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

讲他为何自撰年谱，乃因出身行伍，获得高官厚禄，但是“先德源流，贻谋有自；天恩高厚，报称未遑；帅德帅功，不忍淹没。据事直书，使后嗣知感云耳”(《宫傅杨果勇侯自编年谱·叙》)。洪亮吉的儿子饴孙请求乃父老友法式善为洪氏写行状，是拿着洪氏年谱做资料去的，以便通过行状有更多的传记文问世，所以法式善说： 饴孙居丧次，不能为文，以余久故，知先生深，乃寓年谱乞余为行状，以待他日有道能文之士为铭幽文者之采择。（《皇清奉直大夫翰林院编修洪稚存先生行状》，收入《洪北江先生年谱》）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清代，人们为写作年谱，形成一种攀比心理，似乎同类型的人应当有同等的拥有年谱的权利，否则就是缺憾。这种心态在明代已露端倪，万历间山西夏邑人马峦，与宋代名臣司马光是同乡，认为许多名人有年谱，而他的这位乡先贤却没有，于是为他编制一册。清人发展了这一观念，似乎名人必须有年谱。

仍以司马光年谱讲，马峦所作极少流传，以致人们不知道有这么一部书。康雍时期学者顾栋高编写过几部年谱，但未见马峦之书，因而以为“名儒大贤”的司马光“年谱独阙”，致使他的“敷陈之章奏，往来之书牍，无由合诸正史，考其本末，读者病焉”，于是着力为其编辑年谱，六七次修改原稿，并最终在友人帮助下获见马峦之作。再如黄宗羲的裔孙炳垕认为，其先人与王阳明、刘宗周是同一流人物，而王、刘的年谱早已流行于世，可是其先祖自撰的年谱已毁，造成空缺，作为其后人难辞其咎，遂于同治年间纂写并刊刻《黄梨洲先生年谱》。不想它一问世又成了他人的榜样，宣统间丁宝铨知道黄宗羲、顾炎武的年谱编写“缜密”，而与他们同时的名士傅山的年谱则甚为疏漏，“心为不怿”，乃作成《傅青主先生年谱》。这种攀比观念表明年谱的写作已深入人心，是风尚形成的标志。风气一开，年谱大量面世，仅清代人的年谱，就有八百余种，加上为前代人写的，当在千部以上。

官绅写照第3节 清代名人写年谱(2)

传奇人物罗思举撰写年谱 罗思举(1764～1840)，四川东乡人，农家出身，是所谓自幼不拘小节的人。参加会党，做过盗贼，后来带领乡勇参与对白莲教徒的战争，屡立奇功，位至提督大员。 他在晚年于道光十八年(1838)的湖北提督署中写作年谱——《罗壮勇公年谱》，两年后逝世。有些人写年谱为自家评功摆好，隐瞒丑事，而罗氏则直言不讳，在年谱里如实记述了生平： 8岁入学，能背诵而不认字，受到老师责备，就设法捉弄老师和同学，老师为此数说他：“小小年纪，作孽出人意外，后来成人，如学好定显亲扬名，如不学好，必至披枷带锁。”乾隆四十三年(1778)东乡大早，次年凶荒。民谣：“戊戌年前起，烂田干透底。甑蓖问筲箕，何曾见颗米。”16岁的罗氏带着幼弟逃荒到太平，种地采樵，恰有川北总兵到那里阅兵，他因自己贫穷，心怀不平，偷拿营中铜盆换米。17岁时认为打柴没有出头的日子，读书又不成，于是到终南山跟随道人学了两年武艺。辞别师傅返回，途中与巨一品等人结拜义兄弟，讲究劫富济贫，巨一品赌博，赢了茧商银两，茧商谎报遇盗，捕役追拿，罗氏等拒捕伤人。

21岁返回东乡，其伯父、三叔见其不法，设计烧屋，诬赖其父子，虽经审讯得实，但在家乡无趣，父子遂迁居陕西定远厅。次年外出访友，见乡约强娶寡妇为妾，抱打不平，送还孀妇；见人卖女惨状，助银赎回完聚；又看到债主逼债剥人衣服，遂代为还钱；遇到朋友缺少路费，乃抢人银钱相助，及至得知被抢人之父正在监狱，就将钱还给人家。又返回故乡，其三叔把他活埋，幸而土松挣扎爬出，但被官方捕获，不久越狱逃亡，顺路盗窃，众族人怕受牵连，联名告他。于是东乡的盗窃案都安在他的头上，将其父兄拘拿，他遂投案，换出父兄，在狱监禁两年。乃叔见他不死，贿买狱卒，断其饮食，奄奄待毙，以为已死，拉出掩埋，夜间苏醒过来，捡了一条命。 24岁时，乃叔又告他，重新演出上一幕。 29岁时，发生一客商被抢5000两银子的大案，人们想当然地以为他是盗首，四路缉拿。他的结盟大爷为得赏银，把他的住所报告官方，并将他灌醉捉拿，严刑折磨，引起失主同情，要求撤讼，知县赦放他人，惟独拘留他。一年后换了个狱卒，心狠手辣地迫害他，罗氏乃说，你不收拾我，我还在监里，如若加害，我就逃走，狱卒恃牢房坚固不怕，而他竟然越狱。

行至湖北老河口，一店铺柜上放置50两银子一锭，说若有噜(一种下层民间组织)里的人能拿走，再送他一锭，罗乃用偷梁换柱的办法把银锭弄到手。在河南、山东交界处捉弄下江客商，偷拿茶馆名贵茶碗，诸如此类，与少时的恶作剧差不多。到陕西独河霸除掉开赌局、放重利的恶棍包谷大王和平山王；在巴州金华石，惩治专偷耕牛的恶霸斜牵王，将牛散放给失主；到贵州大丫山，除掉拦劫行商客旅的冷气王，将他们的银子千余两、制钱千余串分给附近穷人；行到荆州浅滩河，戕毙困山王；受人邀请，到洞庭湖击毙专在湖面杀人劫财的船户。 乾隆五十八年(1793)，到河南卫辉，杀死卖良为娼的人，放出妇女三十余人，并各给银两。听说各州县捕役荼毒百姓，乃访查各地恶捕姓名住址，夜晚将他们暗行处置，认为这是行好事。以此惹怒官府，严行缉拿，幸遇道人救助，重上终南山躲避一年。下山来，适值嘉庆初元，白莲教四处起兵，罗氏改变对清朝态度，决心“出力报效，以扬名天下”，遂往教军最多的四川。他的族人罗崇等业已组织团练与教军对垒，他入伙教练团丁拳棒。白莲教王三槐部来攻，罗氏前往侦察，假言敌少，骗得众人一鼓作气，打了胜仗。

但是大家说他冒险，不愿和他合伙，而罗崇等冒功，得顶戴之赏，经人说明原委，罗氏被收为乡勇。适有王三槐 一部驻扎东乡的丰城，当地人出赏银5000两以拔除该部。罗氏这时不想要钱，而要出名，遂约能“飞檐走壁”的同伙三十余人，携带火药潜入敌营。他人皆胆怯退去，他乃只身焚烧敌军营盘，获得大胜。又有人冒功，迨后被总督英善查知，罗氏被赏予七品顶戴，从此声名在四川全境传播。罗氏此后的事迹，在其自订年谱里都有较详细的叙述，如若这里不厌其烦地转述，则太费篇幅，还是以从略为好。总之，他转战四川、陕西、湖南，屡立大功。先后任贵州、四川、云南、湖北提督，赏戴双眼花翎，给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他就这样在年谱里写自家的经历，对青少年时代的不光彩行为，毫不掩饰，和盘托了出来，实乃奇特之人。

官绅写照第3节 清代名人写年谱(3)

麟庆纂著图文相间的年谱 一般的年谱都是用文字叙述的，另有以表格形式表达的，还有图画形式的，这就是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麟庆，满洲旗人，官至南河总督，署两江总督。在河工十余年，著有劳绩，因道光二十二年(1842)河决成灾，罢官回京，数年后亡故。 他平日就注意保留自身的资料，将经历的事情，特别欣赏的山水名胜，请人一一绘制成图，自己写出说明，并及时把文字部分印制出来。晚年家居，更是怡情园林生活，继续绘图配文，几乎把它当作事业来进行。他如此郑重其事，是把它当作自家年谱编制的。他对儿子崇实、崇厚说：“此即我之年谱，而别创一格。”言下颇以此自负。他死后，崇实将此书的图文全部印出（含有240幅图画和记文，今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本），传到宫中，为咸丰帝所见。崇实因之奏称，这是其父“感激君恩祖德，每于所难忘情处，手自为记，即画一图”而成（《惕庵年谱》）。前文对罗思举年谱，是转述谱主青少年的经历，这里相反，只说明麟庆在“图记”中所描绘的晚年生活，不妨从他罢官时开始。《鸿雪因缘图记》的《卸肩集句》，画面是花烛大堂内，有一抱琴少妇，院子里一老年男子向喜堂迈去。

原来这是麟庆于道光二十二年，即卸任这一年，因鳏居多年，至此接受子女的建议与安排，纳姬成亲，当晚“集古人诗为卸肩四截句”，此图、文反映他的晚年婚姻史。这一年他被撤职，但“加恩免其枷号发遣”，获罪之忧，却变成卸肩之喜，故在《竹舫息影》图文中说：“无责于身，无忧于心，此境正不易得也。”接着离开任所返京，路经清江浦，士民为他写送行诗205首，官绅赠诗184首，绘图38幅，题名《袁浦留帆》，他亦以此为题作图和文。一般地方官离境的情形是绅民送万民伞，他不是父母官，则得了如许诗画。到京，过金鳌玉桥回家，作七律一首，有句云“而今幸作闲鸥鹭，沐浴恩波许到家”，庆幸朝廷开恩，没有往深治罪，得以平安回府。 麟庆祖茔在东直门外酒仙桥，外任十年不得祭扫，回京后即往该处祭奠，此为《仙桥敷土》图文之由来。麟庆家居半亩园，据说原为明清之际的李渔(笠翁)的匠心之作，麟庆父子又寻觅佳石，筑成拜石亭，并题联云： 湖上笠翁，端推妙手； 江头米老，应是知音。 此为表达其日常生活情趣。园内有藏书轩，收有康熙帝赐给其祖上的初刻本《佩文韵府》，麟庆率领二子整理图书，教训儿子“藏书千万卷，便是神仙家。

……区区抱经心，慎守休矜夸”，强调读书传家。秋天游西山大觉寺，卧听泉水淙淙，安然入睡，因“思十余年来，值伏、秋汛，每闻水声，心怦怦动，安得如今日听水酣卧耶!寺名大觉，吾觉矣”。此正所谓无官一身轻，得享林下之乐。 《图记》最后一帧画题名《焕文写像》。焕文为贺世魁，内廷如意馆画师，为道光帝及皇太后绘像，画《平定回疆战图》暨《献俘图》，名声倾动中外，人们以得其画为幸。贺氏为麟庆画珥貂佩剑像，作为全书的首幅。为此书作画最多的陈鉴(朗齐)则将贺世魁为麟庆绘像的场面摹绘成图，作为全书最后一幅画面。至此，麟庆为全书作了总结，并写出参与绘画人的履历。用图画表现人物一生的行踪经历，很新鲜，也很生动，大约是历史上的首创。麟庆罢职至辞世，不过四五年的时间，上面所介绍的几个生活片段，基本上反映他的晚年经历和写作图文相间年谱的历史。 年谱的价值 今人阅读年谱，可以了解谱主个人的历史及谱主生活的社会的历史，具有学术研究的资料价值。不过年谱还有一种社会价值，似乎不应当忽视，这就是开发读者的智力。

无论年谱的谱主是什么类型的人，认真地阅读其谱书，不难发现：有的人大智大勇，建功立业；有的人猥琐怯弱，成就甚微；有的人修身养性，反省不辍；有的人能够急流勇退，另一些人迷途而不知返……如此等等。读者倘若细细思考谱主人生之路的得失，做到知人论世，在前人那里吸收智慧和经验教训，从中得到做人和做事的启发，不论是处世，抑或是从政、经商、治学、做工，相信都是很有益处的。

帝王趣话第1节 康熙帝游猎与避暑山庄的建立(1)

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是一位性喜游猎的君主，可是人们知道他巡幸、行围(打猎)甚多，而从不把他同游猎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游猎”在早先是贬义词，如若将这个词加到他的身上，似乎有辱了他。在清代的官书中，如《清圣祖实录》，对于康熙帝的出行，南巡则谓之察视黄河、淮河工程，北狩是为武备不懈，维持国家根本。今日的评论者，除了这些颂词，别加现代化的语言，诸如，誉之为联络蒙古王公和江南士大夫之类。这些论述笔者尚不以为有多大误失，只是遮盖了康熙帝喜好渔猎的性格，并没有将他出行的目的全部说清楚。笔者于1993年出席“纪念避暑山庄建园290周年中国清史学术研讨会”，提交《〈御制恭和避暑山庄图咏〉的史料价值》一文（文见《山庄研究》，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认为《图咏》一书反映康熙帝“喜好游猎和游乐与政事兼理的生活，反映他好运动的个性，以及动中能静、动静结合的品格”，提出他喜好游猎的性格问题，本文就此作些说明，以便了解他的渔猎生活，至于如何评价他的这种个性并非本文所特别关心的事情。

康熙帝南巡至浙江、江苏，西幸山西、陕西、宁夏，东北至吉林、辽宁，北行于塞外，经常打猎的地区是秋狝所至的河北承德、张家口所属地，渔猎的京畿白洋淀。康熙中期起，几乎每年都要秋狝，而去白洋淀不下15次，至于京城的南苑行围更是常事。康熙帝晚年，身体欠佳，常常犯病，但并没有影响他的游猎兴致和实践，仅以他崩逝前一年的康熙六十年十一月下旬至六十一年十一月中旬的一年而言，据《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五至卷三○○的记录，他于六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南苑行围，腊月二十一日离去，此行为期整一个月。这是为回宫过年，因此新正过后，即于六十一年的正月二十二日起巡幸畿甸，至雄县、霸州、文安，过白沟河，驻跸白洋淀渔村段村、赵北口，历时一个月于二月二十一日回到常驻的畅春园。一个多月以后，四月十三日开始塞外之行，经过怀柔、喀喇和屯(滦平)，于二十七日到达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用时半个月，可谓缓缓而行，可能是边走边猎。至此在山庄驻下，历经五、六、七月，于八月初四日启程，往围场打猎，途经博洛和屯、隆化张三营等地，九月初二日回到行宫，次日发布上谕，讲他行围的必要，说以前议政大臣上奏，认为皇帝“每年出口行围，劳苦军士”

，有所不当，康熙帝就此辩白，强调武备的重要，并认为因此获得了西北用兵的胜利： 此皆因朕平时不忘武备，勤于训练之所致也，若听信从前条奏之言，惮于劳苦，不加训练，又何能远至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 十六日启銮回京，二十八日抵达畅春园。此行历时五个半月，其中往返行程一个月，行围一个月。二十几天以后，于十月二十日到南苑行围，冬月初七日因病离开南苑，十三日驾崩于畅春园。若不是病重，还会在南苑驻下去的。康熙帝辞世前的一年，两次幸南苑，一次巡畿甸，一度北狩，历时八个月。从前阅读康熙实录，见他常于寒冬腊月去长城脚下活动，不知何干，及至与打猎联系起来，才得到解释。一年的那么多时间奔波于路途，出没于荒原水域，不是渔猎，又是何为!康熙热衷的秋狝，固然有武备的一个原因，行猎亦是促成的一种动力，这应是没有疑问的事情。 热河行宫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呢?康熙帝在《避暑山庄记》一文中有所说明，他写道： 朕数巡江干，深知南方之秀丽；西幸秦陇，益明西北之殚陈；北过龙沙，东游长白，山川之壮，人物之朴，亦不能尽述：皆吾之所不取。

帝王趣话第1节 康熙帝游猎与避暑山庄的建立(2)

南北东西的这些地方，虽然各有美好之处，但经过比较都不如热河，因为热河的景色壮丽，得诸自然，山与水融为一体，将西北的雄奇和东南的幽曲结合在一起了，适合避暑及行猎的要求，这是第一个缘故；第二是热河离京师较近，便于处理政事，亦如康熙帝在文中所说的：“惟兹热河，道近神京，往还无过两日。”北京的公文呈递热河行宫皇帝御前，官员自京中往行在朝觐均比较方便，即皇帝在避暑山庄，不会影响朝政的处理和中央对地方的治理。避暑山庄建设出36个景区，为康熙帝理政、起居、休憩之所，以康熙六十一年讲，这一年康熙帝在山庄居住了三个半月，比在大内和畅春园停留的时间都要长。他在山庄的生活，于前述《避暑山庄记》文中，以及他的关于山庄36景的36首诗里，皆有不少的描述。他在“山庄记”文中强调，他的游幸休闲是为思考政事和建立太平盛世，他说： 一游一豫，罔非稼穑之休戚。或旰或宵，不忘经史之安危。劝耕南亩，望丰稔筐筥之盈，茂止西成，乐时若雨旸之庆，此避居山庄之概也。 原来他乘山庄游憩之暇，思索裕民安邦的大事。这种观念在他的山庄诗里多所披露，如第一首《烟波致爽》诗云： 山庄频避暑，静默少喧哗。 北控远烟息，南临近豁嘉。

春归鱼出浪，秋敛浪横沙。 独目皆仙草，迎窗遍药花。 炎风昼致爽，绵雨夜方赊。 土厚登双谷，泉甘剖翠瓜。 古人戍武备，今卒断鸣笳。 生理农桑事，聚民至万家。 康熙帝认为他在山庄避暑，造成北方安宁、热河开发和民生发展。他又在《云帆月舫》词中咏道： 阁影凌波不动涛，接灵鳌，蓬莱别殿挂云霄。粲挥毫，四季风光总无竭。卧闻萧，后乐先忧薰弦意，蕴羲爻。 他身在避暑胜地，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谋划国事。休息与理政本来是两回事，怎么联系在一起了?原来康熙帝在游幸中观赏山川林木花鸟虫鱼，品味他们生生不息的缘故，联系到人类社会，从中悟出一些人生哲理，并运用到政事的处理上。他在“山庄记”中总结这个道理，写道： 至于玩芝兰则爱德行，睹松竹则思贞操，临清流则贵廉洁，览蔓草则贱贪秽，此亦古人因物而比兴，不可不知。 他用比兴的方法，由物及人，由观察自然界而分析人类社会，得到启示，用于行政。康熙帝强调他的巡幸热河与勤政爱民并行不悖。他确实是勤于政事的君主，通过游憩，精神饱满地从事政务，不能认为他是耽于游乐的昏君。

然而，游猎不可能不费钱财，鹰犬总是要多养的，还必须是要上好的，臣下定会为此献殷勤，要购买或调教上等鹰犬进呈。有一年康熙帝秋狝，皇八子、贝勒允禩进献一只鹰，康熙帝说那是头将死之鹰，几乎没有把他气坏，因而对允禩大加责难，可见鹰犬之费是难免的。康熙帝死后不久，朝鲜使臣李枋等就听到清朝人关于康熙巡幸的坏话，报告国王说： 康熙皇帝以游猎为事，鹰犬之贡，车马之费，为弊于天下。朝臣若隶于臂鹰牵狗，则以得近乘舆，夸耀于同朝矣。新皇帝诏罢鹰犬之贡，以示不用，而凡诸宫中所畜珍禽异兽，俱令放散，无一留者云。(《李朝实录·景宗实录》) 看来新君雍正帝继位，即有罢鹰犬之举，亦是为平息对康熙帝游猎的訾议。皇帝出行，民间要平整、清扫道路，地方上要有徭役之征和对随驾从行官员的供应，也是一种滋扰。雍正帝即位不到一个月，下令免除宛平、顺义、怀柔、密云、平谷五县、昌平一州明年(雍正元年)的钱粮，原因是康熙帝“巡幸所经州县，小民无不除道清尘，趋事恐后，古北口一路，为我皇考每年行幸之地，……朕念此路百姓，历年殚力”，故而予以体恤(《清世宗实录》卷二)。

游猎并非坏事，像康熙帝那样休憩与政事兼理，得其好处，这是游猎好的一面，但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游猎，难免还有其弊端，所以统治者的游猎不可不审慎。比如明武宗的巡幸，招致许多非议。他经常光顾京郊南海子(即前述之南苑)而影响朝参，《明史》毫不掩饰地说他于南郊祭天后“遂猎于南海子”，写他“狎虎被伤，不视朝”。说他不顾群臣的谏阻，出游南北两畿和山东，“渔于清江浦”，“渔于积水池，舟复，救免，遂不豫”而崩。结论云其“耽乐嬉游”(《明史·武宗本纪》)。武宗的巡幸游猎实在不敢恭维。

帝王趣话第2节 雍正帝接见中下级官员(1)

清代的引见制度在顺治朝创立，康、雍、乾三朝屡加充实，雍正帝尤其重视引见官员，发布的有关诏令较多，形成的引见履历文书留存至今。所谓引见制度是清朝官员任用的一种制度，对于四品以下、七品以上的中下级官员，以及一部分三品京堂和八品以下、未入流的官员的任用、提升、调动、处分，都要由皇帝接见。文职官员大体上由吏部考核带领引见，武职官员则由兵部负责引见事务，接见中皇帝对官员作进一步的考察，予以勖勉和教导，认可对他的任命或根据会见中的印象改变其任职。 有的人原不在引见之列，由于雍正帝的决定而有了接受皇帝考核的程序。雍正三年(1725)下令，凡年龄在20岁以上，已到吏部报到过的荫生，“奏请考试引见”，然后授官(《清史稿》卷一一○)，自此确立了荫生“及岁引见”制度（光绪《清会典》卷十二）。考进士的落第举人，过去只是回家等待，雍正五年令挑选其中一部分，立即任命为各省儒学教官，但吏部要将选定之人带领引见(《清世宗实录》卷五十六)。同年令各州县官会同学官，举荐“居家孝友，行止端方，而文亦可观的”贡生、生员，申报上司，督抚题奏，赴部引见(《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4册、40册)。

多数引见是分排进行，一次五六个人。由主管部门堂官呈递绿头名签(绿头牌)，牌上“书写引见人姓名、履历”供皇帝阅看(《清稗类钞·朝贡类》)。同时在皇帝手中的还有被引见人写的引见履历折子，以便皇帝参阅。 引见开始，一般是雍正帝叫引见人员一一奏报履历，然后交谈，偶或皇帝先来一番教导，再令臣下报告履历。交谈内容较为广泛，因官职、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