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汪士卿（1）
汪士卿1988年9月～1992年6月在江苏省无锡无线电学校学习。 1992年7月～1996年8月在西安锻压机床厂工作。 1996年9月～2000年6月在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专业学习，获学士学位。 2000年8月至今工作于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 短片与纪录片// 1998年11月独立制作、联合导演短片《山西行》，该片参加2000年香港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 1998年12月导演纪录片《曼谷亚运会艺术体操冠军——周小菁》。 1999年10月参加“国庆50周年文艺晚会”现场直播。 2002年5月拍摄纪录片《像灰尘一样飞》，任导演、摄影，该片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参加2003年香港独立短片录像节、2003年9月法国巴黎“中国纪录片”展映、2004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们在一起”等。 2003年5月拍摄纪录片《北京西站-非典》，该片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获北京大学艺术系“君士杯”数码大赛纪录片一等奖，2004年7月参加法国马赛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2003年10月与加拿大导演丹尼斯合作拍摄纪录片《雅典到北京-奥运会文化大使乔治》。
2004年 1月剪辑巴迪基金会宣传片《移山者》。 电视剧// 2001年7月拍摄23集电视连续剧《危险进程》，该片2002年6月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首播。 2002年6月拍摄电视电影《漂》。 2003年1月拍摄20集电视连续剧《现在开庭》，该片于2004年9月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首播。 导演访谈/汪士卿 ●现象工作室（以下简称现象）：我听说你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做纪录片了？ ○汪士卿（以下简称汪）：对，其实我们在电影学院的时候，朱传明、杜海滨和我还有两个朋友就搞了个电影小组，我觉得现在有必要重新提一下，叫道光（盗光）小组，当时一起是5个人，其实就一个空的东西，也没什么规章制度，只是大家每周定时聚在一起聊学校放映的电影，到大四的时候大家就自己忙自己的了。其实在聊的过程中，大家就都预感，以后做电影可能会很难。正好1998、1999年的时候，DV机就出来了，后来海滨他姐姐就送了他一台，当时还有一个朋友也正好弄了一台，于是我们就拿着练手拍片子。
朱传明的《北京弹匠》就是用杜海滨的机器拍出来的，后来杜海滨也用它拍了《铁路沿线》，我们5个人还用那机器每人拍了一个5分钟的短片，叫《午餐》，所以那机器当时对我们来说贡献不小。拍纪录片，朱传明是开了个头，把大家的创作欲望都挖出来了，对我们影响都很大的。我的《像灰尘一样飞》也是2000年在学校的时候拍的。 ●现象：我觉得《像灰尘一样飞》的故事很有戏剧性，你当时是怎么遇到的？ ○汪：那个女人是我在蓟门里小区的一个小理发馆认识的，她是一个有强烈倾诉欲望的打工的女人，在跟她认识有段时间后，也就是聊得比较多了之后，对她也慢慢了解，包括她的家庭啊、她的工作啊、她的内心之类的。后来我就想把她的故事拍出来，一个在北京闯荡的女人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在片子里面传达出来的她的那种困惑，对生活的焦灼，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的感觉，跟我们每个在北京闯的外地人都有相似之处，在心理上是相同的。这个片子是从2000年年初开始，拉拉扯扯地拍了两年，还不是一个机器一条线地完成下来的，中间还换了三台机器，又是第一次做独立的片子，又没有经验，非常不容易。累计起来，花了一万多元钱。 ●现象：后来你又做了个小短片，关于“非典”
的。 ○汪：对，因为“非典”的时候，在北京的人都知道，所有人都处于一种非常恐慌的状态，很多人想远离这个城市，想逃脱这个环境。所有公共场所基本上没什么人，除了北京西站。当时我就有种冲动，按捺不住，就跑过去拍了一天。拍的时候戴了三层口罩（笑），也遇到很多麻烦很多阻挠，说难听点，我是连蒙带骗（笑）拍完的。因为那天除了我之外，没有一个摄影记者或者摄影师在场，所以我拿着摄像机就显得特别显眼，而且那时北京西站的环境也是相对封锁的，所以会引起很多管理者的警觉。 ●现象：感觉这个短片里所有拍摄下来的，都是不受创作者控制的影像，是不是你在拍之前，你有没有想过会把这个片子拍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汪：完全没有预想。不过有意思的是，在2002年的时候朱传明找我，说两个人一起去拍西站，当时他还通过有关部门开了介绍信，我们就是想拍摄出一种常态，然后在这个常态中发现事件背后的一些东西。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做成。但也没想到后来我会因为“非典”去拍西站，把以前那个设想完成。其实在拍这个短片的过程中，也正如你所说的，有很多意外的事情发生。
后来这个片子就拿到凤凰卫视去播了，他们那边正好也有个栏目叫《我们的“非典”生活》。2003年5月“北大君士”搞了个电影展映，我这个片子得了纪录片一等奖。 ●现象：关于“非典”题材的，我也看过另外一个纪录片，叫《北京故事》，他的视角和你的就不太一样，他更多是让大家看到“非典”到来之后，人情很温暖的一面。而你的片子就给人感觉，似乎看到的是背后的东西。 ○汪：我一直比较喜欢那种带有批判色彩的东西，这可能跟我的经历有关，我的经历使得我对中国社会的人文结构有一个比较清楚地认识，通过我拍这两个纪录片我更让我加深了这些认识。我看过很多国外的纪录片，也喜欢那些带着批判意识的，如麦克摩尔的《黑枪文化》等等。以后，我想我做的片子也会是带有这种思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