副研究员马宗龙，把全部生命献给了多年冻土地区房屋建筑工程的研究，通过对大量房屋破坏类型、原因的基础数据的积累，创造性地设计出了四种不同结构房屋，成功地解决了高原冻土房屋建筑的工程技术难题，并被广泛地应用到青藏公路的道班、兵站、可可西里保护区的高原房屋建筑工程中。由于长期坚持在风火山搞科研，身体的透支和体能的超耗使他年仅58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他所钟爱的科研事业。
像马宗龙那样英年早逝的科技专家还有冯连昌、赵西生、林陇安、娄安金、贾国朝等，他们的名字被水远镌刻在风火山上，与青藏高原一同永存! 如今，风火山上已修筑厚层地下冰地段试验路基523米，包括路堑、半路堑、零断面、低路堤、高路堤和涵洞；建立气象观测达12个项目，地温观测建立80余孔，其中，在1960年钻成的35米深的冻土地温观测孔，已由人工观测变成自动观测系统；建立工程变形观测点10多个；建立公路黑色路面温度观测、桥涵变形、下沉地温观测和桩基试验观测10多个。这里被誉为“中国高原冻土筑路科学研究城”。先后有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近六十多名冻土知名科学家、专家来到风火山参观和进行学术交流。 风火山，一座历史上的丰碑，它不仅托起了260万西藏人民的千年梦想，而且将永远铭刻着西北研究院三代科技工作者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