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有为温州逞能·低能
“无为而治”。 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温州政府描绘的“角色脸谱”。 从经济学家到社会学家，从新闻媒体到平民百姓，这种调门一时成为“流行”，一时成为“定论”。 言下之意是，温州政府官员是“无所事事”，甚至于“马放南山”，甚至于顺水也无须推舟。 而事实上，无论这言语中包含的是对政府审时度势的褒扬，抑或是对碌碌无为的批评，简洁如斯的“经典”已构成对温州影响最为久远的误读。 从袁芳烈的“转向”到董朝才的“保护民营经济政策”，从张友余的“二次创业构想”到钱兴中的“山水温州”，直到今天李强的“一港三城战略”“效能革命”，桩桩件件无不是“有为”之作。 温州，是一个“有为温州”。 而且，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在正名之前，温州夹着尾巴——一条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做人。 是收是放？是压是促？姓公姓私？姓社姓资？ 在个体户专业户重点户私营企业主伸长脖子察看风向之时，温州的政府也为自己扮演什么角色左顾右盼，时而茫然，时而黯然，时而惶惶然，时而欣欣然。 令人惊叹的是，20多年来不时“引爆”的生死论争终于没有真正地撼动政府的意志。
在外界争论中出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 温州的执政轨迹耐人寻味。 作为显学探究的上佳标本，温州的荣枯、进退、因果势必引起世人对政府角色的评头论足。而市场经济破冰之旅先行者的特殊身份，使得这一探究多了体制上的借鉴意义—— “看得见的手”与 “看不见的手”，究竟是如何友好地握在一起？ 温州不幸。 这个宋元之间产生过“永嘉杂剧”的商贾云集的“六朝繁华地”，明、清以来却凋零冷落。 解放前基本没有工业，上世纪50年代是前线。作为反蒋反美的“前哨”，在准备打仗的沉重空气中，国家重点项目投资一片空白。 60年代是火线。10年浩劫，几乎使温州遭受了灭顶之灾，乱得在全国出了名，派系林立，流血事件不断，“革命”革得天老地荒，工农业生产一落千丈。 70年代是短线，几无投资。而浮夸风、反右风，一阵阵“左”倾思潮，一次次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和“枪打出头鸟”，把温州人民死死地捆在几分土地上，许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民谣云：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单干，洞头吃贷款。十万人被迫外出谋生，而外出又因为讨不到公社的证明吃尽苦头。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温州才有了起跑线。
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独特地域性格使得民间的“反叛”冲动终于付诸实践，一批重点户专业户悄悄地冒了出来。可多年来的“左”祸，国家政策的滞后，一时无法打开充满计划色彩的脑门。 政府“猝不及防”。 一个普遍的反映是“看不清，吃不准，拿不定”。干部对“两户”的性质“认不清”，怕搞错方向，不敢大胆支持；社员对政策“摸不准”，怕再“割尾巴”、“抓辫子”、挨批受罚；有的有怀疑，怕政策会“变”， “谈富色变”，不敢露富，不敢冒尖。对“两户”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雇工问题、承包耕地的问题，个人或联合经营荒山、海滩、水面问题，“两户”产品上市及长途运销问题等等，找不到答案，讲不清道理，干部不敢表态，群众缩手缩脚。 有一位养鸭专业户，见有干部登门上访，先自怕了，以为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赶紧声明：“以后不养了。” 与此同时，在管理层面，计划经济的桎梏随时可以发出可怕的威力。 在1980年７月的一份关于个体工商户进行全面整顿登记发证工作的报告上，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注意事项”
：近年来个体工商业中出现了合伙经营、家庭经营、设铺面、带学徒等新情况，因此，除批准个体工商业户经营外，也可以批准部分夫妻店父子店兄弟店姐妹店；有技术专长的可以签订师徒合同带一二徒弟；私人合资经营，既不属于个体经济，更不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要加以正确引导，逐步组织为街道集体企业。 既使是在极其偏僻的小山村，笔者也能看到这样的镜头。 一位中年妇女挨家挨户收购兔毛，没想给一“打办同志”逮个正着，当场没收。那妇女当即下跪，又遭厉声呵斥。“打办”的全称是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 一人到乡下背树贩卖，被“工商”碰上，一管理员拿出驳壳枪在其脑门上敲出殷红的血来。那时候有的工商管理员竟配了枪！ 我们无意于个体的检讨，但管理员逞能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能政府的运行逻辑。 “八大王事件”是政府导向的极致表露。所谓八大王，都是温州流通加工领域里的8名有名的个体老板，有目录大王、线圈大王、邮电大王……1982年，国家出台措施，“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8人以“投机倒把”等罪名被批捕。这就是有名的“八大王事件”。 被追捕时的罪名是投机倒把。
虽然抓捕的旨意来自上头，1984年后也已陆续一一平反，于温州民营经济而言，这不啻于一颗重磅炸弹，是心头永远的痛。以至今日提起，尤为人扼腕再三。 政府的行为有时就这样难以理解。凭着“整顿”的一腔热情来引导规范发展一地的经济，却在事实上扼杀了民间的力量。曾多年从事温州经贸工作的官员说，用计划经济的一套来指挥新生的民营经济，无法企及的调度能力则往往演变为闹哄哄的逞能，尽管理由冠冕堂皇。 数字证明了这一点。 “八大王”被捕之后，温州主要经济指标一路下滑。1980年温州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为31.5％，1981年为7.0％，1982年一下子下降为-1.7％，甚至比1981年倒退。温州人少地多，本没有什么资源，也缺少国有企业，打击个私经济之后，工人失业，街市冷落，老百姓的生活更加没有着落。 此时的温州是悲观的，有人断言，悲观的原因之一是政府的“低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