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独的面试,提出的问题诸如“你喜欢女孩吗?”和“你尿床吗?”等等。　　然后,就是体检,“这是最为关键的。”用沃特瑞的话说,“体检是军队(和商业)飞行员职业中惟一的最为严格的一件事。”有些飞行教官自夸说他们几乎可以教任何人学会飞行,但沃特瑞指出,“能通过飞行体检的人少之又少。”陆军航空队有经验的飞行员每年进行一次测试(现今的航空公司飞行员每半年测试一次),当他们进行测试时还是很胆怯,通不过,就意味着成不了飞行员;通过了,可以继续当下去。阿诺德将军的门上一条标语强调了这一点:“航空队的事业就是飞行战斗,千万不要忘记。”训练前和训练后,学员们都要检查脉搏和血压,还有很多别的东西。　　眼睛检查也是严格的,学员要检查辨色力、远视、近视、适应性和其他问题。最令人可怕的眼睛检查是压力感受,这种检查用尽各种机械的方法,使人恶心呕吐。麦高文轻松地通过了这个项目。大约20%的人不合格被淘汰,当天就离开基地,因为陆军航空队确信,他们和那些合格的人呆在一起,对他们的精神会有伤害。他们仍然想飞,所以绝大多数被淘汰的人自愿进行空中射击训练、无线电操作训练或飞行机械师训练。

到1944年,几乎每架B-17或B-24六个征来的机组人员中就有一个是从飞行学员项目中淘汰的。　　肯尼斯·希金斯的初级训练,是由民航教员指导的,在进行验收飞行时,一名陆军航空队上尉随他而行。这是一架小型的单引擎飞机,叫做初级教官机19(PT-19)。在飞行中,发电机断电,少尉让希金斯做一下旋转,他做不了。“我失去动力,这家伙飞不了,我们不能爬升,发电机不听话,我们要栽进牧豆树林中了。”教官踢了方向舵,使飞机重新工作。“接着我们顺风而飞,平安地在机场降落。它降落时很快,但我们成功了。我可能100万年都做不了那动作,但它好像飞了100年似的。”　　结果是希金斯要再来一次飞行考试,考官是另一个人,“盖茨上尉———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自始至终都对我大吼大叫,用棍子敲我的腿。最后他说,把这狗娘养的落下来,让我出去。”希金斯按他说的做了,盖茨告诉他自己继续飞。“我能做到,”他说,“我骂骂咧咧大喊大叫,当我单飞时,我唱歌,自己自娱自乐。”这样,他毕业了,继续进行大一点飞机的基础训练。在那儿,他遇到了一个正在上平生第一堂课的教官,“他水平一般。”经过更多的考试,希金斯还是被淘汰。

可他仍想飞,于是上了无线电学校。心理和身体测试之后,所有通过的人都要把他们想要选择的位置写下来,是想当飞行员、导航员还是投弹手。填写飞行员的人占绝大多数,那些人猜测,你要有高分数才有资格当,可事实是,陆军航空队从分数最好的人中挑选导航员。当陆军航空队安排他的训练计划时,优先考虑的是他在考试的分组以及分组训练的类型,其次则根据个人爱好,第三则是根据现有的名额(1944年,择优选择的命令反映了陆军航空队吸引青年人的能力,许多名额已满,择优是名额的首选,然后是个人意向,到最后,才会考虑个人爱好)。　　那些通过考试的人的父母和妻子会收到一封统一格式的信,外面会盖上“好消息”的章———以免误会是可怕或恐惧的事情发生,通知他们,其可爱的人已被选为飞行员(或投弹手或导航员)进行训练。大致介绍了一下在他接到空军徽章之前,要经过的程序。最后一段这样写道,“飞行员的位置需要正确的判断,敏锐机智的头脑,健康的身体,在驾驶飞行时,思维与身体完美的协调能力。这对有资格驾驶我们的军用飞机的人是绝对必要的,而他们的技术很大程度成为我们对战争付出的一切是否能够成功。”　　麦高文在卡本代尔用了五个月进行地面训练。

体能训练项目和理论学习是他平生遇到的最难对付的。上午,他学气象学、导航和机械学,所有这些由大学老师教授。大考小考不断,而且有更多的淘汰。午饭后,体能课开始。教官是诺姆·坎帕内拉,他是南伊利诺斯的一位教官,其摔跤队曾经排名全国第一。他让学员练俯卧撑、引体向上、仰卧起坐、下蹲、定位跑、双手抵着墙拿大顶。经过几个小时这样的训练,每人还要再跑五英里。想中途溜号都不能,坎帕内拉开着一辆老舍维车跟在跑得最慢的人身后。如果有人说他腰痛,坎帕内拉会说,“如果使尽全身力气就没事了。”

训练数十天后，还是同样的训练

第二天,还是同样的训练。最初,麦高文还不能理解为什么强迫未来的飞行员这样做,但这一切结束后,他发现坎帕内拉“使我们身上的每一块肌肉结实健美”。数十天后,他断定,坎帕内拉“在拯救我们生命方面比任何一个人的贡献都要大”。　　几乎每一个星期天,麦高文都去卫理教会教堂。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也去,一是为了听一个高大、快活、肥胖的牧师布道,一是因为这个牧师将他们编成一个单独的合唱队,大概有75个强壮的士兵,让他们演唱诸如《航空队赞歌》、《森林中的小教堂》或《美丽的阿美利加》的歌曲。第三个原因是,牧师让他的会众们带一个兵回家,每次都要共进星期日晚餐,有炸鸡、蔬菜、面包、肉汁、馅饼和冰淇淋。　　1943年秋天,麦高文在卡本代尔完成了课程之后,去了圣安东尼诺空军基地。依然还有体能训练,但已不多,陆军航空队只是让他和其他人保持状态,准备好飞行学校的训练。麦高文这一组包括有两到三个全美橄榄球运动员,他们以军队的方式做很多触球游戏。教官将学员们分成组,麦高文发现总是面对一个家伙,他或是圣母玛丽亚队开球手,或者是某个南加州队的跑动很快的中卫。“你必须得去硬挤硬撞,否则自己看起来像个傻瓜。

当这些家伙接触到你,撞了一下腰,就会使你人仰马翻。”他在圣安东尼诺呆了两个月。　　然后,麦高文去了俄克拉荷马的马斯克吉,开始学习军用飞机飞行。在城市边缘的哈特博克斯机场,有一条泥土跑道。教官是民航的,因为陆军航空队还没有足够的飞行员来担任教官。麦高文的教官是一位年老的、头发乱蓬蓬的飞行员,名叫赫布·克拉克森,嘴里总叼着个雪茄,穿一件皮夹克。“教官有独裁者的权力,”他说,“我们的命运掌握在他的手中。”以克拉克森的观点,“麦高文很不一般,我从没看他发过火。特别是在我对他们严厉呵斥之后,很多人都会表现出来,但麦高文从来都不会。”飞机用的是初级教官机PT-19,和麦高文在米切尔国民飞行员计划中飞的艾罗卡差不多。它有两个敞开的座舱,学员坐前面,克拉克森坐后面。由于没有座舱罩,学员和教官都要戴风镜和头盔。因为麦高文是不多的几个单独驾驶过飞机的人,他觉得12周的训练相当轻松,总是在班上排名第一。　　1943年6月21日,查尔斯·沃特瑞被正式批准为飞行学员。他来到加利福尼亚靠近圣安那的一个训练基地进行飞行前训练,其他学员去了投弹手或导航员飞行前训练团。

飞行学员的级别待遇和西点军校学员与安那波利斯海军军校学员是一样的,每月的津贴是50美元,还要再加25美元的飞行补贴。还将大兵的制服换成军官的制服,只是袖口上没有军级条纹而已。沃特瑞要上导航、机械等其他课程,并且做飞行前训练。他学完后,来到初级学校。他班上最初的4931人中,淘汰了787人。　　沃尔特·马龙·巴斯金生于1924年圣诞节,他的家在靠近密西西比的格林维尔的一家棉花农场里。当他十多岁时,一场空中表演在格林维尔举行。看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飞机做出优美的色彩缤纷的俯冲和翻滚等高难度动作,他如痴如醉。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他是杰克逊市的米尔萨普斯学院一名医科大学预科学生。他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报名参加陆航队做一名飞行学员。像麦高文一样,他一直等到1943年2月,才被陆军航空队征召入现役,并在阿拉巴马的马克斯韦尔进行了初级训练。　　在3月6日给父母的一封信中,巴斯金描述了他的一天:“他们实实在在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我们早晨五点起床,刮脸、叠被、打扫房间、练习队列。然后解散回到房间,擦管乐器和皮鞋,整理内务,接着排队吃饭。

早餐后上课,然后训练,然后练习,然后再训练,然后吃正餐,紧接着我们去上课上到下午四点半,然后训练到吃晚饭。晚饭后我们有两个小时的学习时间,但我们没有时间学习,每天晚上我们都要洗领带、洗皮带、擦我们所有的管乐器和洗澡。我们一天至少用鞋油把我们的鞋擦十遍。”　　巴斯金用AT-10训练,“它非常容易飞。”他给父母写信说,“他们不大注意你怎么飞,这是个完美的过程。”1943年10月,他第一次放单飞。“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得上完成第一次单飞的感受。”这是飞行学员们常说的话。从早晨七点到子夜后,巴斯金都在训练、练习步伐、上课:“没　　有一分钟可以说得上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在许多时候,他要到一个密闭的房间准备高空飞行。氧气被从这个房间抽出,他“上升”到30,000英尺,在那里停了一个小时,他摘下面罩,去“感受”缺氧。“那肯定是一种愉快的死亡方式,”他告诉父母,“你慢慢失去知觉,自始至终感觉良好。”然后上升到模拟的38,000英尺,去体验“航空病”,感觉像得了严重的风湿病一样。有些人会暂时地失明和眩晕,但都会恢复的。　　约翰·G史密斯,1923年生于芝加哥。还是个孩子时,他的爱好就是模型飞机。

珍珠港事件发生时,他正在圣母玛丽亚的田径队中,但毫不犹豫地报名做了一名飞行学员。1943年2月他被召服役,很幸运,被指派到迈阿密海滩进行基础训练,他和其他训练生的营房就在海滩边的一家度假饭店里———陆军航空队已经将其征用。史密斯训练、担当帮厨的士兵和警卫的任务。他扛着一枝木柄来复枪走到哨位站岗。关于性病,他还记得收到很多警告中的第一个就是性病。当一段会发生的事情的形象教学电影结束后,一个随军牧师最终警告学员将要到来的诱惑,然后做结论说,他坚信“这里的人都不会在肉欲面前败下阵来。”当他讲完后,医生站起来说,“牧师讲的是对的,我相信你们这些人都会远离姑娘,”但是……然后,接着做他的性病讲座。　　基础课后,史密斯和他的班级往北来到诺克斯维尔的田纳西大学,进入大学分队项目的训练。给他们分配的宿营地　　是一座女生公寓,四个人一间。史密斯感觉,这是一个标志,因为陆军“征召的人数已超过这一系统所能提供食宿的能力,不得不再找一个地方安置他们”。当得到“飞行学员”的任命后,他在大学分队训练项目的关键时刻到了。这在军衔上并没什么意义,但这是一种保证,如果他们没有被淘汰,“我们最终可以看到飞机。”

1943年5月,就要前往纳什维尔分组时,他想起心理医生的问题。一个例子是,提问一个已婚的受访者,在初夜,他“干”了老婆几次。一次,这人回答。　　“怎么回事?”心理医生问,然后补充说,“我干了我老婆六次。”这个人脸红了,想想,回答说,“可是你知道,先生,我的老婆没有任何经验。”　　史密斯通过了分组阶段的训练,然后进了马克斯韦尔机场飞行前训练学校。他学了莫尔斯电码、飞机识别、化学战、防毒面具的使用,等等。他和这一期的1,000名学员进行队列训练。随着旗子的高低,前进后退,使这些人有一种团结的感觉。史密斯在全年级的学员面前,做出特别的回应,施以军刀礼节,“眼睛向右看,”他从不厌烦,“这是戏剧,要有竭尽全力的感觉。”　　1943年末,C·W库伯在第二菲律宾步兵团中任连长,陆军要组建菲律宾分队打算返回菲律宾,于是差不多每天都要从师里抽人去建立分队。师似乎在缩小,直到看起来它几乎消失。库伯上尉想打仗,不但要训练这些年轻的兵,而且　　要率领他们战斗。

在那时,陆军航空队驻扎在英格兰的第八航空队在执行对德国的飞行任务时,以令人难以忍受的速度损失了大量军官,他们或伤亡或成为战俘,因此急需补充飞行员、投弹手和导航员。1943年圣诞节,库伯看到公告牌上的一则布告,征求志愿者,他立即报了名。　　库伯可以跳过基础训练,直接进人圣安那的分组训练。他的分数很高,有资格当飞行员、投弹手或导航员。出于爱好,他选择了导航员。他曾经在得克萨斯机械工程学院接受过民用工程教育,推测战争结束以后,这是和他要从事的最有关联的领域。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被派往得克萨斯的圣马克斯上导航学校。　　罗兰·帕平在北卡洛来纳的格林斯伯勒上完基础课,然后到密执安州立大学进行初级训练,这里有更多的队列训练、更多的考试、更多的分类训练,但也学习驾驶小熊飞机。当第一次飞行起飞时,他感觉是激动和恐惧交织在一起,“当起落架离地的一刹那,是我年轻的生命中最刺激的一刻。”他每个星期飞一次,有三个小时,这些学员都得通过放单飞考试,有1/4的人被淘汰。帕平过关了。在分组训练后,他选择了导航学校,因为在1943年末,那些学习飞行的人要推迟三个月才能开始,而未来的导航员可以马上进入学习。

他想尽快开始,他害怕如果不能迅速进入状态的话,战争可能就要结束了。　　库伯、帕平和所有导航训练生通过机位推测法(通过阅　　读飞机上的仪器判断位置)、视觉(通过地标观察测定方位)、劳兰仪(通过长波无线电信号测定方位)和天象(通过观测太阳、月亮、行星和星星判定方位)来推测他们在什么地方。星象是最难学的,但也是最可靠的,特别是在大洋上面。　　虽然地面学习很多,但也要乘AT-7做很多飞行。训练生要做20次导航飞行,累积一百多个飞行小时。训练飞机搭载三名学员和一名教官,加上一名飞行员,进行日夜飞行。课程是点对点的,包括要解决的问题,诸如指定飞行地点、搜索和巡逻飞行。达到最高峰时,有五万多学员,每月学成的有二千五百多人。　　库伯回忆,在空中,教官总是说,“低头趴在桌子上。”一个小时后,他说,“好了,找一下我们在什么地方,把我们带回基地。”库伯用六分仪对着北极星定位,知道了飞机所在的纬度,然后用无线电波束和无线电罗盘指向基地的方向。但平常他用机位推测法,飞机上的装置可以告诉他,通过内部通讯,他告诉飞离直线(飞行术语“横飞”)的飞行员纠正错误,由于气流的影响朝他要去的地方飞。当然出过事故。

库伯回忆,他的班上大家公认的王牌导航员把飞机带到了山腰上。　　1944年5月,陆军航空队开始使用一种新型的六分仪,叫做B-12。天象导航的失误随着它的引入可以大大减少。陆军航空队给每个导航员发了六分仪,为了保密,各人都要　　作为财产保存好。此外,还给导航员发了天象导航表,有40本书,可以覆盖全世界。　　帕平在服役一年多以后,于1944年7月31日毕业。他得到了导航员的徽章,被晋升为陆军航空队的中尉。库伯就要毕业时,上司召他进来说,“你已经在几次飞行中出了错,”库伯承认了。他们问,“你保证你还想飞吗?”　　“保证,”库伯回答。1944年10月,他拿到了导航员徽章。

训练技能和运气

1942年11月10号唐纳德·凯被陆军航空队征召当一名飞行学员时,他19岁,是宾州州立学院的一名学生。1943年2月初,他在迈阿密海滩和约翰·G史密斯来到了一起,住在一家酒店里,在酒店餐厅吃饭,完成基础训练。接着到位于罗利的北卡罗来纳州立学院进行大学分队训练,然后又去纳什维尔的分组训练中心,他各项指标具备,于是就首选飞行员。他的飞行员初级训练是在弗罗里达奥卡拉进行的,用的是PT-17斯蒂尔曼教练机。他想尽一切办法单飞,但经过四次飞行考试后,他被淘汰。可他仍然想飞,于是他说他愿意当一名投弹手,这样被选中了。 一开始,凯上了空中射手学校,在得克萨斯的鹰关上了六个星期的课程,所有投弹手都要进行射手各个位置的训练,如机腹、机首和机尾,上边和下边炮塔位置,去做一名火炮官。之后,他去了投弹手学校。当开始夜间练习时,他已经练得不错,他精心钻研,因为“已经被淘汰过一次,我 不想再发生一次”。他毕业了,并得到了军衔。 理查德·罗杰斯想当一名飞行员,可当他付诸行动时,陆军航空队“已经超编,我想我们这一组谁也不能接受飞行员训练啦。他们需要投弹手和导航员。”

他被派到得克萨斯的圣安吉洛上投弹手—导航员学校,在这儿接受投弹手训练,之后去射击学校。接着到埃尔帕索的毕格斯机场。最终他可以飞行了,到1944年8月,他累计在空中252小时。 罗伯特·“肯”·巴莫尔,生于1921年12月27日。1941年上了新泽西州纽瓦克一所初级大学,学的课程有气象学、导航和飞机发动机。1942年报名加入陆军航空队,但在进行第一次笔试时,“我犯了愚蠢的错误”。他本来应该成为飞行员的,可他失败了。一个月后,他有了第二次机会,他“非常想进行飞行”,因为他曾经学过。他过关了。1943年2月被征召入伍,派到纳什维尔进行分组训练。长这么大他还没有离开过新泽西,坐24小时火车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从纳什维尔他去了马克斯韦尔机场上飞行前学校,在那儿他第一次坐了飞机。然后去南卡罗莱纳上初级飞行学校。 巴莫尔开始飞行。“我的教官不怎么样,确实。”他的五个学生中有三个都被淘汰了。“他的观点是让PT教练机爬升到尽可能的高度,然后翻转下降,接着滑翔。你就像头朝下挂在那里一样。我讨厌这个家伙。此时此刻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名战斗机驾驶员。我非常清楚。”

他通过了20小时和40小时测试,去了位于南卡罗莱纳萨莫特肖机场的基础飞行学校。 罗伯特·哈默是陆军的一名中士,他志愿加入陆军航空队,上了圣安东尼航空学员中心。当他列队进行第一次检阅时,圣路易斯北美红雀队的棒球明星伊诺斯·斯劳特就站在他前面。别人问斯劳特,为什么报名参加陆军航空队。“我想我这样能呆在美国打棒球。”他回答道———他得到了他想得到的。哈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走出美国进行战斗。”他也得到了他想要的。他经过训练,第一次坐PT-19教练机飞向空中。他在空中飞了八个小时后,不喜欢当飞行员。他在着陆航线上迷航了,于是被淘汰。 基地司令官召见哈默,问他是否愿意当导航员,哈默问需要训练多长时间。司令官告诉他得几个月。他问还有其他可选的工作没有?投弹手,也得几个月。还有别的吗?无线电报务员———只需六周训练。哈默选择了无线电报务员,他被派到伊利诺斯司各特机场无线电学校。他在那里学了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原理,做了一个接收机,非常熟练地使用莫尔斯电码。 19岁的霍华德·古德纳像哈默一样,没有进行飞行员训练,他选择了无线电。他去了伊利诺斯的学校,学了电子、机械、电码和无线电工作原理。

他掌握了无线电内部工作原理、做发生器、研究真空管和放大器、变压器及发射机,学会了蒙着眼睛拆装一套设备。莫尔斯电码对他来说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是难的。“声音通过耳机传过来,”他给父母写信说,“听起来就像蜜蜂叫。” 古德纳非常熟练,所以陆军航空队就给了他一个无线电教员的位置。这对他很有诱惑,这意味着没人朝你开枪,你可以呆在美国。“我要干这份工作,”他告诉母亲,“但要在这里呆很长时间。”于是他打退堂鼓,解释道,“我想我不想要这份工作。我不能接受呆在这里,而汤姆和其他人都远渡重洋。我想如果你是个男子汉的话,你会和我的看法一样。”母亲不愿他留下来。 和别的无线电员一样,古德纳去了弗罗里达巴拿马市的射击学校。在这里,他用机关枪打飞靶,又学习从活动平台上开火,先用小型武器,再用自动武器,最后用重型机枪。他学会怎么操纵由动力驱动的炮塔,怎么瞄准,怎么移动它们和其中的双管50毫米机关枪。从射击学校毕业的总人数接近三十万人,除了机务人员外,超过陆军航空队任何其他专业的人数。 古德纳于1944年1月12日从射击学校毕业,成了2%的顶尖学员之一。他的上司认为他应该重新申请飞行学员项目。

他说不了,因为学习成为一名飞行员要花太长时间,他想投入战斗。“不要着急,”中队长向他保证,“你不会错过战争的。”古德纳说好吧。 乔治·麦高文在恋爱,特别的孤独。他和埃莉诺已经决定等战争结束再结婚。经过通信,两人同意将佳期定在他拿到徽章的那一天。这个决定迟疑未决。当他在马斯克吉时,决定尽早结婚。在给鲍勃·彭宁顿的一封信中,麦高文说了他的理由。他知道对“埃莉诺来说,未来时时刻刻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