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
道扬镳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 由此可见，贫贱与富贵，并不是导致夫妻哀与乐的根本原因，也不是检验一个家庭幸福不幸福的惟一标准。 据我观察，有些夫妻之所以“百事哀”
，并非因为贫贱，而是另有原因：有的夫妻志不同道不合，你要朝东，我偏要朝西，别说干什么大事，即使是在一些小事上也分歧不断，终日吵吵闹闹，怎能不哀？有的夫妻不是齐心协力地去摆脱贫贱的困扰，而是将贫贱的责任推给对方，你说我窝囊废，我说你没本事；整日互相指责埋怨，怎能不哀？有的夫妻，女方倒是有脱贫之志，但男方却破罐破摔，变得越穷越懒，越穷越熊，甚至麻醉于酒精，沉溺于赌场，家中的顶梁柱成了不可雕的朽木，怎能不哀？有的夫妻毫无感情可言，只是为了搭帮过日子而凑合到一起，时间一长，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不满意，怎能不哀……与此相反，一些夫妻虽然贫贱，但他们能够互敬互爱，真诚以待；能够在困难之时相濡以沫，共度难关；能够为摆脱贫穷的困扰，创造美好的未来而齐心协力，各尽所能；这样的夫妻，何哀之有？ 由于很多人将“贫贱夫妻百事哀”一语当作“真理”，所以金钱地位便成了许多男女择偶的首要条件。看看那些报刊上的征婚启事，多少女人在自诩如何美丽之后，要求男人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多少男人在自称有权或有钱之后，要求女人如何貌美。所谓征婚，实则已经演变成钱与色的交易，演变成推销与求购的广告。
男女组织家庭，的确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但如果女人唯钱是嫁，在择偶时看钱不看人，恐怕婚后仍然难逃“百事哀”的结局。隋朝的王通有言：“婚姻论财，夷虏之道。”（此语似乎不像元稹的名言那样深入人心）所谓“夷虏”，乃是指未开化的民族。社会发展到今天，难道我们的婚姻观仍然停留在未开化的阶段？ 夫妻之间话“牺牲” 这些年来，“牺牲”一词，在一些女士口中出现的频率颇高。而一谈到“牺牲”二字，她们的话里便或多或少带有哀怨之意。如今和平年代，这些女同胞既不需英勇就义于敌人的刑场，也不必在战场上为国捐躯，她们所谓的“牺牲”，其实是指自己将一部分精力消耗在厨房里，消耗在照顾丈夫和孩子上。总而言之，是指为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或为丈夫在事业上的成功而付出的代价。 有名言曰：“在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都有一个支持他的女人”，我同意此说。而若将此语中的“男人”和“女人”相互倒换一下位置，说成：“在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身后，都有一个支持她的男人”，似乎也无不可。然而，如果把“支持”说成“牺牲”，将此语改为：“在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都要有一个女人为他牺牲”，我则大不以为然。
组织一个家庭，是男人和女人共有的愿望，但不是所有男人和女人的人生终极目的。许多组成了家庭的男女，在衣食住行有了基本保证，在完成生儿育女任务的同时，还要在社会上谋求发展，在事业上争取成功。而如何发展，谁有希望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就得进行一番权衡和估量。如果男女双方都在某一方面有所擅长，在事业上有所追求，那么，一方放弃自己的追求，而让另一方在事业上谋求发展，可以说，他或她在为对方做出牺牲。但假如男人有绘画的天赋，而女人并无某一方面的才能，或者女人有写作的才能，而男人并无某一方面的特长，那么，在一方为事业全力拼搏的同时，另一方就要全力搞好“后勤”。我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分工，是各尽所能，而不能说做家务的一方，就是为其丈夫或妻子做出牺牲。 家庭就象一所房屋，夫妻便是支撑屋顶的梁、檩。梁与檩各有各的功用，如果不量其功用而随意调换其位置，那屋顶即使不坍塌，也会变形。 家庭又好比一支军队，军队作战，需多兵种配合，如果后勤部队认为战斗胜利之后荣誉多归作战部队，自己的工作是一种“牺牲”
，而要求作战部队抽调兵力，与自己一同运送弹药、粮草，其结果恐怕将使在前线拼杀的作战部队因兵力分散而造成真正的牺牲。 我不否认，有一些夫妻，的确是一方在为另一方做出牺牲。比如女人包揽家务，伺候平庸无能，只知道吃喝玩乐的男人；比如男人忙里忙外，孝敬无知无识，醉心于搓麻跳舞的女人。这些人已不止是“牺牲”，他们已经丧失自我，成了丈夫或妻子的奴仆。这样的夫妻，只是浑浑噩噩，打发时日，谁也不想谋求什么发展，也不可能有什么发展。而这样的家庭，恐怕不是死水一潭，便是战火迭起。 在某个以“事业与家庭”为话题的座谈会上，一位女大学生如是说：“我们虽然跨入了现代社会，但我国的物质生活水平还很低，家庭服务跟不上。因此，一个家庭要有一个人成功，就必须有一个做出牺牲（习惯性用词）。我觉得从个体素质上来说，女性普遍较差，很难成气候。如果把用武之地放在厨房，既能发挥女性的特长，又支持了丈夫的事业。”这段话可能不为某些女强人所认同，但却说出了家庭应有合理分工的道理。我想，这道理不仅适用于某些女人，也同样适用于某些男人。而无论是女人还是男人，懂得了这个道理，下厨房时就不会再大喊冤枉，说自己是在为谁做出牺牲。
第四辑 妄谈男女家务活
家务活是最没乐趣，但又非干不可的劳动。男女经过一番陶然醉然的热恋，毅然决然地签订了一纸契约，搬到一个屋顶下居住之后，才发现，结婚过日子竟然如此平庸，毫无诗意：铺床叠被拖地板，做饭洗衣倒垃圾自不可免，整天还要像蚂蚁搬家似地从市场上往家里搬运米面油盐、日用杂物……天天如此，永无休止的家务活，别说去干，想一想都让人心烦、犯腻。 家务活既然如此繁琐且非干不可，也就引发出夫妻分工的问题，落实到细微处，也就成了被子该谁叠、早点该谁买、房间该谁打扫、饭该谁做、碗该谁刷、垃圾该谁倒、日常所需该谁卖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若是一方任劳任怨，夫妻当然能够相安无事，但若是双方都在家中争平等、争主权，为一件小事该谁干的问题推来推去，家中恐怕很难安宁，或为早点该谁买而争执不下，或为碗该谁刷而斗嘴赌气……池莉女士曾在大作《谬论结构》中教育女人说：“一个女人，无论你爱得多么热情忘我，你在新婚的第二天早上千万别抢着折叠被子整理床铺。为什么？这里头有一微妙处，你首次做了，必定大受丈夫赞许，你便忍不住第三天又抢着做，……这工作自然就分配与你了。”据此又云：“女人，你切不可太主动。
在新婚燕尔之时，凡家务事，要与丈夫一同商量一同做。”一个男人如果荣幸地和一个受过这种教育的女人结为夫妻，婚后就要事先开上一星期家务分工讨论会，对家务活进行认真、周密、合理、细致的分工，制订严格的章程，否则其后果必然是矛盾百出，冲突迭起。而家务活，对斤斤计较、互不相让的夫妻来说，也就成了浪漫爱情的降温剂、夫妻关系的绊脚石、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其实，只要男女双方不都是事业型或针尖枣刺型，家务活并不是夫妻和睦的障碍，更不是阻挡夫妻通向幸福之路的大山，男女都是上班族，下班之后没事可做，且没什么“外事活动”，两人一道干干家务活，也是一种生活乐趣。若是一方是事业型，是家庭的支柱，下班之后仍有自己的工作要干，或需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而另一方工作轻松，下班之后无事可做，就要见劳勇为，主动挑起干家务的担子。因为支持另一方的工作，也就等于间接地为家庭增加收入，创造业绩，使生活过得更好。如果是全职太太或全职丈夫，就更是责无旁贷，要把家务活当作本职工作来做。当然，如果家庭经济条件优裕，请一个保姆，家务活该谁干得问题也就勿需讨论。
据我观察，夫妻之间只要一方不把对方识为奴隶，或当成佣人驱使，就不会为家务活而闹矛盾，若是妻子包揽全部家务，丈夫在家中无所事事，不是在一旁架着二郎腿，喝茶看报看电视，就是外出喝酒跳舞搓麻；或是丈夫担任家庭主男，整日烧洗煮涮，打扫卫生，女人则在一旁怀抱宠物，嗑瓜子聊闲天，或是也沉湎于舞场牌桌，家中必然战火时起，硝烟不断。当然，那种为使自己的所爱幸福快乐而甘愿牺牲自己的男女不在其内。 家务活不是什么高科技，只要愿干，谁都能干好。而根据我的体验，家务活虽然繁琐，也并非一点乐趣没有，经过一番劳动，把家中整理得干干净净，井然有条，然后沏一杯茶或点一支烟，坐在沙发上翻两页闲书，也是一种享受。再说，做家务是为自己服务，虽然付出劳动，但却由自己享受，与别人无关，我们又有啥好埋怨的？ “我爱派”与“爱我派” 在现实生活中，婚姻与爱情有时是颇难统一的。于是有人提出口号曰：“找个爱我的人做丈夫（或妻子），找个我爱的人做情人。”这口号一经喊出，便广为流传。然而真正有多少人言出必行，行必有果，闹它个鱼与熊掌兼而得之，多少年来，恐怕尚无人做过调查，也无法调查。
其实，对于这个“立足婚姻，寻找爱情”的口号，许多人不过是觉得有趣而姑妄言之，真去实践的只是少数。因为不光是实践起来困难重重，即使鱼与熊掌真的兼得了，最终也大多是闹得消化不良，上吐下泻。于是人们又放弃浪漫，回归现实，女人希望未来的丈夫以爱情为聘礼，男人则希望未来的妻子将爱情作嫁妆。大概由于中国是口号大国的缘故，这种美好的希翼，结果又化作两句口号，一曰：“找一个我爱的人”，二曰：“找一个爱我的人”。这两语口号代表着择偶的两大主张，而持这两大主张的人又分成两大派系：“我爱派”和“爱我派”。 “我爱派”认为，婚姻乃人生之大事，只要不是将结婚离婚当作游戏的人，谁都会慎重对待。如果找一个我不爱的人，岂不是糟蹋了我的青春？与一个我所不爱的人共同生活，我不仅在任何方面都难以产生激情，而且觉得是在忍受痛苦的折磨。如果是我爱的人，我可以为他（她）奉献我的一切，即使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要否跳到海中去捞月亮，我只听他（她）的一声命令。只有与我爱的人在一个屋顶下生活，我才会感到“幸福美满”，才会觉得不虚此生。 “爱我派”认为，要想使婚姻幸福美满，就要找一个爱我的人。
他（她）真心爱我，才能对我体贴入微，才能为我任劳任怨。他（她）真心爱我，才会处处为我着想，事事听我使唤，并且能赞美我的长处，原谅我的缺点。与一个不爱我的人在一起，岂不是让我在爱情的沙漠中生活？到那时，谁来关心我的喜怒哀乐，谁来对我嘘寒问暖？不关心倒也罢了，若是对我的意愿毫不尊重，我要朝西，他（她）偏要朝东；我要朝东，他（她）偏要朝西，那岂不是矛盾百出，烦恼不断？与其如此，我还不如一人称孤道寡，独往独来，免得整日与愁烦相伴。 “我爱派”与“爱我派”的择偶观，听起来头头是道，然而我想，那也只能是嘴上谈爱，真要是实施起来，恐怕如愿以偿者少而大失所望者多。“我爱派”只强调要找一个我爱的人，但我所爱的那个人是否爱我？是否拿我的爱当回事？世间可爱的人多矣，如果我忽视了爱的可能性，只是觉得某人可爱便爱，其结果很可能是一厢情愿，或曰“剃头的挑子，一头热”。我爱的人即使勉强愿意登上爱的客船，但如果不把我的爱当回事，恐怕也很难与我风雨同舟！“爱我派”只强调要找一个爱我的人，但爱我的人是否值得我爱？如果不值得我爱，我是否就能接受对方的体贴关心？
无论男女，只要稍有出众之处，爱慕者便不止一人，甚至是络绎而至，如果我仅以对方是否对我百依百顺，是否能为我奔走效劳作为择偶的标准，恐怕不仅忽视了自己的感情，降低了爱情的标准，而且可能会被甜言蜜语与利益所诱，陷入择偶的误区。如果与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在一起生活，无论他（她）怎样顺从、怎样体贴、怎样殷勤，恐怕最终仍会“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 桑榆以为，“我爱派”与“爱我派”都忽视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爱情必需建立在互爱的基础上。一方的情，得不到另一方的呼应；一方的爱得不到另一方的回报，不能称之为爱情。不能互爱的男女，即使由于种种原因同了床，也大有可能异梦。这样的婚姻也很难谈得的上“美满”二字，倘若生活上遇到挫折，或遇到富有魅力的第三者出现，两人就很可能互道“拜拜”，各奔东西。 说再婚 离婚的男女，大多不想永远称孤道寡，只要有一线希望，恐怕都要再择配偶，重组家庭。然而，离婚的人再次谈婚论嫁，不仅心态不同于未婚的人，面临的问题也比未婚的人要多。有的人能够及时调整心态，走出失败婚姻的阴影，并且善于处理再婚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不但不久便喜结良缘，而且能够使重组的家庭和谐美满。
而有些人却一恍多年仍是形单影只，或是于二进围城之后烦恼多多，甚至重蹈离婚的覆辙。据桑榆先生观察，这些长久地啜饮孤独的苦酒，或重套烦恼婚姻的枷锁的人，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争气型。离婚的男女中，有不少人心底或多或少潜藏着“不吃馒头争口气，敢教新人胜旧人”的雄心。他们手拿以雄心铸成的标杆，对新的人选横量竖量：量身高，量外貌，量学历，人量过了，还要量他（她）的家庭甚至社会背景，一些女同胞，恐怕还要量一下男方钞票的厚度，看看以上诸方面是否强于旧人。宽厚的人，尚能综合考虑对方的条件，不计较某一方面的短处；狭隘的人，哪怕对方有一条未“达标”，也毫不犹豫地掉头而去。如此量来量去，其结果只能是视茫茫人海如沙漠，寻寻觅觅多少年，也寻不到中意的人选。 二是挑剔型。此型离婚的男女，在重涉爱河时不是以欣赏的态度去看待对方的优点，而是拿着放大镜，甚至端着显微镜寻找对方的缺点：一次约会迟到，是不尊重自己的证据；上餐馆节约了点，是吝啬的实例；因不同的见解与自己争论几句，是不温柔的表现；拒绝了自己的某个要求，是不听话的苗头……有的人甚至把旧人的优点当作参照系，与新人详作比较。
如此横挑鼻子竖挑眼，还谈什么和睦相处，琴瑟和谐？ 三是凑合型。从围城中走出来的人，往往比从未进过城的人更加害怕孤独。未离婚时，虽然吵吵闹闹，别别扭扭，但争吵有个对手，说话有个听众，吃饭睡觉，也还有个人陪伴。多年的夫妻乍一分手，那不再算家的“家”简直如同冰窑，而孤独就像窑中之冰，逼得他（她）透不过气来。为早日逃出“冰窑”，一遇到愿意与自己搭伙的人，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以闪电般的速度“重起炉灶”。然而，等到在一个屋顶下过日子，才发现对方毛病不少，缺点很多。而在性格脾气、生活习惯等方面，差距之大，根本无法调合。此时才醒悟：自己虽然赶走了孤独，却迎来了烦恼。忍功高超的人，倒是可以效仿古代的宰相，在腹中撑那烦恼之船；忍功差的人只好以行动印证那句“因不了解而结合，因了解而分手”的名言，再次扮演独行侠的角色。 四是计较型。有些再婚的男女，不是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新人，而是像俗语所说：“眼里容不得灰星”，在孩子问题上斤斤计较，在经济问题上斤斤计较，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斤斤计较。男人多给他的孩子一点钱，女人就说男人偏心眼；女人对男人的孩子批评了几句，男人就说她一副“晚娘脸”
；若是双方的孩子不在身边，倒还算好，若是双方的孩子也随之生活，便整天矛盾迭出，一句不经意间说出的话、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能引起一场风波。双方对于婚前的财产，更是视之如命，不可动用分毫。有的人竟然从恋爱到结婚，坚持ＡＡ制多年不动摇。再婚夫妇之间斤斤计较，不但极易伤害感情，而且可能使两人再度分道扬镳。 总而言之，离婚的男女如果不能对自己有一个恰当的评估，在重新择偶时量体裁衣，而是不切实际地抬高择偶的标杆，对新的人选要求过高；或是于再婚之后，不能对以前的失败婚姻进行反思，对自身的缺点进行修正，而是一味任性，不知忍让、宽容为何物，对新人求全责备，横加挑剔，其结局大多不妙。
第四辑 妄谈男女千古恩怨话婆媳
婆媳之间不易和睦相处，可谓自古而然。封建社会的婆母，在家庭中的地位虽不能说是至高无上，但在主持家政方面，大多是说一不二的权威人物。她们不仅是主持家政的权威，而且享有对媳妇发号施令、像奴隶般任意驱使的权力。有的人甚至可以凭着自己的好恶而随意决定媳妇的去留。汉乐府民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的女主人翁刘兰芝女士，就是因其婆母看着不顺眼，硬逼着儿子将她休掉，结果愤而自杀的。 旧时的婆母如何对待儿媳，不仅可以从小说、诗歌中略知一二，现在许多70岁以上的老妇也可作为活的见证，诉一诉当年做媳妇的苦处。那时的媳妇对于婆母，平时不仅要照顾起居、伺奉巾栉，而且开口说话，先需揣测其心思；入厨烹调，先需摸清其口味，唐人王建有诗云：“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姑者，婆母也。媳妇“先遣小姑尝”的意图，就是怕婆母对她做的羹汤不合自己的口味而恶言相加或大发雷霆。媳妇违背了婆母的旨意或做错了事，婆母可以骂，可以打，可以滥施所谓的家法，可以逼儿子写下一纸休书将其逐出家门，而媳妇对于作威作福的婆母除了逆来顺受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
至于有些花几个小钱买来的童养媳，更是被婆母视为牛马，小小年纪就要从事繁重的劳动，并且在精神上饱受痛苦的折磨。 读者阁下也许会说，那时做媳妇的既然苦处多多，她们当了婆母之后，大概会将心比心，善待媳妇。非也！我家乡有俗语曰：“三十年的媳妇熬成婆”，有些媳妇一旦熬成了婆，便会带着复仇的快意，将自己以前所身受的那一套，变本加利地施加到媳妇身上，并且自以为这么干是继承传统，天经地义。婆媳之间的恩恩怨怨，之所以千古难消，恐怕正是因为有许多熬成婆的女人乐当奴隶主式的婆母，从而造成一种无休止的恶性循环。 然而，“三十年河东转河西”，自从妇女从锅台旁解放出来，参加了工作，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便彻底翻了身。在经济上独立的媳妇，不再从属于丈夫，不仅不从属于丈夫，有不少的媳妇甚至还要凌驾于丈夫之上。媳妇在经济上能够独立和夫妻之间地位的平等（有的则是名副其实的“一家之主”），彻底动摇了婆母在家庭中的地位。特别是一些没有经济来源，只有靠儿子媳妇瞻养的婆母，在家庭中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年龄不算太老，还有一把力气的婆母，尚可以自食其力，为媳妇烧洗煮刷，买菜看门，照顾孩子，说白了，也即做不拿工资的保姆。
若是年老体衰，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婆母，待遇就难说啦，媳妇若是孝顺贤惠，日子倒还好过；媳妇若是刻薄小气或蛮不讲理，恐怕不但要常看冷脸白眼，而且可能有衣食之忧。多少年来，尽管有关部门对一些孝敬公婆的好媳妇进行表彰，报刊也将她们当作新闻人物进行宣传，然而榜样的力量毕竟有限，在不少家庭，婆媳之间仍然不能和睦相处，有些婆媳之间的关系甚至十分紧张。 旧时的许多婆母对待媳妇缺少的是爱心，现在的许多媳妇对待婆母缺少的是尊重，而缺少爱心与尊重的根源则是相互都把对方当作“外人”，甚至认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如此一来，就难免戴着有色眼镜看对方，对对方的言行举止或任意联想，胡乱猜疑，或吹毛求疵，横加挑剔；轻则看对方不顺眼，重则视对方如仇敌。如果婆母能够爱媳妇如爱自己的女儿，媳妇能够敬婆母如敬自己的母亲，相互之间多一些宽容和关爱，那么婆媳之间便不会心存隔膜，更谈不上有什么恩怨可言。然而，婆与媳能做到这一点何其难哉！ 说男人之不可养 一位被男人深深欺骗过的女人感叹曰：“我现在明白一个道理，养鱼养花养猫养狗，养什么都行，就是不可养人。”
问其何故，她解释说：“养人是要产生感情的，而一旦那人要是变了心，这感情就会受到伤害。”我懂得她的意思，她所说的养人，当然是养男人。而这“养”的概念，也仅限于女人以自己的经济能力，养活一个自己喜爱但在经济上不能独立的男人，并非包养情人之养。这位女士所说的男人不可养的原因，显然是表面上的。但她的话仍引发了我对“男人是否可养”这一问题的诸多感想。 自古以来，男人养活女人，一直被国人视为天经地义。在古代，女人一般不抛头露面从事某种职业，挣钱养家，对男人来说，可谓责无旁贷。即使在女性走出家门，就职于各行各业的今天，仍有许多经济上不能自立的女人要靠丈夫养活。而大凡有一点能力的男人，均能以挣钱养家为己任。反过来说，女人靠男人养着，也不是白吃白喝，啥都不干。那些职业女性暂且不论，就在家做“全职太太”的女人而言，她们要操家理财、烧洗煮涮，伺候丈夫，照顾孩子……仅仅屋顶下的那些活儿，就够她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