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烈地感到，现在仍然觉得，并且忍不住还要旧话重提的是：这笔费用本应由你的家庭支付的，因为你已亲口承诺了这个责任，说你的家庭会这样做的。

也就是因为你说了那句话，律师才接了这个案子。你是绝对应承担责任的，即使不考虑你是代表全家作出承诺的，你也应该感到，由于我的毁灭是你带来的，你至少应该能使我从破产这种额外的耻辱中节省出一点点绝对少得可怜的钱吧!这点钱还没有我们在格林时我在夏天的短短3个月内为你花的钱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完全承认，我确实通过律师的助手得到了你谈这个问题的消息——或者说至少与这个问题有关。那天，他来接受我的证词和陈述，他从桌上探出身子——狱警也在场——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条，扫一眼后低声告诉我：“弗拉尔·德·里斯王子向你致意!”我盯着他，茫然不解。他又重复了一遍，我仍弄不懂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位绅士现在在国外。”他又神秘地补充了一句。我立刻全明白了。我记得，在我整个监狱生活中，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大笑起来，笑声里包含着我对整个世界的全部嘲弄。“弗拉尔·德·里斯!”我明白了——后来发生的事也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已经发生的事情并没有能使你有一点点醒悟!在你自己的眼里，你仍是一出平庸喜剧中的一位体面的王子，而不是悲剧表演中的悲伤角色。

已经发生的一切只是给一颗又小又扁的脑袋上罩上一层光彩的帽子上的一根羽毛，一朵装饰你那包藏着一颗恨心的紧身上衣的粉红色的花!你那颗心只有吮吸了恨的乳汁才能温热起来，而爱只会在其中找到阴冷。啊，弗拉尔·德·里斯王子!毫无疑问，你用假名与我联系是非常正确的。我自己当时根本没有名字，在我被监禁的那所伟大的监狱里，我只是长长的走廊里一间小小的牢房上的一个数字和字母，一千个无生命的数字中的一个，也是一千个无生命的生命中的一个。但你肯定在真实的历史上一定会有许多真名字会非常适合你，而我可以立刻就毫不费力地辨别出那个假名字就是你吗?我不会在只适用于那种寻欢作乐的化装舞会的华美面具后面寻找你。啊!如果你的灵魂曾经——即使只为它自己的完美，也应该——因悲哀而伤痛，因悔恨而垂首，因不幸而谦卑，那你就不应选择这种假面具并在它的阴影的遮护下寻找进入“伤心之国”的途径!生活中伟大的东西是它们好像是什么，也因此——尽管对你来说这听起来很奇怪——常常难以对它们进行解释。但生活中渺小的事情是象征，我们最容易通过它们得到悲伤的教训。你表面上随随便便找个假名字就是、也将一直是象征的，它使你原形毕露。

6星期后，我得到了你的第三个消息。我曾因重病住在华德医院，一天有人把我叫出去，监狱长向我通报了你送来的一个特殊消息。他大声读出你寄给他的信，信中说，你打算在《法兰西信使报》(你还奇怪地补充说，它是与我们英国的《双周评论》齐名的杂志)发表一篇文章：“论奥斯卡·王尔德先生的案件”，急于想让我允许你发表我给你写的信的摘要或选段。你要发表的是什么信呢?是我从好莱威监狱写给你的那些信!那种本应成为你在世界上最神圣、最秘密的东西的信!而你为了满足那些轻佻的浪子的好奇心，为了让贪婪的专栏作家去记述，让拉丁区的名人们去借此大做文章，竟要发表这种信!如果你自己内心没有什么东西来抵制对我的这种如此低俗的亵渎，你至少可以记得我写过的一首十四行诗，这首诗是我在伦敦看到济慈的情书被公开拍卖时带着悲哀和嘲弄写下的。你最终会理解其中这几句诗的真正含义的： 我想 那些把诗人心灵的水晶面打碎的人 不爱艺术（这是王尔德的十四行诗“济慈情书的公开拍卖”前8行的结束诗句。

——原注） 你的文章想说明什么?说我曾过于喜爱你了?连巴黎的流浪汉都很清楚这个事实，他们都读报纸，大多数还为报纸写稿；说我是一个天才?法国人比你还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以及我作为天才的特殊性；说天才常伴有一种奇怪的激情和欲望的罪恶，真是妙极了!但这种题目应该由龙勃罗梭（龙勃罗梭(1836—1909)，意大利犯罪学家，精神病学家，刑事人类学派的创始人，重视研究犯罪人的病理解剖，用人类学的测定法研究精神病犯罪人和其他犯罪人。——译者）去做，而不是由你来做。除此之外，我们正在谈论的病态现象在那些不是天才的人身上也存在；说在你与你父亲之间因恨引发的战争中，我对你们每个人来说都同时既是盾牌又是武器?说在你们之间的战争结束时、在你父亲对我的生活进行的可怕追逐中，如果不是你结的网已经缠绕住我的双脚，他是不会如愿以偿的，对极了，但据我所知，亨利·布耶已经把这件事做得非常好了（1895年6月3日，亨利·布耶在《巴黎回声》上发表了一篇有力的文章，攻击对王尔德判决的残暴、惩罚同性恋者的愚蠢和英国的虚伪。——原注）。

除此之外，如果你的目的只是想印证他的观点，你也没必要发表我的信：至少不能发表我在好莱威监狱给你写的信。 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你会说，我在好莱威给你写的一封信中不是曾亲自请求你尽可能努力使这个世界上的一小部分人能公正地对待我吗?当然，我那样说过，但在这种时候，你要记住我为什么到了这儿，我是怎么到这儿的。你以为我之所以在这儿是因为我与出庭作证的证人的关系吗?我与那种人的关系，不管是真的还是想像出来的，都不能引起政府或社会的兴趣，人们对他们一无所知，也不太关心。我之所以在这儿是因为我过去试图把你父亲送到这儿。当然，我的努力失败了，我自己的律师放弃了辩护，你父亲把罪责完全推到我身上，结果把我送进了监狱，现在仍呆在这儿。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人蔑视我鄙视我，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不得不一天天、一小时、一分钟地度过我那可怕的监狱生活。你是惟一一个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受到讽刺的危险或责备的人，而你本可以改变整个事件的色彩，给整个事件以一种不同的解释，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向人们表明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我当然不会期待、实际上也不会希望你去说明你在牛津陷入困境时是以怎样的方式、为了什么目的——如果你有目的的话——在3年内实际上几乎没有离开过我；这里我也不必精确地一一罗列我是如何一次次试图中止我们之间那种对我这样一个艺术家、一个有地位的人、即使只对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也具有毁灭性的友谊的；我也不希望你去描述你过去常常制造的一次次单调、反复的争吵；我也不会去复制你给我写的那一封封奇怪地把浪漫激情与金钱混杂在一起的电报；我也不会再从你的信里挑出那些很令人厌恶的或无情的段落了，尽管我曾被迫这样做过。然而，我以为，如果你能稍微抗议一下你父亲对我们友谊的描述，不论对你还是对我都是有好处的，因为他的描述既奇怪又恶毒，对你我的看法都同样是荒谬不堪的，其中对我的描述还是侮辱性的，而对你的描述则是荒谬的。可怕的是，那种描述现在实际上已载入严肃的历史：它会被人引用、被人相信、被人转述，牧师会拿它作教材，道德家会拿它作为他空洞说教的主题，我这样一个为各种年龄的人所喜爱的人不得不接受猿猴和小丑对我的判决。在这封信中我曾说过——我承认自己是带着怨恨说的——令人感到可笑的是，你父亲将会成为“星期日学校”

的宣传小册子中的英雄，你的地位将会等同于童年的撒母耳，而我的位置则会在吉莱斯·德·雷和撒旦之间，我敢说这对我来说已是最好的了，我不想抱怨。在一个人在监狱中学会的许多教训中，有一个就是：事情就是它们现在这个样子，并且将成为它们将会有的样子。我只怀疑中世纪的麻风病人和《贾斯廷娜》的作者会被证明是比“山德弗和莫顿”（山德弗和莫顿为《山德弗和莫顿的历史》中的主人公，是18世纪的托马斯·德为儿童创作的一部非常流行的书。——原注）还好的同伴。 但当我给你写信时，我感到，为了我们两人的缘故，我不把你父亲通过他的律师提出的陈述作为平庸世界的教诲来接受是件好事、一件合适的事、一件正确的事，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求你想清楚并写出某种更接近事实真相的东西的原因，这至少比你给法国报纸涂画一些关于你父母的家庭生活的文章要好。法国人会关心你父母是否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吗?没有人会想出比这更令他们感到乏味的题目了。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我这样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一个通过学校和以自己为化身的运动来对法国思想方向施加了明显的影响的人，怎么会采取那样一种导致自己毁灭的行动。

如果你准备在自己的文章中发表这些信——这些信恐怕多得数不清了——那就请你发表那些我提到是你毁灭了我的生活、说到你容许那种既伤害你也伤害我的疯狂、愤怒的情绪支配着你的信，以及谈到我希望而且决心要终止我们之间那种从各个方面看对我都是毁灭性的友谊的信。尽管我不会允许你发表这样的信，但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当你父亲的律师想让我陷入困境而在法庭上突然出示了我在1893年3月写给你的信时，我真正感到悲伤的是，我与你的友谊的那一面会被附带着置于众目睽睽之下。我在那封信中说，我与其一再忍受你引发的、似乎可以使你获得某种可怕的快乐的争吵，我还不如欣然同意“被伦敦的每一个房主敲诈”。但你明白得那么晚、那么缺乏敏感，在理解珍贵的、优雅的、美丽的东西时是那么迟钝，以至于竟然要发表那些我试图在其中表达并借以保存我们爱的灵魂和精神的信，而在漫长的肉体的耻辱中，惟有爱仍可驻留于我的肉体内——对我来说，这就是而且仍然是我最痛苦的、最强烈失望的根源。至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恐怕我自己知道得相当清楚。如果说恨使你盲目，那么虚荣心就会像铁丝一样把你的眼睑缝合在一起。

那种“靠爱，而且只靠爱，我们就能按照理想的方式理解处于现实关系中的其他人”的才能，已被你狭隘的自我主义磨钝了，并且因为你长期不用已使之变得毫无用途。我在狱中的想像力与在狱外时一样丰富。虚荣心已经封闭了你心灵的窗户，看守的名字叫“恨”。

狱中记我只有悲哀的季节（1）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去年的11月初。生活的激流在你和这个如此遥远的日期之间流动，你无力看到——即使确实想看到——这条如此宽广的河流的对岸，但对我来说，这样的事似乎从未发生过。我不说昨天，只说今天。痛苦是一段漫长的时间，我们是无法用季节把它分开的，我们只能记录它的各种状态，以及这些状态什么时间出现。时间本身并不是与我们一起前进的，它是旋转的，环绕着一个痛苦的中心。生活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静止，其中的每一件事都受一种不变的模式操纵，因此我们都是根据严酷的程式、法则来吃、喝、走路、睡觉、祈祷或跪下祈祷：这种静止性使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中的每一个最可怕的细节都和过去的一模一样，而且似乎也把它自己传送到那些以不停的运动为存在本质的永恒的力量之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播种或收获，不知道俯身在谷物上的人或穿梭在葡萄架间的采葡萄者，也不知道被吹落的花瓣装点成白色的或散落着熟透的果实的果园里的绿草。对我们监狱中的人来说，只存在一个季节，那就是悲哀的季节。月亮和太阳似乎远离我们而去。在监狱外面，白天可能是蔚蓝的、金灿灿的，但从犯人头上方那个小小的、用厚厚的玻璃遮挡着的铁栅栏窗透过来的阳光却是灰暗的、吝啬的。

囚房里始终是黄昏，就像人心里一直是午夜一样。在思想领域里，与在时间领域里一样，一切都是静止的，你自己很久以前已经忘掉的、或可以很容易忘掉的东西，现在正降临到我头上，而且明天会再一次降临到我头上。记住这一点，你就稍微可以理解我为什么现在给你写信，以及我为什么用这种方式给你写信了。 一周后，我被转送到这里。3个月过去了，我的母亲也死了。没有人比你更能了解我是多么爱她、尊敬她。她的死对我来说是如此可怕，以致我这个语言的主人却无法用言词来表达我的痛苦和羞愧。即使在我发展成为艺术家的那些最美好的日子里，我也从未得到过适于承受这样一种可敬的重负，或适于伴着十分庄严的音乐慢慢走过我那无法表达的悲哀的华美庆典的言词。她和我父亲把一个不单在文学、艺术、考古学、科学上，而且在我们国家的发展历史上都是高贵的、受人尊敬的名字给了我，我却永久地玷污了这个名字，我已经把它弄成了一个下等人之间的低级的笑柄了，我已经把它拖到泥淖中去了，我把它给予了那些可能使其变得野蛮的野蛮人了，给了那些可能把它变成愚蠢的同义词的傻瓜了。我那时所受的痛苦，并且现在仍在忍受着的痛苦，不是能够用笔写下来或记在纸上的。

我的妻子那时对我又和善又温柔，否则我就会从一个冷漠、陌生的嘴里听到这个消息，她为了这件事特意带病从热那亚径直来到英格兰，亲口告诉我这样一个如此无法补救、无法补偿的损失。所有仍在爱着我的人也都对我表示了同情，就是那些本人不认识我的人，听到我的已经破碎的生活中又新添了这样一种悲哀，也给我写信表达他们的同情和安慰。只有你站得远远地，既不给我消息，也不给我写信。你这样的行为，最好用维吉尔在对但丁谈到那些在高贵的冲动和浅薄的目的中空度生命的人时说的话来解释：“我们不要说他们了，我们只是看看，然后继续前行。” 3个月过去了，挂在我监房门外边的、写着我的名字和罪名、记着我每日的行动和劳役的案件日程表告诉我已经是五月了。我的朋友们又来看我了，按惯例我向他们打听你的情况，他们告诉我你正住在那不勒斯的别墅里，正要出版一本诗集。在会面快结束时，他们偶尔提到你要出版的那些诗歌是要献给我的。这个消息似乎使我对生活产生了某种憎恶情绪，但我当时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走回牢房，心里带着对你的轻蔑和嘲弄。

你怎么可以不先经我同意就梦想着把一本诗集献给我呢?梦，我是在说梦吗?你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呢?你能回答说，在我伟大的、著名的日子里，我曾同意接受你把你早年的作品献给我吗?当然，我接受过你的敬献，就像接受那些刚刚开始走上艰难而美丽的文学艺术之路的年轻人对我的忠诚一样。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一切忠诚都是令人愉快的，当这种忠诚来自于年轻人时，它就更是双重甜美的。当老年人摘取月桂树叶时，它们就会枯萎，只有年轻人才有权利带上艺术家的花冠，这就是年轻人的真正特权，尽管只有年轻人懂得这一点。但囚禁、羞辱的日子与伟大、著名的日子不同。你不得不知道，所谓荣花、快乐和成功可能会有粗糙的果实和低劣的质地，但悲哀才是天地万物间最敏感的东西(能在整个思想界中振动而悲哀又能随之在可怕且微妙的跳动中振动的东西，这世上是没有的)。人眼看不到的、标示着力量方向的敏感的金箔，假如与悲哀相比，也是粗糙的。除了爱的手之外，无论什么手触到它，也是粗糙的。它都会是一个流血的伤口，即使是爱的手触到它，它也会流血，尽管人感觉不到痛苦。 你曾给旺兹沃思监狱的监狱长写信，请求让我准许你在《法兰西信使报》(“与英国的《双周评论》齐名”

)上发表我的信，那你为什么不给里丁监狱的监狱长写信，要求我准许你把诗献给我呢?不管你的这些诗选择了什么样的奇思怪想的描写方法。这是否因为：一方面我已禁止《法兰西信使报》发表我的信件，你当然完全清楚，这些信的合法版权过去是、现在仍是掌握在我手里的；另一方面，你以为可以利用你自己的聪明使我对你所做的事一无所知，等到我知道也太晚了，因而也无法干涉了?我是一个不体面、被摧毁的囚犯，这种纯粹的事实应该能使你明白：如果你想把我的名字写在你作品的扉页上，你要把我的允诺当做一种恩惠、一种荣誉、一种特权来接受，这才是人们接近那些处于悲哀和羞辱中的人的方式。 有悲哀的地方就是神圣的所在，总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这句话的含义。除非你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否则你就会对生活一无所知。罗比和像他那样本性的人能理解这句话。当我在两个警察的挟持下被从监狱带到破产法庭时，罗比在阴沉沉的长廊里等待，在众人面前，恭恭敬敬地对我脱帽致礼，这样一种可爱和单纯的举动使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安静下来。我手上戴着镣铐低着头从他身边走过去。人们因为比这还要微不足道的事都已经进了天国了。

就是用了这种精神、这种家的方式，圣者跪下来去洗贫穷人的脚，或弯身亲吻麻风病人的脸颊。我对他做过的这件事从没说过一句话，直到现在我仍不知道他是否意识到我曾注意到他的举动，这不是人们能用几句客套话在形式上表示感谢的事，我把它深藏在我心灵的宝库，我把它藏在那里作为一种秘密的、我想自己是永远不可能偿还的债务，我为此感到高兴。我只能用无尽的泪水的“没药”（热带树脂，可做香料、药材。——译者）和肉桂保持着它的芬香。当智慧对我已毫无用途，哲学也变得空洞乏味的时候，当那些试图安慰我的人所用的谚语和格言在我的嘴里成了尘土和灰烬的时候，只要我想起那个微小的、谦恭的、娴静的爱的举止，我就会感觉到它为我打开了一切怜悯的泉源，使沙漠像玫瑰一样开花，把我从孤独流放的痛苦中解放出来，使我与这个世界上受到伤害的、破碎的、伟大的心灵相和谐。当你能够理解罗比的行为为什么不仅如此美丽，而且还对我具有这么多的含义，并且会一直这样的时候，或许你才会理解你应该以什么方式并且用什么精神来接近我，使我允许你把你的诗献给我。

老实说，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接受你的敬献，虽然在其他情况下我可能会乐于被人请求这么做，但就因为你的缘故，我也会拒绝这种要求，不管我对你有什么感情。一个年轻人在他如花的青春时期献给这个世界的第一本诗集，应该像马格达雷那草地上白色的荆棘或春天的一朵花或库姆纳原野上的樱草一样，它不应背负上令人厌恶的、可怕的悲剧和可怕的、恶毒的谣言。如果我允许我的名字出现在你的诗集上，那将是一个严重的艺术错误，这会给你的整部作品带来一种错误的艺术氛围，而在现代艺术中，作品的氛围又是那么重要。现代生活是复杂的、相对的，它有两种独特的特征，第一个，我们要求作品的氛围要有精细的暗示、奇异的透视；第二个，我们要求作品要有背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雕刻艺术不再是代表性的艺术，为什么音乐成为了代表性的艺术，以及为什么文学在现在、过去、将来都是最高级的有代表性的艺术。 你那本小书应该带有西西里的和阿卡狄亚式的情调，而不应有刑事法庭被告席上那种有传染性的粗鄙或囚房那种郁闷的气息。你计划的这种敬献也不仅仅是艺术品位的错误，从其他角度看，它也是完全不体面的，看起来像是你在我被捕前后那种行为的继续。

它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你现在的努力只是一种愚蠢的、虚张声势的行为，只表明了在耻辱市场上贱卖的那种所谓的勇气。就我们的友谊来说，复仇女神已把我们像苍蝇一样压碎了。当我在监狱里时，你献给我诗看起来会像是一种想做出聪明的反驳的愚蠢的尝试，一种在你写那些可恶的信的逝去的日子里——我诚实希望那种日子永不再来——你常据以公开夸耀的所谓成就，而夸耀这种成就曾给你带来很大的快乐。它也不会产生你所预想的——我确实相信你会这样想的——那种严肃、美丽的效果。如果你与我商量过，我会劝你推迟一段时间再出版你的诗，或者，如果你不愿意推迟，也可以先匿名发表，然后，当你的诗已经赢得了崇拜者时——指那些确实值得赢取的崇拜者——你就可以站出来对众人说：“你们喜爱的那些鲜花是我浇灌出来的，现在我把她们献给一个你们蔑视、遗弃的人，作为表达我对他的爱、尊敬和崇拜的信物。”但你却选择了错误的方式和错误的时机。爱是有策略的，文学也是有策略的，但你对两种策略都不敏感。

狱中记我只有悲哀的季节（2）

我已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详细地告诉你了，目的是让你充分理解它的意义，理解我为什么立刻用嘲弄和轻蔑的语气给罗比写信说明我绝对不允许你将它献给我，同时希望他把我谈到你的话认真抄写一份送给你。我感到，使你对自己做过的事有所理解、承认和认识的最后时刻终于到来了。盲目可以达到稀奇古怪的程度，一种毫无想像力的本性如果不受到某种东西的激发，就会僵化成绝对的麻木，因此，虽然肉体可以吃、喝，可以有自己的快乐，但它包容的灵魂却可以像但丁书中的布兰卡德·奥瑞亚的灵魂一样是完全枯死了的。我的信似乎到得正是时候，我可以断定，它就像一声响雷落到了你头上。你在给罗比的回信中称你“被剥夺了一切思想和表达的能力”。确实，你很明显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