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有为温州无为·不为（2）

温州市政府执行中央政策有“三句话”： 第一句话，中央红头文件明文规定不允许干的，坚决不干，但允许试验，因为温州是试验区，试成功再推广，试不成功再退回来； 第二句话，中央红头文件没有规定的，我就积极干，在干当中创造经验，丰富中央文件，因为中央文件都是在实践当中丰富起来的； 第三句话，中央红头文件明文规定可以干的事就大胆干，放开手脚干。 同样“三句话”，当时有些地方却是这么说： 中央红头文件明文规定不允许干的，坚决不干，因为这是高压线； 中央红头文件没有规定的我不好干； 中央红头文件明文规定可以干的事情，还要看一看，看了人家怎么干我再干，因为这样少犯错误。 于是在温州，个体工商业、服务业、家庭工厂、挂户经营、买卖合同、长途运输、雇工经营、合股经营、（资金）聚会等等，只要上面不管，就都让它发展。就连私人钱庄、私人换外汇、经营邮电业也存在过。 用老百姓的话说，起先是“顶牛”，现在是“放羊”。 在奉命压制、打击个体私营经济时的“不为”则表现为“妥协与怠工 ”。 也许“妥协与怠工”一说有些刺耳，但事实如此。

在温州个私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初期，许多做法都是不符合当时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解的，经常会带来“姓社姓资”的争论，时不时地上面会来个限制或者打压的文件。温州政府常常也得抓一下，以表示还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天下。每逢风潮来时，总会搞得人心惶惶，有的人则会外逃躲风头。令温州政府和官员为难的是，温州人在商品经济方面的“闯”“试”往往会过不了多久又被上面肯定。于是，干部开始学会故意“认不清”方向。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84年在平阳县钱库镇出现的私人钱庄，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坚决要求取缔，而温州各级政府因为考虑到钱库当时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人民银行总行按规定拒发《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的情况下，并没有强制取缔，而是争取在钱库镇的银行和信用社率先实行利率浮动改革的试点，最后，钱庄于1989年在无证经营了5年后自行关闭。 有人说，温州每一次来自民间的对现有制度的突破，莫不能离开政府有意无意的扶持与“疏忽”，不无道理。一次会议上，温州的领导讲了句非常实在的话，希望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那些部门负责同志，只要有利于老百姓的事情，希望大家“睁只眼闭只眼”，必要的时候“把两只眼睛都闭起来”。 “不为”

还时不时地表现为政治上的一种冒险。 市场经济发源于我国计划经济力量相对最薄弱的温州一带，让那些不符合当时社会主义理念的事情和现象存在和发展，而不是压制和取缔，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这种“不为”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的。 事实上，从1960年开包产到户先河的的县委书记李云河始，到市委书记袁芳烈、董朝才，温州出现了太多的充满了悲怆命运的改革者。与百无禁忌的近乎狂放的温州经济不同，温州的官员却从来就被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中，时不时会被拎出来“示众”质问一番。 直到90年代初期，温州政府的领导还常常会为外界对温州私营经济比重过高、集体经济比重过低的批评而不安。 书记市长接受采访首先往往是拿出了一大叠的数据，极力解释温州经济当中的公有制比重仍然很大。他们还苦心地培植出了一些公有制企业的典型。当无数取经者千里迢迢来温州取经的时候，温州的干部最津津乐道的却是先向他们介绍温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不少因改革带来的政治风险最后常为改革者所担承。 袁芳烈，主政温州4年，温州家底翻了一番。

到1984、1985年，全市面上经济实际增长率估计在20%以上，政府财政收入也同时翻了一番多，但袁没有从上级获得一句公开的评价，平调回杭州。很久之后，他才知道，上级负责同志对他的继任者特别嘱咐，你去要搞活国有企业，冻结原来的干部。袁此时才明白，这是对温州4年改革的否定。 董朝才，于1990年在任期离任。此前，上级曾要求董写报告请求撤销“温州实验区”，董未从命。离任时，他意味深长地说：“要是中国到处有这样的市场，该多好！我哪里错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