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王家卫电影的记忆与遗忘（3）-（图）

忘却，是命运，但那同时是我们自行选择的命运；主动兼且有型有格的忘却，令我们成为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笔下那个上山的西西弗斯（Sisyphus），我们得以告诉自己，在记得与忘记互动的过程中，命运已被克服。 完全非我到完全自我 《阿飞正传》的中文片名，令人立即想起的是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和Rebel Without a Cause（1955）[4]（至于1969年龙刚的同名电影，则是本土的对应）。现代人失落心灵家乡，四无挂搭，年轻跃动的反叛主体惟有向四周浪掷生命；这大抵是一个共通题旨。电影中那个著名的譬喻“没有脚的鸟”（“只能一直飞，飞累了便在风中睡觉”）塑造了高度浪漫化了的浪人形象，并以死亡作为它的终局（“这种鸟一生只会落地一次，那便是它死的时候”）。自比这种鸟的旭仔最后死了（死于任性，死于命定的执著），他当然不会是90年代初港人的认同对象，但他的故事展示了一个不想面对过去，甚至被过去拒绝（旭仔的亲生母亲不愿见他），没有相当确定的未来，只有其实也不可以抓牢的当下的景况。而这景况，恰好便是当时港人的心境。

80年代末香港前途尘埃落定，香港人对期限的醒觉变得更为敏感，于是《重庆森林》中便有了“过期罐头”的启示：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个东西上面都会有一个日子。……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探员223的自言自语，究竟说到了多少香港人的心里去？过期的恋情、在4月30日寻找5月1日便过期的罐头……面对快要过期的现有生活，当下也仿佛显得极之浮动，非常不真实了。由是突出了非我和完全自我的辩证。 不真实的存在感觉每每令主体剥落，而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更易剥离到互不干涉的程度。王家卫的角色是孤独的，要靠独白传情达意（也在间接交代剧情），论者已多有论及，不过，更明显的，是主体散离后情绪的释放，以不依附主体漂荡的方式，渗浮进死物之中，这一方面再现了非人化的处境，一方面则是物件进入叙事之中。 因而，《重庆森林》的男角经常对着死物（由家中肥皂到啤酒瓶）说话，实在怡然理顺得很。这是一种无可交流的自我交流，因我面对非我的包围，面对变成非我的命运而变得完全自我。 于是，村上春树进来了。《1973年的弹珠玩具》中主角在仓库和弹珠机对话的场面，本就充满电影感。

他不少短篇出现的物化（既是所谓“新马克思主义”的物化，也是《庄子》的物化）场景，当年也常常被视为可跟王家卫电影相互对照。王家卫在早年访问中承认过十分喜欢村上春树的作品[5]，两人作品中的相似之处，更曾是香港文化界的谈论热点——包括那些没有名字的主角、用数字作记号、出人意表的怪异譬喻、你拒绝我我拒绝你的人物关系，以至零碎而又虚幻的叙事／心灵时空……村上春树的完全自我世界法则，也完全适用于王家卫的国度。 世界不如人意，个人是最后的碉堡。要改变历史，我们大可呼唤意志，但更常见的，却是动用想像。意志外发，想像内收，收之又收，以至于完全自我。 一个时代的结束 《阿飞正传》的故事始于1960年，终于1962年；《花样年华》的故事始于1962年，终于1966年。两片有着同一姓名的女角（苏丽珍），由同一个演员（张曼玉）饰演，梁朝伟在《阿飞正传》中最后作无厘头的出场，然后在《花样年华》中出任男主角。两片的关系呼之欲出。 据说，《花样年华》本来打算拍到1972年，写苏丽珍和周慕云十年间的情事，后来由于规模过大而停在1966年。

1966年的选择大抵不是偶然的，那是香港发生动荡的前一年，自始港英殖民统治进入怀柔阶段。对王家卫来说，60年代作为一个美好年代的代表，也踏上了消退之途。 《花样年华》临近结束的字幕是这样写的： 那个时代已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花样年华》在2000年公映，它总结了《阿飞正传》的题旨，但也难免带上了90年代港人的情怀和意向。字幕打出，甫接着便是苏丽珍儿子庸生的出场！已过去的“那个时代”，不也可以同时指涉着80年代末吗？《阿飞正传》和港人的共感以至命运共振，来到2000年，不正显得遥远了点吗？导演怀念60年代，也令观众怀念起90年代来。毕竟，王家卫的电影属于60年代，也属于90年代。 【注】 [1] 朗天，《“后九七”与香港电影》（香港电影评论学会，2003）。 [2]《重庆森林》中梁朝伟饰演的警察，编号到底是663还是633？字幕出现633，但梁朝伟警服肩膀上挂的号码明明是663。有一幕食店老板唤梁朝伟633，被伙计即时更正：“老板，663呀！”这一幕已解开了疑团。不少电影书籍，尤其是外国的电影书籍，都“错”写了633，本书则以663为准。——编者注 [3] 可参考米兰·昆德拉著、孟湄译的《小说的艺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页117；或参考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简体字版，页187。

——编者注 [4] 美国导演尼古拉斯·雷伊（Nicholas Ray）的著名作品，在香港的中译名为《阿飞正传》，在内地则译为《无因的反叛》。——编者注 [5]　可参考Tony Rayns, 倚oet of Time蝇 Sight and Sound, 5:9, 1995, P.12-14。——编者注 编入本书时，本文略有删节。——编者注 朗天 文化策划与评论人，大专院校客席讲师，曾是资深报章编辑及记者，后进入火星及天王星冲击下的第四蜕变期，只希望活得更实在。已出版著作有《基督教之贫乏》、《人喜欢被骗》、《噪音》、《后虚无年代》、《“后九七”与香港电影》等十六部，以及已努力十二年的作品《行者之错步》。现任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