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

创造好人时获得的快乐一样多的。 先生们，这个故事必然会戏剧化地围绕着道林·格雷的道德堕落这个问题发展，否则这个故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故事情节也就没什么主题了。保持这种暧昧不明而又奇妙无穷的气氛就是杜撰出这个故事的艺术家创作的目的。我敢说，先生们，他已取得了成功。每个人都在道林·格雷身上发现了自己的罪恶。

而道林·格雷有什么罪恶倒没人知道了，因为他的罪恶是发现了他身上的罪恶的人强加给他的。 总之，先生们，我真是非常遗憾这样一篇毫无价值可言的文章竟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了。人们说《圣·詹姆斯报》的编辑应雇用加利班加利班，莎士比亚《暴风雨》一剧中的恶精灵。——译者作为他的资深批评家《圣·詹姆斯报》在6月24日发表了一篇庸俗下流的文章，名为“狗的幼年时期研究”，并随后开专栏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王尔德写了四封信为自己的小说辩护。他最后一封信(6月28日)的结尾几句话是：“总之，先生们，请你不要迫使我因为每天的攻击而不得不写这些信了，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件无聊的麻烦事。因为是你先攻击我的，所以我有权利结束这场无聊的游戏。就让现在这封信作结吧，我请求你让我的小说得到它应该得到的不朽声名吧。”——原注，我本认为这句话是玩笑，现在看倒可能是真的了。《苏格兰观察家》不应该准许瑟赛蒂兹瑟赛蒂兹，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一名最丑陋、最会骂人的希腊士兵，在特洛伊战争中因嘲笑阿基琉斯而被杀。——译者在评论中大做鬼脸，他不配谈一个如此杰出的作家。 奥斯卡·王尔德 1890年7月31日(?)泰特街16号

美之陨落致《苏格兰观察家》编辑

自从王尔德寄出给《苏格兰观察家》的最后一封信后，该报又就同一个问题刊发了一封署名为查理·威伯莱的信，信中提到了莫泊桑、陀斯妥耶夫斯基、福楼拜、都德和马洛。威伯莱的另一封信则署名为“瑟赛蒂兹”。王尔德的这封信以“艺术与道德”为题于8月2日发表。——原注 先生们，你们的报纸上刚刚发表了一封论艺术与道德的关系的信——这封信在我看来可以说有许多方面是可敬的，特别是它一再坚持认为艺术家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主题——查理·威伯莱先生暗示说：当我发现《道林·格雷》的道德意义竟受到英美最重要的基督教报纸如此关注时，我一定会非常伤心，因为它们一度曾把我当做道德改革家而欢呼备至。 先生们，在这一点上，请允许我不仅再一次向查理·威伯莱先生本人，而且也向你们那些无疑已心急火燎的读者保证，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历来把这种批评看成是对我小说的非常有益的补充。因为如果一部艺术作品内容是丰富的、有生命力的、完整的，那这自然会引起不同的评价。有美感和艺术感觉的人会在其中发现美，而那些更关注道德而非美的人自然只看到其中包含的道德教训意义。它会让懦夫充满恐惧，让灵魂不洁之徒在其中看到自己的罪恶。每个人都会从中看见自己。

艺术真正反映的不是生活，而是观众。 因此，就《道林·格雷》来说，真正的文学批评家，就像出现在《演说家》等上面的那些批评家那样，会把这部小说看做是“严肃而迷人”的艺术作品；而那些只关注艺术与行为的关系的批评家，像《基督领袖》和《基督徒世界》中的批评家，就会视之为道德寓言。《光明》据说是英国神秘主义者的喉舌，它则视之为“有很高的精神价值的作品”。《圣·詹姆斯报》显然想成为好色之徒的喉舌，所以它就从中看到或假装看到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情。你们的查理·威伯莱先生温和地说他在其中发现了“许多道德意义”。很自然，他接着就会说这部小说根本无艺术性可言。但我承认，若希望每一个批评家都能从各个角度看一部艺术作品也是不公平的。即使戈蒂耶也有自己的局限，狄德罗也不例外。在当前的英格兰，歌德是轻易见不到的。我只能向查理·威伯莱先生保证：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他那种把道德极端化的手段是没有用的，艺术家不会因之而悲哀不已。 你温顺的仆人 奥斯卡·王尔德 1890年8月13日泰特街16号

美之陨落致《苏格兰观察家》编辑

自王尔德给《苏格兰观察家》寄去那一封宣布终止争论的信后，《苏格兰观察家》又发表了不少署名信，其中包括威伯莱的两封；T.E.布朗(一所诗歌学校的校长)的一封，信中多次引用左拉的话作例证；T.马克莱恩·库班的一封；布莱克·鲍恩(1867—1907，天主教音乐批评家)一封；威廉·阿契(戏剧批评家)一封。王尔德这封信发表在8月16日。显然这是王尔德给《苏格兰观察家》的最后一封信，但《苏格兰观察家》的书信讨论后来又延续了两周。——原注 先生，我恐怕不会与威伯莱先生就艺术问题在任何报纸上展开争论，这一方面是因为写信对我来说总是一种痛苦的事，另一方面也因为我很遗憾地发现自己不知道威伯莱先生有什么资格来谈论这么重要的问题。我之所以注意到他的信，无论如何不是出于有意，而是因为他对我个人的评价是非常不准确的。他暗示说，一旦我发现以他为代表的某类公众和某些宗教杂志的批评家们坚持要在我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中找出“许多道德含义”时，我一定非常伤心。

看了他的信，我自然希望能让你们的读者在这个一定会让历史学家很感兴趣的问题上形成正确的看法，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在贵刊上表明我的态度，即我把所有这种批评都视做能增加我小说的伦理意义上的美的有益补充，对此我是心怀感激的。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从来都认为，要求一个平庸的批评家从各个角度评价一部艺术作品并不公平。我至今仍坚持这种观点。如果一个人能看到某种事物的艺术美，他就可能不注意它的道德含义。如果他的性情更易于受道德的影响而非美的影响，那他就不会关心什么风格啦、论述啦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歌德才能充分全面、完善地看一部艺术作品。我完全同意威伯莱先生的这样一句话，即他说他很遗憾歌德没有机会读到《道林·格雷的画像》。我敢肯定，这句话一定是他的得意之作。我只是希望某些幽灵一般的出版家现在能为极乐世界蒙上一层阴影；希望在戈蒂耶书的封面上也点缀着金色的常春花。 先生，你或许要问我为什么想让自己小说的道德含义受到人们的注意，我的回答很简单，即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包法利夫人》的主要价值并不是其中包含的道德教训，《萨朗波》的主要价值也不是其在考古学上的意义。

但福楼拜却完全正确地揭示了那些称这个不道德又称那个不准确的人实际上是真正无知的人。他不仅正确地运用了这个词的本意，而且从这个词的艺术含义的角度讲，他运用得也是正确的。这才是最重要的。批评家必须去教育大众，而艺术家必须去教育批评家。 请允许我再作一次纠正，先生，从此我就再不管什么威伯莱先生了。他在信的末尾说我始终公开表示欣赏自己的作品。我毫不怀疑他说这种话的目的是赞美我，但他确实过高估计了我的能力以及我的工作热情。我必须坦言相告，从本性和选择能力方面来讲，我是非常懒惰的。在我看来，优雅的空虚才是男人合适的工作。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报纸讨论，已经有216篇关于《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批评文章被我从书桌上扫到废纸篓里去了。引起我注意的公开批评文章只有三篇：一篇出现在《苏格兰观察家》上，我之所以对之青眼相加，是因为它谈到了作家创作的意图，而它的说法又是应该纠正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在《圣·詹姆斯报》上，这篇文章态度粗鲁，又写得暧昧不明，在我看是应该立刻受到严厉谴责的，其语气对所有的作家来说都是一种侮辱；第三篇文章对我的攻击相对温和一点，它发表在一份名叫《历史日报》的报纸上。

我认为自己给《历史日报》写文章纯粹是由于固执。实际上我也相信就是这样。我已忘了他们说过什么了。《历史日报》上的这篇文章不但攻击了王尔德的小说，而且讽刺了发表这部小说的杂志。它抨击《道林·格雷的画像》是毒草，充满精神和道德的腐烂气息。——原注但我相信他们是说《道林·格雷》是有害读物。我想，我应该好心提醒他们，不管我的作品如何，它无论如何是完美的，仅此而已。至于其他那213篇批评文章，我根本就没在意。实际上我连其中的一半都没读过。这真堪悲哀，但人甚至连赞美都会厌烦，更何况是批评呢!对《道林·格雷的画像》的赞美文章出现得较晚，代表者为佩特和叶芝。——原注 至于布朗先生的信，我感兴趣的只是它以实例解释了我对两种明显不同类的批评家的看法是对的。布朗先生坦率地说，他认为道德是我的小说的“重点”。布朗先生的意图很好，也算说对了一半，但当他从艺术角度继续谈论这部小说时，他当然是遗憾地偏离了小说的主旨。把《道林·格雷》归入左拉的《大地》一类显然是与把缪塞的《佛图尼奥》与阿达菲的情节剧相提并论一样愚蠢。布朗先生应该满足于道德欣赏。在这方面他是坚定不移的。

库班的信一开头就充满恶意地称我的信是“厚颜无耻的谬论”。“厚颜无耻”这个词是毫无意义的，而“谬论”这个词则是用错了地方。恐怕常给报纸写文章会使人的文风堕落。一旦谁踏入了报纸这个奇怪的并总是最嘈杂的竞技场，他就会变得暴躁、爱骂人，并会丧失一切平衡感。“厚颜无耻的谬论”既不显得暴躁也不算是骂人的话，但它不应用于对我的信的评价方面。然而，他后来也算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将功补过了，因为他把这几个词也用到自己身上了，并且还指出，就像我上面所说的，艺术家始终是从风格的美及叙述的美的角度看待艺术作品的，那些没有美感或美感受制于道德顾虑的人，关注的只是诗歌或小说或绘画的主题，并总是将道德意义视为检验作品优劣的标准和试金石，他们看到的就是这些。而报纸上的批评家则有时采取这种标准，有时又采取那种标准，这要视他们是有教养的人还是没教养的人而定。其实，库班先生是把“厚颜无耻的谬论”这种说法转换成了一种陈词滥调，我敢说这样做是有好处的。英国民众喜欢冗长乏味的风格，喜欢有人采取这种沉闷的方式向他们说明一件事情。我毫不怀疑库班先生现在已经后悔自己初次露面就用了那种不幸的表达方式，对此我不想多说了。

就我来说，他是很值得原谅的。 最后，在与《苏格兰观察家》作别的最后时刻，我觉得有必要向你坦诚进一言。我的一位伟人朋友——他是一位魅力四射的杰出作家根据斯图亚特·马松收集的有关《道林·格雷》的重要评论和通信辑成的《艺术与道德》一书来看，这个人是罗伯特·洛士。——原注，你本人也并非不认识他——曾对我说，实际上只有两个人在参与这场可怕的争论，一个是《苏格兰观察家》的编辑，一个是《道林·格雷》的作者。在今天的晚餐桌上，我的朋友一边品尝着美妙的意大利红勤地酒，一边坚持说你们尽管花样百出，一会儿用假名，一会儿用一些神秘的名字，但实际上只不过戏剧化地充当了我们社会上那些半文盲阶层的代言人。署名“H”的那些信就是你自己耍的小花招，而那些署名非利士(philistint的意思为“平庸之辈”)的尖酸刻薄的讽刺文章，实际上也确是名副其实的。我承认自己读到“H”的第一封信时确实是这样想的——在那封信里，他提出检验艺术的标准应是艺术家的政治观点，如果有人在“什么是治理爱尔兰的最差方式”这个问题上与艺术家意见不和，那他就会辱骂艺术家的作品。然而，平庸之辈间也有很大的区别，可以说是分成无限种类的。

苏格兰人历来以严肃著称，所以我说过他们不适合做苏格兰报纸的编辑。现在我觉得自己恐怕想错了，你一直在自得其乐地发明一些小傀儡并教会他们如何吹牛皮。好了，可敬的先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的朋友对这一点深信不疑——那就请允许我最诚挚地祝贺你炮制出了什么缺乏文学风格的漂亮话，而文学风格据说又是塑造人物、塑造具有戏剧性的活生生的人物的关键。但我无法容忍蓄意的陷害，既然你一直在暗暗嘲笑我，那现在就让我公开与你一起大笑。虽然我并不因此而感到轻松一些。秘密一旦公开，喜剧也就闭幕了。拉上你的幕布，把你们的傀儡演员送回床上去吧。我喜爱堂·吉诃德，但再不想与活动木偶开战了，不管牵动他们的主人的手多么灵巧，我都不会再上当了。在《堂·吉诃德》第二部第26章，堂·吉诃德在一家酒店看木偶戏，剧中情节让他大为生气，于是拔出剑阻止演出，并把木偶砍成碎片。——原注让他们去吧，先生，让他们回到橱架上去吧。橱架才是他们应待的地方。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你还可以重新给他们换上标签，再把他们拿出来供我们娱乐。他们是一群优秀的家伙，表演得很精彩，堪称技巧不凡。尽管他们的表演有点虚假，但我也不是反对艺术虚构的人。这个玩笑确实开得很好。

我惟一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给你的木偶起那种不合时宜而又引人注目的名字。等着你的回音，先生。 你温顺的仆人 奥斯卡·王尔德 1891年2月2日 伦敦

美之陨落致《每日电讯报》编辑

这封信以《服装的流行式样》为题发表在1891年2月3日的《每日电讯报》上。在给爱德华·洛森的一封说明信中，王尔德写道：“我不想署名，虽然恐怕谁都会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一个人的行文风格本就是他的签名。”洛森是《每日电讯报》的主要老板，负责报纸的具体编辑工作。——原注 先生，关于贵报今天刊登的那篇谈男人下季服装款式的有趣文章，我想请你允许我指出这样一点，即温得汉姆先生在《伦敦保险》一剧中所穿的服装可以看做是一个新起点的基础，但其式样目前不会流行，人们关注的是它给现代晚礼服的色调带来的变化。狄俄·布西考特的喜剧《伦敦保险》(首演是在1841年)1890年11月27日在“标准剧院”重演，查理·温得汉姆和阿瑟·布希尔在剧中扮演主角。——原注我们提到的这种服装是属于1840年或1841年的，它的魅力在于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趣味、爱好、想像选择衣服的颜色。这种选择衣服颜色的自由是我们保持服饰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必要条件。

现在人们穿的黑礼服虽然在晚会上还很有价值，即可以以此将男女区别开来，就像设计师设计这种礼服时的初衷一样，但这种礼服本身毕竟是单调的、乏味的、灰暗阴郁的，只会让俱乐部生活和男人的晚餐变得单调无味。那种能使衣服加点亮色的小小的个性化色彩当今只能靠装饰在衣服上的花的颜色和式样来实现了。这真是很大的遗憾。衣服的颜色应该完全由穿衣者根据自己的趣味来选择，这将会使人愉快，并让我们的现代生活充满五颜六色的光彩。 温得汉姆的那件非常优雅而精美的服装还有另一个重要特点即钮扣的装饰性价值受到了重视。目前我们穿的外套上至少有12枚毫无用途的纽扣，并且总是黑色的，总是与衣服的颜色完全一样，就这样，我们阻止了它们发出任何美丽的光芒。现在我们谁都承认，当某种东西毫无用途可言时，我们就应该让它变得漂亮些，否则它就毫无理由存在。钮扣应该或者是镀金的，就像温得汉姆衣服上的钮扣那样，或者是人造宝石的，或珐琅的，或镶嵌金属的，或其他任何可以进行艺术加工的东西。各种侍从们的制服之所以显得潇洒，几乎完全是归因于他们衣服上的钮扣。

这种可供考虑的改变并非突然的，或激烈的或具有革命性的，它们也并不打算引起胆怯者的恐惧，或惹怒那些反应迟钝的人，或让老实的平庸之辈勃然大怒。因为1840年的服装在式样和设计方面与我们今天的服装完全一样，当然领子比现在的紧点，袖口都是翻边，因为领子和袖口本就该这样。当时的裤子也比目前的款式紧一点，但衣服的基本裁剪方式是一样的。与我们今天一样，当时的一套衣服也包括一件燕尾服，一件外穿背心，一条裤子。 还有两点也需注意。第一点，衬衣上用褶边可以避免用硬挺的亚麻布做成的衣服因布面又平又光而产生的乏味感觉——实际上是使衣服显得更可爱了。现代英国人晚上穿的衬衣太单调了。在法国——或可以说是在巴黎——那儿的衣服比我们的迷人多了。第二点是温得汉姆和阿瑟·布希尔先生公开露面时所穿的斗篷的美。它们是黑色的，斗篷一般总是黑色的，并且多折褶，很别致。它们鲜艳的衬边总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奇异而轻松。斗篷的披肩让人觉得温暖，代表了某种尊严，使斗篷的衬边显得更丰富、更完美。斗篷真是件可敬的东西。无论是穿上它还是扔掉它都很容易。斗篷也是一件取暖器，寒风呼啸时你可把它紧紧地裹在身上。

下季的外套也会采用一种高雅的色调，这也有很大的心理学价值。它将着重突出男人性格中严肃而深思熟虑的一面，人们可以从某个人选择的色彩发现他的生活观。外套的颜色会是象征性的，它将成为现代艺术中奇妙的象征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背心是可以让人充分发挥想像力的部位。从一个人穿的背心可以推断他是否喜欢诗歌。这确是很有价值的。衬衫的前胸也可让人浮想联翩。人们只需一瞥就能判断出某个人是否乏味。我们并不难理解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在巴黎，杜克·德·莫奈奥古斯都·查理—路易，杜克·德·莫奈(1859—1920)是法国运动员和花花公子，是著名的私生子、拿破仑三世的异母兄弟杜克先生的儿子。——原注已经改变了外套的颜色。但英国人不喜欢个性化。除非众议院通过一项严肃的决议以推崇人们这样做。但真有一些能对严肃的事情感兴趣的立法者吗?他们不会全都关注于农村法庭征收农产品什一税的事情吧。我真诚地希望会有人提出与此有关的某种提议，希望第一财政大臣有一天会命令讨论某个真正具有全国性意义的问题。一旦这项提议获至通过，那么侍从们当然也就会被要求穿他们的主人现在穿的衣服。作为一种小小的补偿，他们的工资应该有所增加，最好是加倍。

至于这种迷人服装的道德价值的影响，我想最好还是“吾不言”吧。事实上，当温得汉姆和阿瑟·布希尔先生穿着这样的服装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他们的举止却很糟糕。至少阿瑟·布希尔先生是如此，而温得汉姆先生的行为在我看来怎么都像是在为某种道德标准辩护。但是，如果一个人要举止不端的话，那最好穿着与此举止相称的服装，而不应穿不相称的服装。公平地说，在这出剧的结尾，温得汉姆先生的演讲还是蛮有尊严感，还是谦恭有礼的，而有这种举止正是因为穿了这种可爱的服装。 你温顺的仆人 奥斯卡·王尔德 1891年4月泰特街16号

美之陨落致R.克勒

人名不详。《道林·格雷的画像》前言中的最后一句格言是：“一切艺术都是非常无用的。”——原注 亲爱的先生，艺术本身是无目的的，因为她的目的只是为了营造一种情绪。她根本不想去指导或影响行动。她是极其无用的，她的愉悦价值就在其无用。如果对艺术作品的沉思一定要伴随某种行动，那么或者是这种艺术作品是二流水平的，或者是欣赏者没能认识到她的完整的艺术内涵。 艺术作品之无用就如花儿无用一样。花的开放是为自己的快乐。我们只是在观赏她的那一刻获得一种愉悦。我们与花的关系仅此而已。当然，花可以卖，这样花好像就有了实用性，但这与花本身无关，也不是花内在本质的一部分。这种事是偶然的，是对花的滥用、误用。所有这种话题恐怕都是很难说得清楚的，但这确是一个长话题。 你真诚的 奥斯卡·王尔德 1891年2月中旬阿贝马拉旅馆

美之陨落致乔治·亚历山大

《温德米尔夫的扇子》1892年2月20日在圣·詹姆斯大剧院首演，亚历山大扮演剧中的温德米尔勋爵，玛丽·泰勒扮演埃琳娜夫人，李丽·汉伯瑞扮演温德米尔夫人。这出戏在大剧院一直演到7月29日，随后在全国巡回演出，直到10月31日才返回圣·詹姆斯大剧院。这封信显然是在排练期间写的。——原注 关于埃琳娜夫人在第二幕结束时说的话，你必须记住的是：直到星期三晚上埃琳娜夫人才冲下舞台，留下奥古斯都勋爵一个人在舞台上大惑不解。剧中的舞台说明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实际演出时演员的动作是什么时候改变的，但若改变应该立即让我知道啊!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真是大吃一惊。我根本不是反对这样做，只是这样做就会有一种不同的效果，仅此而已。这并不会改变全剧的心理因素……在星期三，有人指责我没为一个事先没跟我商量过的、我也根本没意识到的场景写台词，这种指责当然是毫无道理的。至于昨天写的新台词，我个人认为是完全可以的。这封信从开头到“完全可以的”摘自A.E.W.马松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