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陈为军（4）

二、 镜头里的第一个艾滋病人 这个人就是程东善，他是进入我镜头的第一个艾滋病人，也是桂希恩教授在河南发现的第一个艾滋病人，但后来因为片子的结构，我并没有把拍摄他的一些素材用到影片中。在拍摄过程中他成了我的好朋友，并在拍摄中给了我很多帮助。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直觉上感觉他是个很稳妥很信得过的人，所以我第一次进入这个村子拍摄，就是委托他安排我在村里的生活。在此后的拍摄过程中，是他每次把我的摄像机从我住的村北房东那里，用化肥袋子提到村南的马深义家。每次我要半夜逃出村子，总是他帮我想办法，带路。 我第一次进入文楼村，周围充满敌意的眼光让我心寒，好歹我很快找到了程东善。 一见到他，我的心里突然就有了一种安全感，虽然在武汉也只是两面之交，然而在这个环境中，我仿佛觉得他是我的一个多年相识的老朋友，我忘了他是一个艾滋病人，我伸出手，他犹豫了一下，和我轻轻地握了一下，他递过来一支烟，我自然地接了过来，点着火吸上了。就在那一瞬间，因为程东善羞涩真诚的笑容，因为我的孤立无援，我对艾滋病人的恐惧而设的心理障阻被打破了，至少对程东善这个31岁的艾滋病人是不再设防。我的心里轻松极了。

没有更多的客套，我们站在那里抽完那支烟，程东善帮我提起包说了声“走吧”，我就跟着他走了。我没有问他要到那里去，我觉得内心对他有无穷的信赖。 走过狭长的街道，来到村后，是一条东西向的横街。东善一边走，一边说了一句：“你就住在我的堂哥家里，他们家没有病号。” “我们村里管艾滋病人叫病号，这样好听一点。他家没有艾滋病人。桂教授给他们查过了。”东善见我没有搭腔，以为我没领会“病号”二字的含义，解释了一句。 ? 这是村子里最后面的一条小街，街的北面就是一片片刚刚从麦茬地里发出的秋玉米，在靠近街的中段，一座二层楼，水泥粉刷的外墙，显然，这楼盖起来只几年工夫。拐过墙角，就是一座青色小瓦盖成的门楼。门楼的大门用的是一扇旧门。程东善推门进去，喊了一句什么。房子里走出一位身材敦实、脸上挂着弥勒佛一样满足笑脸的中年庄稼汉子。程东善指着他说： “这就是我的堂哥。” “刚来？”又是农村人那不见外的见面语，他的质朴和我老家的那些老少爷们没什么两样。 小东屋里出来的是一位腰系围裙的中年妇女，胖胖的，极富态的样子，扎煞着两只粘满面粉的手，望着我笑着。

我揣测他肯定是女主人，就冒昧地喊了声“大嫂”。闲谈中，我问大哥卖没卖过血，他说卖过。 “那为什么没有感染呢？” “我卖的是全采，没卖过单采。” “全采卖价贵，400CC可以卖到80块。不回输，也就不会交叉感染。但那要有关系。堂哥的人缘好，卖得上全采。”程东善插了一句。我决定当天下午就去马深义家，看能不能拍一点什么，起码可以先做一些沟通工作。 马深义的家在村南的一条陋巷中。和程东善家一样，也是只修了半边院墙，院子里几只鸡正悠闲地在墙脚刨食着草子。家里没有人。门没有上锁，只是用铁链搭着。门外有两把木板钉成的小板凳，我和东善每人拖了一把，坐在房檐下。我把摄像机搁在腿上，对着程东善，开机，与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起来。这是我在村里拍的第一个镜头，拍摄的是程东善。 “你是桂教授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 “是。” “刚刚知道自己得这个病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天塌下来了？” “那时候对艾滋病了解不多，只知道这是一个死病，还传染，那时侯，村里的人见到我，都躲开，没人和我讲话。夏天，在外面乘凉，我一去，大家就散了。我是一天到晚哭。” “现在，心态该好多了吧？”

“现在这个村里每家每户基本上都有病号，像我堂哥那样的家庭很少见。每个家庭几乎都有两个病号以上。大家对艾滋病的知识了解多了，再加上病号这么多，心理上好受一些。其实，死不算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人理你。” “那时侯老婆也不理你？” “没有，我提出要和她离婚，她死活不答应。” “没有问她为什么？” “没问，就是说她不通。这是对她好！”程东善停顿片刻，我把镜头推成程东善脸部特写。 我的摄像机一直在转着，院子里很静，我甚至可以听到摄像机推拉镜头的马达的声音。程东善并没有看我，两只手玩弄着一只不知哪个孩子扔在地上的小塑料凉鞋，一双眼睛出神地看着远处。他淡淡地谈他妻子的事让我震惊，我希望他继续说下去，但他一直沉默着。 “我在武汉的时候，看到路边那些要饭的，就想哭。如果我死了，我的老婆孩子一定也是这样，一定会是这样。”沉默了半晌，他开口说。 我没有什么语言可以来宽慰他。 “老陈，我的很多想法，村子里的病号都不赞同。” “就是离婚的想法吗？”

“还有我的小儿子，他又被检查出来有小儿先天性心脏病，我和老婆商量，如果有哪位好心人能治好他的病，我愿意把孩子送给他，不要钱，但和她商量不通。” “你爱人什么想法？” “自己的孩子舍不得。”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像我们得了这种病，就像被判了死刑，只是这临刑的时间太长，怎么也走不到头。” 当他说出这句话时，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样悲怆这样有点哲理意味的话，对于一位没有上完高中的农民来说，如果不是对生前身后事、对生死做了很多个回合的思量，很难脱口而出。 “你小的时候，有没有想到长大后干什么？”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心里还是犯了一点踌躇，我知道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艾滋病人来说是残酷的，但这样的问题对于纪录片来说，是一个好问题。程东善的回答，有点出乎意料。 “我小的时候，想长大了能当演员，唱歌跳舞，干文艺。”程东善长叹一口气，“完了，一切都完了。” 东善的眼里似乎有了泪光。我把镜头又推了一点，只框住他的眼睛，摄像机的自动对焦因为黄昏的光线太暗，调整了几次都没调准。待寻像器里的画面清晰以后，我发现画面中的程东善的眉眼确实长得英俊、秀气。

尤其他的眉毛，弯弯长长，超过眼角。按照相书里的说法，这应该是长寿之像。如果东善不是得了这么个艾滋病，他现在的生活应该是人生最华美的乐章：妻子贤惠，一双儿女，不说小康，也应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富足日子了。东善的年纪应该和我差不多，而他目前所面临的生死离别，却可能是我在四五十年后才会切身体验的。我平时也思考一些生的喧闹与面临死亡的孤独，但相对于程东善目前所经历着的，真是肤浅而又矫情。“我还有一个想法，也是村子里的病号们不赞同的，我平常就想，如果我一旦发病，我就自杀，因为我看到村子里很多病号死的时候很痛苦，拖得时间太长，我不愿意受那个罪，更主要的是我不想治，治了也是白治，不如留下钱给老婆孩子。你说呢，老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