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下载银行【downbank】 提供免费绿色软件下载-------------------------------------------------------------。朋友沈君说，他家的阳台就是这般模样。花事繁盛的时候，沈君在笔记中细细描述：“三月第十四天，阴午，杜鹃花开一百零九朵”；新买的百合“硕大而清香的白花谢了又开，今又有两花一苞矣”；而一盆繁密肥壮的不知名植物“像盛唐之后的晚唐余韵，但更应该说是像遗音重响，除肥茎和花盆可赏外，因了小小花叶的生机，遂觉生意可人”……有的花还拍照留念。 不知道沈君是如何保持他的闲情逸志的。和多数人一样，从学校出来，做一份平常的工作，侍奉双亲、应酬亲友、结婚、带孩子，这几年又先后两次买房装修，搬家折腾。一般家常男子负担的压力和琐事，他一样也不少。可是他没有渐渐变成发胖、脱发、言语无味、晚上把孩子哄上床就坐在电视机前打瞌睡的人。

沈君一如从前地买书看书，写下一叠一叠的读书笔记，其中大多是他的买书记录和读书心得，也有时事评论和日常的喜乐。笔记里还配着相应的图片、照片，心爱的书画印刷品及藏书票，非常赏心悦目。沈君把这戏称为“书房活计”。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读到沈君一本厚厚的书房札记，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即使不经大脑随手写出也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何况沈君是把这“活计”做得情文并茂的，这对于一个白天坐班，下班又有家累的人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沈君把现实的杂务和心中的世界平衡得很好，旁人看得轻松，其实他一定有自己不为人知的挣扎吧。但我没听他抱怨过，只是时常听他说又看了一本好书，种了几株好花，听朋友说了什么贴心的话，一再在笔记里看到他对好人美文的感动，对生活越来越宽的心怀。 有人说一旦成家立业，俗务缠身，就成了折翅的鸟儿，再也别做飞翔的梦。其实那是他们就此懈怠下来的缘故，时间久了，慢慢就忘了曾经翅膀一扇，风和云在耳边呼呼掠过的日子。沈君平时也是脚踏实地，不见羽翼的吧。然而在那些偶尔卸下日常生活重担的时刻，他便飞起来了，凭借心中的一双翅膀，在一本书的字缝里，在一支烟的工夫里。 折翅的鸟一样可以以心飞翔。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众多的“两截人”之一，但他的“下半截”又与别人有所不同，是“截”得更彻底：解放后他由“从文”而“弃文”，转入文物研究，埋头数十年终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方面的专家。这不但是改头换面，已近乎脱胎换骨，所以特别引人注目。 一般的看法，对沈从文“转型”无论是从“反面”还是“正面”去理解，都认同文物研究是一寂寞而安静的角落，比处于社会政治风口浪尖的文学要好过得多，沈从文躲在那些“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中，有了相对平静的后半生，所以能做出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的成果（按：《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未署选编者。收文46篇，大部分是解放后所作，其中21篇为“沈从文别集”所未收。书名取得好，有沈从文味。如我所猜，后得知是汪曾祺拟的。书前有汪曾祺代序《沈从文转业之谜》。部分文章有交代背景、隐衷的注解。1995年2月购）。但，几十年间政治风暴无往不及，是很难有真正的世外桃源的；况且，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人事纠葛。于是，从陈徒手近年挖掘、披露的材料中（《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此文结集收入《人有病，天知否》一书时，比在《读书》1998年10月号发表时多了一倍以上增补内容），我们看到了沈从文后半生的许多悲苦无措，尤其在历史博物馆期间的上头压制、人事牵绊、条件艰难，以至一腔热情投入的工作不能顺利开展（但陈徒手说沈从文那些惊人庞大的学术研究各个专题，除了有赖周恩来关心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外，其他的“出版都烟消云散”，是不完全正确的，只是他的丰富积累与存世成果太不成比例就是）。此外还有来自自己给予过大力帮助的身边人的打击，“文革”前助手之一、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插图的范曾，不但大写大字报，还因沈指出他画的一个古代人物的细节错误，而面斥沈“过时”（这一让沈从文晚年深受伤害、耿耿于怀的事件，别的材料中也出现过，如凌宇的《沈从文传》，但陈徒手是第一次公开点范曾的名。文章在《读书》发表后，范曾撰文辩称没有此事，陈徒手在收入《人有病，天知否》时核实材料作了细节修订，但“依然保留了主要的事实，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史料”）。 至于在历次运动中属于“题中应有之义”的其他遭遇，如下放“干校”、《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编著和出版的几番波折等，就更不必多说了。

就是在这样恶劣的人事环境中，却有两个人，走进了晚年沈从文的生命，默默地、虔诚地、辛勤地协助他的工作，使《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终得圆满完成。我认为，要评说沈从文的成就，不能将他后半生的文物研究一笔带过就算；因此，要记载沈从文的一生，这两个助手也应该大书一笔。他们是沈从文晚年的一抹温暖色彩，黄永玉就曾在《这一些忧郁的碎屑》中，表达过对这一男一女的敬意。 男的叫王予予。我当年购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上海书店，1997年6月一版，据香港商务印书馆1992年增订本印出，精装大16开，文179篇，黑白图片982幅）后，就已在一个细节上留意到他的情意。作为此书的主要助手，尤其增订是沈从文在病床上指导他具体完成的，那么他本可写一篇后记，谈谈这沈从文去世后才出版的增订本的有关情况。但他只是在沈留下的《再版后记》后面加几句话作为交代，而不另起题目突出自己；其语不多，无文饰，却自见深情与尊师之道，最后说的是：“《再版后记》是沈老在世时对自己的书最末一次说的几句话，事虽相距近十年之久，仿犹耳历。谨附数语补述。念兹。” 女的叫王亚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后期插图的绘画者。

现在，她编出一本《沈从文晚年口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一版），为我们留下晚年沈从文的珍贵片段。 此书的缘起，是一位编辑王瑞智，听到沈从文晚年在家乡湖南演讲的录音后，萌生配上CD出版的想法。他联系上原已将此在海外出版的王亚蓉，又请来两人的好友王晓梵等人（沈从文身后有这么一群“王”，实为幸事），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整理。全书内容包括：沈从文1981年在湖南的三个演讲（据说新近推出的“沈从文全集”没有全文收录这些演讲），1980年与研究沈从文的美国学者金介甫的谈话，1982年与王亚蓉的谈话，晚年致王亚蓉的7封信（其中一封是并给“二王”的，就因此，这一部分的副题成了“致王予予、王亚蓉的信札”，见出王亚蓉一贯对王予予的尊重），以及王亚蓉等人对沈从文的两篇回忆文章。书中有大量照片和对应的文物图片。附赠那些演讲的节选CD。 在沈从文温婉亲切的声音中读毕，感到书中沈从文的各部分内容，是按上述顺序越往后，才越深入接近其内心。 被作为“重头戏”排在前面的那三次演讲，沈从文谈了后半生的文物工作，也谈了前半生的文学经历。关于文物研究，他虽一再说自己只是“常识多一点”

，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却是津津乐道的，还由之指出了前人书画鉴别等方面的错误，并强调指出，服饰研究“还不仅是一个服装史，等于是物质文化史，从物，实物，具体的物中间提出问题”。但对于文学，他就没有对文物研究这么自信了，反复阐明的基调是：“谈到文学方面，我没有资格说”，“绝对没有发言权”，“我的写作应该说是失败了”，“社会变化太快了……所以就不能不改业了。”不过，即使因为其时的背景、公开的场合而使沈从文小心翼翼，甚至说了些明显是源于“大气候”、“配合需要”的话（如关于不久前访美的见闻），但他始终没有失去一个老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判断力：讲起当年，他禁不住怀念那时文坛没有“排队”和“指定”的好处，“到了作家要排队的时候我就不太习惯了。”他说自己“只想独立写小说”，“不能够让命令来写。你得让我自己脑子里的命令来写才能写出来。”（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赞赏了美国大学的教授占主导地位、官方对治学“不要求你帮他捧场”等（在湖南省文联座谈会上的讲话）。 接下来与金介甫的对谈，虽然时间比上述演讲还要早一年，但因为是小范围内面对与自己贴近的外国研究学者，因此话题既具体又深入，沈从文也能稍稍放言。

关于写作，他说：“我总觉得（政治）活动也要人，但是工作更需要人。”“应当多一些人低下头来做事。”“让他（作家）在工作上多一点表现，不太引到变化太多的局面里去。但是不可能，有这种妄想也不行。”——最后这句明显已有了身世之叹。他又直接批评文坛后来“捆得太紧了”；还有大学的教学，“学校都是公家训练的，口径都是一样的，这不太好。这个原因也是后头没法子继续写作。”涉及他的后半生文物工作，则对所在的历史博物馆颇有不满的微词。 谈到一些文人，虽是片段，也见出他的评论。如说当年“鲁迅骂的其实也是我骂的，他骂的就合理，我骂的就不合理，因为我骂的就得罪了他的关系。”说起受周作人翻译古希腊神话等影响，我注意到他介绍周作人“打仗时他跟着日本人一起做事情”，而不是省事地说“汉奸”。至于与丁玲的纠纷，对丁玲翻脸不认旧情，他说“那没关系，我不看重这些小事情”，“她要是不满意我也不在乎”，“让她骂骂我也不要紧”。 其他方面，使我留意的还有他劝金介甫不要在他早期习作上花太多工夫，个人作品“值得研究的还是1929年以后”。

谈话中间还偶然闪出一两句智者的睿语，是对人世的洞明：“因为我见的事情太多了，大家觉得很庄重的事情，我都觉得庄重里面有可笑的地方。” 到他与王亚蓉前往考古时在火车上的谈话，因为是身边的体己人，那就更放松了。讲他的“干校”生活，艰苦中的情趣：“好美啊”的门前几十亩荷花，“庄严极了”的牛，“很有趣味”的蛇叫；风雨中水淹了屋，可“我在屋里就打个伞，很好玩啊！一点不感到难过。看着窗子上的蜘蛛越长越大……”但，对一些丑恶小人则直斥其“坏”；尤其谈了些文坛的污浊，充满鄙视地说出丁玲许多不堪的内幕、王瑶对他的变色龙态度等。 全书压轴的晚年信札，数量虽少而份量不轻，更足见其人。 一方面，是长者的慈善、体贴、细心。沈从文在王亚蓉困难时期给予经济支持，但他一再告诉她，这事“十分平常自然，万万不要存不安心情。更不应当以为是要感谢”，“一切都是为了工作”。他说自己一向对政治运动“缺少配合敏感”，也不懂迎合上司、“打成一片”，所以动辄得咎；但却几次教她为人处世的细节，居家、作客的人情世故。这种对后辈的关心照拂与细致的“人情”，令人感动。 另一方面，则是一个老人最后的愤怒与悲叹。

他对历史博物馆对他工作的不关心、不支持、不懂行表示愤懑；对应为丁玲的“某老太婆”骂他，反应更加激动。这些尚是“小节”，另有两段话则令我瞩目： 一、在1979年6月2日致王亚蓉信中，说到官方的文学研究把他重新提出，“乍一看像是公正合理，民主原则在这部门正重新抬头。事实上我所有书早已全部烧尽……全部毁去，要个‘空头作家’的虚名有什么用。至多是对外起些点假民主作用而已。”——这是我所见后期沈从文对社会政治最大胆、最激烈的言辞。 二、在1982年1月29日致王予予、王亚蓉信中，谈自己的作品重新出版，应该是高兴的，可他却又说道：“也许变故一来，我将有重新摔倒完事可能。中国事一切难以从‘常理推测’即在此。以不抱任何任何不切现实幻想为合理”。——这已不仅是愤慨，而是更沉重的悲凉，融和着他一生所历的沧桑。 为我们存留和带来晚年沈从文这些真实声音的王亚蓉，所写《先生带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一文，是一份深挚情感的回应，也提供了一些有关的情况和意见。 她忆述自己如何从一个小美工，在沈从文的教导、照顾下，成长为一个古代服饰专家。（按：那次金介甫在访谈中曾问：“现在你有学生吗？”

沈从文连声说有，指的就是“二王”。）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沈从文说自己“对绘画的理解有感情”，举例说王亚蓉，“我教她大概是用这种方式画，效果会更好，她接受，结果效果是不同了，可见我懂。” 沈从文的“可见我懂”，我想是意有所指的，即上面说到的范曾面辱事件。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在《读书》发表时，引用的是别人转述沈的话，说当时范曾画的是屈原，范曾便以他从未画过屈原像来辩解。后来陈徒手增补此文收入《人有病，天知否》，补引了沈致汪曾祺信，说画的是商鞅。凌宇《沈从文传》也持此说。本书（《沈从文晚年口述》）所另附的王晓强一篇回忆文章，则说画的是曹操；而沈从文在湖南省文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同样不点名提到一个出名的画家画曹操的失误，“他知道画，他不知道还要学”。——现在，王亚蓉以当时在场人的身份，记述其事，则说画的是诸葛亮。（而且各家对范曾究竟画错了什么被沈从文指正，也说法不一。）王亚蓉并指出了范曾（仍没点名）当年受沈从文帮助、栽培的具体情况，为沈鸣不平。

沈从文第2节 人在江湖看水云(2)

王亚蓉的义愤还表现在“丁玲事件”上。她说丁玲1981年在湖南文联公开演讲还说沈从文是反动作家，（按：本书所收沈的演讲就有同年在同一处的，不知是否丁玲事后去“消毒”？）她当时就想写文章反驳，被沈从文制止；但现在这篇回忆文中，她还是忍不住说：“她也是多年的受害者，都这时候了还这么左，左得让人烦。” 她是敢说话的。该文附《追随沈从文先生文物研究大事记》，1985年有一条记载因胡耀邦的关注，国家为沈解决待遇，却是这么写的：“……沈先生向往多年的工作条件，在他行动、健康已不能自理的时候都有望解决了。” 当然王亚蓉更主要是一个文物研究者，她更关注沈从文在“物质文化史”方面的非凡贡献。在指出沈许多预见性推论被新出土的文物证实后，她最后提出沈从文是一个“形象历史学家”，说沈不同于单纯文献研究的历史学家或单纯考古文物研究的历史学家，“沈从文先生是以文物为基础，用文献及杂书笔记做比较的唯物法，加上他充满思索的文学家头脑和手笔来进行研究的”。——这一概念、这一提法，是很好地总括了沈从文后半生成绩的。 但王文的一个说法却让人有点疑惑。

她说沈从文曾给她讲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郭沫若序言的来历，是有次宴会沈、郭邻座，谈起该书，郭主动提议写序，“沈先生理解郭老是用这个方式表示点歉意吧”（按：解放前夕郭“斥反动文艺”，以“桃红色”一枪放倒沈从文，是沈在鼎革中精神崩溃的重要诱因，也导致了沈后半生的“转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居然由郭沫若作序，自然引起人们关注）。胡文辉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偶记》一文指出，编著此书是周恩来作为政治交往所需布置下来的，“既是总理的意思，郭沫若自然立即出马”，且可能不知道该书具体由沈主事；“沈在《引言》和《后记》中无一言谈及郭序，其心事可知”。我是同意这一分析的。沈从文的《后记》、《再版后记》详细讲了成书经过，并感谢了有关人士；以他为人的善良，如果郭真有此善意、“歉意”，岂有再记恨不提之理。 这样一本书，肯定是珍贵的。不过，我感到它对我们了解沈从文后半生的真实情况、特别是理解沈从文后半生的真实心情，还不能说有极大的价值(也没有太多超过现已行世的史料)。当然，这也因为“沈从文后半生”，实在是一个太复杂的话题。已有各方人士对此作过回忆、评论和研究，在此我也不揣冒昧来说几句。

开头时谈到对沈从文的“转向”有“反面”和“正面”两种理解。我最早是受到吴方的影响，他在《写作的命运》一文中对此的评语是：“敢舍”；说：“人生的轨道原没有什么一定。对文学，真诚地爱它，投身于它，又真心地离开它，可悲亦可喜。”并引了俞平伯的一段话，大意云遥指青山为归路，但走近了，空翠渐减，“只见平淡无奇的道路，树石，憧憬既已消释了，我们遂坦然长往……”这种“浪漫主义”的、“禅味”的解说，令我一见心喜，借来作自己人生的态度，也种下了对沈从文后半生作“正面理解”的基调。 有相似看法的还有施蛰存、常风、张充和等人，都同意沈从文解放后弃文就“物”是可庆幸的、甚至是更好的选择，是一种“明道”。沈从文晚年自己的公开说法（包括在湖南和在美国的演讲），也不会完全是违心之言。 当然，政治的压力、外部形势的翻天覆地变化，以及随后种种风波际遇、个人深心的隐痛，毕竟不可以视而不见。如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引沈从文儿子沈虎雏的话，说沈解放后也曾“内心深处觉得离开文学很可惜”；他想要“归队”，但重新执笔，终于受制于客观与主观双方面而失败，反映了沈晚年的矛盾复又矛盾。

还有，刊于《读书》原文的结尾：“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这个结尾很有意味，收入《人有病，天知否》时却不知为什么删了、改了）。 所以，其实我已将自己的“正面理解”有所修正。1997年9月购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后，在秋雨绵绵中作聚书录，曾以一句“雍容进退自古难”概述之，现转述如下： 沈从文解放后由一个杰出的作家变成一个文物工作者，由漂亮感人的小说散文转而成就这部科学著作，这样的“退”，若从表面看，或从文学爱好者的角度看，甚为可惜；尤其是迫于强大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改头换面、进退失据，令人叹息。 但若想深一层，从人格等方面来看，又似乎不必强代人愁。这何尝不是塞翁失马呢？不能写小说了，就放弃虚浮的文学，转而从事实实在在的、自己同样喜欢的文物工作，并一样做出了贡献，保持了士人本色，总比投闲置散，或者以为虎作伥为代价换取继续执笔的权利和风光要好。而且，就是在他自己看来，文学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放不下的东西，他本来爱的就是“生活”这部大书。他懂得舍弃，也敢于舍弃，这份认识、勇气与洒脱非一般人所能有，深为我欣赏。

因此，在精神上，进退之间他自有雍容气度，为于政治潮、世俗网、名利场、文学圈中打滚者所远远不如。 可是，若再想深一层，真的无怨无悔，真的未有过夜深梦回的嗒然若失，乃至黯然神伤吗？真的那么潇洒，无碍无滞，心底毫无心结与心事吗？怕就未必了。完全的雍容从容，得失毫不系于心，那只是理想中的修行。尤其作为被迫舍弃者，至多只是随遇而安，却难以天上人间处处欣然的。 所以还是只能叹一句：雍容进退自古难。 我们外人的感受也同样复杂矛盾，就像汪曾祺在《沈从文转业之谜》里说到，沈在博物馆讲解的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旁人看来却“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这一番改行，可真是亦悲亦喜，悲喜难言；亦得亦失，得失难言。——步入冷径仍采花，花非昨日花，人非昨日人。但又如刘以达歌中唱的：“其实你的花，跟我的花，也都叫作花”，则又花还是花、人还是“人”。既难言，则惟有存一份怀念的心情了—— “念兹”。 对于沈从文其人其作的感想，要说的当然不止这么一点。沈从文，是我的挚爱。

对他，我自问是用心的：读他的书和文章、关于他的书和文章，载录他的资料，甚至还对他作品单篇和结集的出处、出版、版本等，下过些笨工夫，费了些时日好好梳理过——哪怕我也明知这种“个人考证”没什么价值、很无聊，但，正如我1996年11月那次整理时给自己的最大一个理由：“因为他是沈从文。”仅这个原因就够了。 然而，我之前还从未公开谈过沈从文。不仅是因为他的丰富、复杂，自知肤浅而无处下手，也怕轻率发言轻慢了心爱；还因为，沈从文是我的“私人证物”。这样与自己生命深切相关的“大爱”、“大美”，是难以言说的，尤其公开示人。——恰巧，得此《沈从文晚年口述》后不久，与一位旧友重新联系上，这个对我的“沈从文故事”和“张爱玲故事”都了解的“知情人”，说到我当年的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