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南非生活参加孟买集会

我去孟买出席公众大会前的那段时间里，我姐夫逝世了。我实在抽不出时间好好准备我在大会上的演讲。经过几天几夜紧张的忙碌劳累，再加上心理的不安和焦虑，我实在是筋疲力尽了，嗓子也变哑了。因此我觉得我到孟买去参加大会会有什么结果，完全就听凭神灵的安排了。而且我压根就没想到要把自己的讲稿写出来。 按照费罗泽夏爵士的指示，大会前一天的下午５时，我亲自赶到他的事务所。“你的讲稿准备好了吗，甘地？”他问道。 “还没有呢，先生，”我有点紧张，说道，“我想即兴发言。” “这种做法在孟买不行。如果我们想要在这次大会上有所收获的话，你就应当把讲稿写出来，而且必须在明天天亮以前印好，我希望你能赶出来。没问题吧？” 我觉得有些困难，但是我对他说尽量赶出来。“那么，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让孟希先生到你那里拿稿子？” “晚上１１点钟。”我说道。 第二天我去参加大会的时候，我才明白费罗泽夏爵士对我说的话有一定的道理。这次大会是在柯华斯吉·捷汗吉尔爵士研究所的大厅里举行的。

我曾听说过，在任何集会上，只要是有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出席并讲话，出席大会的人总是特别多，大多数是爱听他讲话的学生，大厅总是挤得满满的。我是第一次出席这么大规模的集会。我知道能听清楚我讲话的人很少。当我开始念讲稿的时候，我的声音在颤抖。费罗泽夏爵士不时地在旁边为我打气，叫我大声念下去。但当时他对我的鼓励给我带来的实际效果是，不但没有使我增加勇气，反而使我的声音越发低弱。我的老朋友柯沙福劳·德希潘特先生出来帮助我，我把讲稿交给他。他的声音还比较洪亮，但是听众不乐意听他讲话，大家开始高喊：“瓦恰！”“瓦恰！”瓦恰先生便站起来接过讲稿开始念，效果很好。听众完全安静下来了，必要的时候还为他的讲话喝彩，瓦恰先生一直将讲稿念完了。这时候我才大大舒了一口气。 费罗泽夏爵士后来表示他非常欣赏我这次的讲稿。我为此感到非常荣幸。通过这次集会，我赢得了德希潘特和一位波希朋友的积极同情和帮助；这位朋友的名字我暂且还不便提起，因为他现在是一个高级政府官员。他们两人都表示非常愿意和我一起去南非工作。但是当时担任小案子法庭法官的西·姆·寇希之先生，劝阻了这位波希朋友。因为这位波希友人当时正打算要结婚。

他必须在结婚和去南非两者之间选择其一，而他终于选择了前者。德希潘特并不打算结婚，但是他也没有跟我一起去。为了这个原因，他到现在还觉得十分愧疚，于是做了许多义务工作来弥补当年的过失。我在返回南非途中，在赞稷巴遇到了一位铁布吉家族的人，名叫阿巴斯·铁布吉先生，他也答应来帮助我，但是实际上却一直没有来。现在他也在因为那次失信而设法弥补。总之，我劝说别的律师跟我一起去南非所作的几次努力，都没有结果。 在这里，我想说一说贝斯敦吉·巴德夏先生。自从我留学英国以来，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未曾间断。我是在伦敦的一家素食馆里第一次见到他的。我还听说过他的兄弟巴若吉·巴德夏先生，他以“怪人”的称号闻名。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朋友们都说他脾气很古怪。他因为怜悯马匹而不坐马车；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却不愿意考取学位；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而且他虽然是个波希人，但一直食素。贝斯敦吉没有他兄弟的名气大，但是早在他求学伦敦的时候，就以博学著称。不过如果说我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素食主义而不是学识，论学识我是远远比不上他的。 我在孟买又见到了他。他那时是高等法院的书记长。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忙着编纂古遮拉特文高级字典。当时，我对与我交往的每一个朋友，都要劝说他们协助我在南非的工作。可是贝斯敦吉·巴德夏不但不愿意帮助我，反倒劝我不要回南非去了。 “我是不可能帮助你的，”他说，“而且说心里话，我都不赞成你到南非去。难道我们国内没有工作吗？你看看现在，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中有许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说，我要找出一些科学用字。但是这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工作罢了。你想想我们国家目前是多么的穷啊。虽然说我们在南非的人非常困难，这是不用说的，但是我不希望你这样的人为那种工作作牺牲。让我们先在这里争取自治吧，然后我们才有能力去帮助我们在南非的同胞。虽然我知道不能把你说服，但是我决不鼓励像你这样的人和你一块去牺牲。” 我虽然听不进这种劝告，但是我却因此对贝斯敦吉·巴德夏先生更加敬重了。他对自己国家以及对本国语言的热爱，使我深受感动。这次谈话拉近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我对他的观点表示理解和感激，但是我决不能放弃我在南非的工作。恰恰相反，我更加坚定了去南非的信心。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不能看轻能为祖国服务的任何工作。

我认为，《纪达经》中的几句话对我的成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一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当中： 尽己之责，虽败犹可； 为人尽责，虽成犹失。 尽责而终，非由于疾； 别谋他途，彷徨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