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节

犟得过我们的世俗生活?几天前，我收到了芙蓉发过来的稿件，我依然看到了她的名字。我怕她，她的固执和勇敢提醒着我们的猥琐和怯懦。我尊敬她，她自己背了她那样的一群人身上的十字架。我同情她，因为她必将遭受痛苦。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想通过我们的节目透视大时代风云里每一个个体心灵的真相，以此来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正在做。应该高兴吗，为了职业的完成?还是应该内疚，因为在不诚实的生活中，诚实很可能被伤害? 或许我应该批判那些伤害她的人?他们怎么能用那些伪善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道德教条来伤害一个无辜的人呢?天知道谁更不干净!可是我有权利批评他们吗?他们不过是些更猥琐更可怜的人呐! 或许我要替芙蓉或和她一样的困境中的人辩白，可她们需要吗?她们平凡地勇敢地生活，承担自己的命运，她们不需要我辩解什么。 那么我只能祈祷了，我不祈祷生活公平，我只祈祷被伤害的人坚强! 妇女节那天在网上，芙蓉问我:“你为什么还记得我?我只是你许许多多节目中的一个人。” 我说:“你是我们心里的伤口，你不好，我们就不能愈合。”

我们听别人的故事，看别人的故事，读别人的故事难道是为了消费别人的故事?最后我想引用《天涯》杂志2002年5月号上发表的一篇名为《家国历史中沉默的女人》中的一段话:面对他人的苦难时，我们是否只能认知痛楚，而不能经验痛楚?我们怎样才不至于消费他人的痛楚，不至于把他人的痛楚挪用做自己论述的材料———这样做，痛楚脱离痛伤者，痛伤者被取消?我们是否能够沉进他人的痛楚里，让痛楚在我们的身体蔓延，消解掩盖恐惧的控制意欲和习惯，融化逃避在两难中抉择的冷漠犬儒，让痛楚化成一面关照自己的镜子，在沉淀在我们身上的意义及价值的冲溃中、在不能掌握的混沌的流动中，蕴育生的欲望和勇气?

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第五章(1)

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3年第1期〕 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涂 俏 “二奶”，现代汉语辞典缺席然而近十几年来却耳熟能详的名词，它已像越长越大的毒瘤存在于我们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中。“二奶”让人毫无疑问地联想到男人和女人，金钱与性交易，尤其是容易让人联想到女人的命运。“二奶”们幸福吗?她们为何当“二奶”?她们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吗?人们该谴责男人还是谴责女人?对此类丑恶现象，社会该如何疗救?……带着这一串串疑问，女记者出身的本文作者改名埋姓装扮成落魄女人，孤身暗访深圳河畔的“二奶村”，用长达60天的时间揭开了“二奶”们令人心悸的生活内幕和内心真相。 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包二奶”现象日益严重。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始，一批往来香港与内地的香港商人、白领人士以及货柜车司机，开始在深圳等地包养“二奶”。随着这个“风流军团”的扩大，一些位于罗湖的花园住宅，如怡×花园、庐×花园等楼盘，因“二奶”相对集中而闻名。90年代中叶，随着深圳中心区的西移，福田区成为少部分港人“金屋藏娇”的首选地。

由于福田区渔×村、皇×村、皇×新村、水×村等地邻近货柜车出境的皇岗口岸，便利司机的出入，日渐成为香港货柜车司机包养内地“二奶”的首选居住地。在关外，如布吉、宝安新城，由于房价较低，又无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通行证”，在那些地方，亦有相当的一些“二奶”居住。 当然，“包二奶”现象不单深圳存在，在其他地方如上海、厦门等许多地方也有，只不过随着深圳经济飞速发展，深港两地多元交流的频密，港人在深圳包养“二奶”更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由此而在香港与内地造成严重的社会、家庭、道德等问题，早已引起广泛关注。1999年下半年，因珠江三角洲“包二奶”之风得不到有效遏制，以维护广大妇女权益为己任的广东省妇联终于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呼吁制定相关法律，严惩“包二奶”的丑陋现象。 据《亚洲周刊》2000年8月28日《百万“雄”狮陷法律重围》中报道:“中国大陆包养情妇者估计约有百万，当局酝酿修订婚姻法，严惩包二奶行为，对数以万计在中国各地包二奶的港台男人带来强烈冲击，也祸延许多女性……” 进入新世纪，原先有所回避、遮掩的有关“二奶”的话题开始越来越多地见诸国内媒体，但对于“二奶”

的生存状态却普遍语焉不详。事实也许在云遮雾罩的某个角落。当社会对“二奶”有较理智的态度，当媒体对“二奶”有较客观的对待的时候，我一头扎进云雾中，沉进“二奶”村，努力去接近、了解、捕捉、反映“二奶”们的甜酸苦辣。 2001年1月13日，距农历蛇年春节还有10天，我隐姓埋名，离开报社舒适的公寓，搬进深圳河畔的某某村一个狭小的单元房居住。 我之所以选择某某村作为隐形采访的落脚点，是因为村里有我的朋友阿洁。早在1998年10月，我因病住院一个月，和邻床的一位四川妹结成好友。四川妹叫阿洁，嫁了一个香港货柜车司机阿南。阿南足足大阿洁18岁，但两人很相爱，连医院的护工都看得眼热。阿南的工作是在大陆验货、拉货，每晚要忙到12点才回深圳。 阿南不在深圳的夜晚，阿洁就躺在病床上和我聊天。她说她家安在某某村，自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因地理之便，这个小渔村成为深圳市区的一部分，迅速致富，村民普遍盖起高达七八层的私房，供外地人租住。村中仅有200多户本地人，竟租住了近千户外来人员。村中的年轻靓女，阿洁说，也就是四川妹、湖南妹、贵州妹、江西妹等内地女子，多为港人所包养的“二奶”。

阿洁家楼下，有一家云南粥店，粥店的老板娘胖得几乎走不动路，每天早晨10时左右，多数“二奶”才刚刚起床，趿拉着拖鞋，穿着睡衣，云集粥店吃早餐，然后便东家长西家短地扯闲天，喝完粥后，相约打麻将。在粥店中，几乎天天可以听到有关“二奶”的各类信息。那时，我就打算到这个村里去住一些日子。阿洁出院，我送她乘电梯到楼下，她请我以后无论如何到她家里去玩，阿南不在的时候，她很孤单无助，希望我就在她家附近租房而居，我答应“以后再说”。 这个“以后”就后到了数年之后的2001年。我化名“阿敏”前去租房，房主一定要验看身份证件，无奈中找了一个相熟的村干部说明来意请求帮忙，并请他保密。我以每月800元的租金住进一套有一厨一卫的公寓“套房”。厨房的防盗网外，两栋私房挤压过来，抬头只见“一线天”。 我将带来的少量行李提进屋内，跑到楼下的杂货店，买了一张席梦思床垫和一个床头柜 ，花4元钱买了一把扫帚，将房内打扫干净，扫帚上沾着许多长头发，我好奇地扯出一根，跟我的头发比了比，原住户的头发还长过我，一定是垂在腰际的。苦恼才让女人落秀发，前住户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又为什么人而苦恼呢? 阿婷“老公”

比她大20多岁 ××村的地理形状极像英文字母中小写的“r”。顺着村口那条“r”字下部的直线往村里走，走到村中惟一的肉菜市场，整个村就仿佛被人掰成了两瓣。左边那一瓣是典型的现代住宅楼，高档、整齐而规范，共有20多栋，外称××花园。右边那一瓣却参差不齐，色泽不一，新旧混杂。这是村民们自盖的私房，少说也有140多栋。由于私房的不停扩建，栋与栋之间已是“亲密无间”，最亲密接触的楼宇之间，相隔不过半米。1月15日上午10时，我穿着低领胸衣，廉价的牛仔衣裤，脚蹬一双棕黄松糕鞋，胸前的手机晃来晃去，在村中开始企街，希望以此招摇来遇见我想认识的那类女子。“企街”15分钟后，我找了一个水泥花坛边坐下，不多久，花丛中闪进一位年轻靓女的脸。眉眼纤细得像港星林忆莲。她穿紧身黑毛衣，外罩一件孕妇裙。看得出，她肚皮那儿已经颇具规模了。 “预产期还有多少天?”我以异常关切的声音询问年轻的妈咪。大凡跟孕妇打交道，谨记要找准她们感兴趣的话题。“下个月20号!” “你今年多大啦?这么小就生儿育女?”仗着自己是“大姐”，我涎皮赖脸地又问了一句。“23岁。” “老公大你几岁?”

刚一发问，我便后悔，自己像个公安在查户口。 “20多岁!”年轻女子并不在意，甚至还往深里说，看上去是个没心没肺的单纯女子。“我17岁来深圳打工，后来，一位同乡的老公是在那边开货柜车的，她介绍了老公的朋友给我认识，1997年8月1日，我们就结婚了。”“你老公也是货车司机吗?”我问她。“在香港当建筑工人。” 通过闲聊，我知道她叫阿婷。 “你现在是一个人?”在我问过有关阿婷的“十万个为什么”之后，和我并排坐着晒太阳的她，也很关心地问我。 我点头称是，把我被人“抛弃”的故事有鼻子有眼睛地讲述了一番。 “那你手中有没有攒些钱?”她为我着急起来，说:“这个年头，什么都没用，钱是最重要的。” “你老公一个月给你多少家用?”还是少谈自己为妙，我把话题转到她身上。 “5000块。”阿婷很自豪。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村里包养“二奶”的最高价钱。5000元家用还不包括房租。 我问她，村中已“嫁”女人每月家用到底有多少?阿婷大概猜想，我这个弃妇搬到这里来，一定是想找一个出价高的男人过日子，所以乐于向我介绍说，从1000元至5000元不等。在村尽头那两栋楼住的都是打工妹型“二奶”

，包她们只需花1000元。“1000元能干什么?不过刚够饱肚而已?”我很吃惊。阿婷却觉得很合算:“在工厂打工，一天干12小时以上，累死累活才不过400元。跟香港人生活，不用干活，又不用操心生计，有什么不好?” 这个上午，因了女人对女人的信任，因了底层女人对“落难者”的怜恤，我不仅认识了一个“二奶”，似乎还得到了她的信任。我在兴奋之中，热情表示她有什么事可以找我帮忙，我愿意陪她上医院看看。 “明天早晨吧!我住在90栋楼的二楼，你在楼下一叫我就会听见。” 第二天上午10点，估计阿婷起床了，我拎着在街口买的一袋进口提子和芒果，站在90栋的楼下等她。阿婷见我带来水果，很开心地收下了。她盘了头，整个人利索不少。大大的孕妇裙罩在她并不算大的肚皮上，有种夸张的感觉。 我像个真正的“三陪”呵护着阿婷，出人出的士费还出力气。这些天来，阿婷临盆前都是一个人去看医生吗?村中出租屋里的那些女人生孩子，难道都没有人照顾?对于准妈妈来说，远在异地他乡，又是孤身一人，说多困难就有多困难。阿婷对于前方的路，充满乐观情绪。

她说，她们大多来自农村，自小农活一一历炼过了，别说一人看医生，就是独自去医院生孩子，也是常有的事情。毕竟，港人的工作负担重，像她老公，很少请假，请假是要扣工钱的。这次生孩子，他答应请两天假，会提前过来陪她生产。 阿婷的几项检查指标都不错，母子都蛮健康正常的。只是没有准生证，医院会为阿婷她们接生吗?那么多的二奶在此生儿育女，难道计生工作就没有人管? 阿婷很有把握地告诉我，这附近的每一家医院，只要肯付钱，肯定不会见死不救的，更别说接生了。 医院的大理石地面锃亮光滑，阿婷的平跟布鞋踩在上面悄无声息。 晚上10点25分，我的手机响了。阿婷在电话里很兴奋地说，她老公回家了，听说我陪她看医生，谢谢我，想请我吃宵夜。我很高兴地答应了。我所认识的村内那位干部曾经告诉我，要想了解“二奶”的生活很不容易，首先要接近她们，然后结识并交朋友。接近她们的办法是在一个固定的西餐厅吃饭，固定的美发厅洗头，固定的美容院美容，固定的夜总会娱乐，就一定能认识你想认识的人。也算运气好，在露天休闲区，轻易地就认识了阿婷，并且交上了朋友。

更让我意外的是，我还能认识她的男人，也许可以了解到被包者与发包者之间的契约关系。 由于市区的迅速膨胀，原先田野间的自然村都变成了城中村。村口，也就是街口一家火锅店里，阿婷的老公已经点了火锅套餐在等我。一份野鸡、一份山蛇、一份草龟拼在一块煮。香气氲氤中，掩不住阿婷老公脸上的疲惫。即便在村中看惯了一对对的老夫少妻，我还是觉得他们之间，不止相差20多岁。阿婷那张青春的脸与她老公脸上纵横的沟壑所形成的反差，足足有一代人到两代人的差距，至少看上去就像父女俩。“多谢，小姐贵姓?从哪里来?”阿婷的老公很客气，端起一杯“金威”敬我。

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第五章(2)

“我叫阿敏，来自江西南昌。”我篡改姓名，出生地不敢乱报，毕竟还有脱不掉的江西口音。 频频举杯中，我的豪爽博得了阿婷老公的信任，他郑重地将年轻的“妻子”拜托给我，希望我有空常来看看阿婷。当他听完我的“悲惨”故事后，说等年后，他会想法给我介绍一个香港男人，鼓励我不要对生活担忧，毕竟，好人好心有好报。 寒夜。火锅。海鲜。阿婷幸福的脸庞。香港男人的托付。望着杯中琥珀色的啤酒，想到阿婷肚里的孩子，揣测着身边这位看上去还算成熟的有责任感的香港男人，我不由得反问自己:作为“二奶”的阿婷将来一定不会幸福吗?如果将幸福仅仅界定为有人关心，有一点物质基础这两项呢? 这有一种危险:我是不是把“二奶”的商品属性看得过于简单了?不管怎样，我的心情极 靓，我为自己“卧底”所迈出的第一步而感到高兴。 她们为什么情愿被男人包养 阿灿是我“企街”时认识的第二位“二奶”。 “企街”，原本是粤语中闲逛的意思。对于一个入住××村考察“二奶”现状的人来说，是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利用年前节后的几天时间，整天“企街”，目光在一个又一个年轻女子的身影上逡巡，至少可以说，已经大体掌握了村中“二奶”

们的穿着习惯。 她们最大的本钱就是年轻，这一点，从她们那大多白里透红的皮肤上就可以看出。她们的打扮一般分为两类，因而也构成两个极端:时髦与随意。 所谓时髦，的确是需要身体本钱的，今日深圳的气温为10度，我穿一件皮衣，两件羊毛衫。而她们有的仅穿一件内衣，外罩一件风褛;有的大胆袒露前胸，突出非常性感的胸前乳沟，披一件橘红太空服欲盖弥彰;更有的干脆将两只漂亮的白胳膊露在寒风外，仅在手臂上戴小半截黑手套。说她们招摇过市并不过分。 另一类型就是随意，简直就是不修边幅。她们往往将各类睡衣睡裤胡乱地穿在身上走到街上，睡衣外加一件薄薄的太空棉背心，趿着夏日才能见到的凉拖鞋，让人不得不佩服她们把公共场所当作自家内宅的本领。 因为年轻，所以无畏寒冷?或者说，为了某些目的? 阿灿满脸粉刺，剪了个娃娃头，眉眼还算可以。她并不袒胸露怀，穿了件米黄色的太空衫，上衣衣领还在脖子上绕了一圈，像个装在套子里的人。下身着花格呢大摆裙，裙幅度几乎有360度，足蹬仿皮米色靴子，整个人距离时尚起码落伍五年。当她向我走来时，我几乎将她认成一个小保姆。

傍晚，我暗藏索尼采访机，在村里那家最好的西餐厅里，我请阿灿吃晚饭，我要了两份煲仔饭。阿灿选了香菇鸡块，我要了咸鱼肉饼。就在有意无意的交谈中，阿灿说出了自己的往事。回到住处，我根据录音，在日记本上记录整理出阿灿的故事———我来自贵州一个贫穷的小镇，今年26岁。下有一弟二妹。爸妈都是农民。大妹在布吉某厂当物料工，每月能挣几百元，弟弟还在家乡上高中，小妹在念初中。 我上高一时，家里穷得再也不能支付我上学的费用了，不得已我就退了学。听人说深圳是个花花世界，好赚钱，就跟着村里一个男孩，拎着一床被子，南下打工。进关时，我是扒铁丝网进来的。听老乡说沙头角一家工厂招工，我就赶过去见工。那天，见工的年轻人真多啊!里三层外三层，我好不容易挤进去，看见招聘栏上一行行新兴的行当，我心中好奇得很，有“车工、焊工……等等”，我什么也不懂，就在“大烫”一栏上签了名。 见工时，主管是个男的，比我大两岁，竟然是我的同乡。他对我填的表格感到好奇，拉着我去“大烫”车间看别人是怎么工作的。我一看吓坏了。原来“大烫”足足有2.5公斤重，整天不离手，要烫平成叠成叠的衣料。一般体弱的男孩子，也不一定吃得消的。

看完“大烫”们的辛苦样子，主管问我怎么样?能不能胜任?我咬着牙说，可以。 主管可怜我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同乡，只叫我负责每月车间内的抄抄写写。主管的女朋友是另一间工厂的会计，闲时还教我几下。半年后，在主管的鼓励下，我干起了小工厂的小统计，负责简单的结算，发发工资，月薪有900元。 就是这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还不服气。我特别想当车工，因为车工一个月能赚1800元左右。半年后，我才明白，这份工资是在工厂干了起码5年以上的熟手才能享受到的待遇。来深圳最初的日子里，我恋爱了，爱上了那位带我出来的男孩子。可两年后，我的爱情破灭了。男孩子在沙头角另一家公司打工，公司里一位女工也爱上了他。那一年冬天，我男友被小偷扒完了所有的钱，女工拿出所有的积蓄，一共7000多元给男友回老家，男友感动不已，就将女工带回老家去成婚。这个消息让我万念俱灰。当初，我变成一名统计时，男友见到我有一种自卑感，但我从未看不起他，还在苦苦存钱等他娶我，不料，等回了这个伤痛的消息。我不得不告别让我伤心的沙头角，到八卦岭工业区来谋生，却一直找不到工。正在六神无主之时，遇见一位高中同学，她已经做了香港人的“二奶”。

她丈夫的一位同事也想找一位老实本分的内地女子做小的。女同学劝了又劝，叫我与其千辛万苦打工，不如每月拿几千元“固定”工资算了，想了一个星期，我咬着牙答应了。 生活了一年多，我觉得这个港人还不错，每月按时给我3000元，房租也是他出。我的生活一下子从容起来，安定下来，也算小康了吧?除了男人不是完完全全属于我的，但这又有多大关系呢?只要他对你好就行了。我总是这么想的。 我很满足这种被人包养的生活，真的很满足。我有一位好朋友在沙头角做咨客，冬天穿得极少，每天还冻得鼻涕乱流，“罚站”超过10个小时，一个月才600元钱。我常笑话她说，我做美容，一个月都不止这个数。 阿灿男人大她15岁，应该是41岁的男人“娶”了26岁的女子。“女人嘛!就是这么一回事!”阿灿幽幽地说。她是率直的，敢于承认自己是“包养”的。 阿灿做“二奶”之前，虽然是一个打工妹，但她的“起点”较高，是小工厂的统计。在生活上，按理说没吃过什么苦。她委身“二奶”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失恋。经过一段婚恋悲剧对爱情、婚姻失望之后而被人包养的“二奶”，在“二奶”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在我正面接触的“二奶”

之中，除了阿银外，阿金、阿洁、阿艳、阿月等人，都经历过各式各样的婚恋失败，从此把一切山盟海誓都看成狗屎，不信男女有真情。 阿艳剜开自己的情感创痛。 晚上11点多钟，阿艳轻轻地敲我的防盗门:“你睡了吗?”“没有。”我随即将门打开。 阿艳拎着一瓶红葡萄酒，手指夹着两个高脚酒杯，碎步漾了过来。“我睡不着，阿敏，我们喝一点吧!”阿艳每晚睡前必喝一点葡萄酒，强迫自己睡去。 我的房内，开了一盏小台灯。我拿水鸟被靠在床头当高枕，和阿艳并肩倚靠在席梦思床垫上。 “老公呢?不是说今天晚上回来吗?”我有点意外地问。阿艳摇摇头:“别提了，他总是骗我，不过我也没有爱过他……我喜爱的人，却总也不会来找我。” 这个夜晚，就在酒精的陪衬下，阿艳剜开自己的情感创痛。我是湖南常德妹。家里很穷 。21岁那年，我嫁了人。老公家里很穷，婚后，还要养一大家子人。结婚不到半个月，由于生计所迫，他就去了广东东莞打工。 我在老家独守空房，等了他半年，他都说没钱回来。我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好不容易说服了婆婆，千里寻夫到了东莞，发现他新交了一个女朋友，在一起同居了。

那个女人是四川的打工妹，家乡还有丈夫和一个女儿。用老公的话来说，他们是在他乡临时组织的生活伴侣，一回家就会散的。 我不依，又哭又闹的，将他们拆散，然后，我就自己跑到东莞打工。我在人才市场的一个摊位上，遇到一个男人，他长得很帅，竟然是鸡头。他叫我去一个公司做推销，说每个月能赚2000元钱，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