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下载银行【downbank】 提供免费绿色软件下载-------------------------------------------------------------中国自己早期闻名的留学生应属到印度学习佛经的唐朝僧人玄奘。 ▲中国大规模出国留学发生在近代，其外在原因是以英法为首的西方列强因为对华贸易而强行打开了当时封闭了近200年的中国国门；内在原因是国人在亡种灭国危机下寻找救亡图存的强烈冲动。中国近代第一个留学生是留学美国耶鲁大学的广东籍青年容闳。 ▲从1872年第一批官派幼童留美算起，迄今已132年；130年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从区区几十人发展到如今的每年上10万人，总数已达上百万人。对这130多年的留学史，目前有很多种划分方法，根据自己对留学生群体的特点和作用的观察和分析，我觉得应该将其分成五代比较合适。 ▲值得关注的是，留学大潮的兴起从一开始就与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留学生运动的热与冷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晴雨表。

无论是第一代留学生的富国强兵梦，还是第二代热血革命的理想，抑或第三代科技救国的执著，第四代建设祖国的使命，乃至第五代创业立业的热诚，都无不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更与当时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发展瓶颈相关。每一代留学生均是当时现代化进程中冲关夺隘的急先锋和生力军。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经济文化中心。与强盛的国力相伴，中华文明也曾以博览百家，吸纳众长而雄视天下，并吸引了周边国家众多的学子来华学习。与此同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更是中华学子千百年来的优良传统，历史上华夏子孙游学异国他乡的故事不胜枚举，从玄奘西游到鉴真东渡，可谓妇孺皆知，脍炙人口。总之，无论是经商还是游学，古代中国人都是以一种自信与开放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勤奋而智慧的风采。 但进入近代后，由于清王朝闭关锁国，一味排外；统治阶层颟顸地坚持所谓天朝大国理念，迷信华夷之分；因此，在西方开始文艺复兴，进行工业革命时，曾经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国却在自我封闭中慢慢落伍了。

据统计，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为32.4%，居世界首位；到1890年降为13.2%，1919年又降为9.1%；18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为50%，1919年降为36.7%。 落后就要挨打。在近代历史上，清朝君臣实际上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国门之后才开始真正开始睁眼看世界的，这一过程是如此痛苦而漫长，它伴随着难以计数的苦难与屈辱，国仇与家恨。从被迫与所谓蛮夷交往到主动派使节驻外，从把外来文化当作洪水猛兽到师夷长计以制夷，从视研习西学为离经叛道到主动派学生出国留学，近代中国就是这样在枪炮声中开始痛苦地对外开放，在血与泪中开始了自己漫长而曲折的现代化进程。标志着这一进程开始的当推曾经辉煌一时的洋务运动，而伴随着这一进程始终并与之兴衰与共的当数肇始于洋务运动但却绵延至今的留学大潮。

2004年8月3日，美国耶鲁大学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发布会，纪念中国首位留美学生容闳自该校毕业150周年。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出席了发布会。1847年，19岁的广东青年容闳赴美求学，并于3年后考入耶鲁大学学习法律。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成为中国首位留美学生。回国以后，容闳前后组织了4批共120幼童赴美留学，开创了中国官费留学的先河。在这些留美幼童中，涌现出“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中国第一位大学校长蔡绍基等历史名人。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在发布会上说，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出国留学的开拓者，也是官派留学的首倡者。早期的中国留学生满怀报国之志，刻苦学习，他们的坎坷经历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2]2000年的5月5日，容闳的肖像进入了美国耶鲁大学的名人堂。我记得2003年耶鲁大学校长访华期间，我曾见到了他本人，他非常自豪地提到了耶鲁毕业了许多的优秀学生，诞生了5位总统，包括克林顿、老布什、小布什等，出了1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事实上，容闳是中国真正融入西方现代文明，并以不带偏见的眼光观察那个世界的第一人。

今天我们纪念他的创举，却似乎忘记了他在那个时代的寂寞与悲凉。容闳在促进东西方交流的历程中尝尽坎坷，而被他送出国外留学的幼童，绝大多数在没有完成学业的情况下，就因为大清帝国顽固派对现代文明的无知与抵制，而提前被强令回国。这一段历史，也许才是最值得我们铭记并且反思的。 1855年，26岁的容闳怀着报效朝廷的愿望，回到祖国。面对祖国的落后和异邦的强盛，容闳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青年“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与中国”。 当时清政府在惨遭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割地赔款之后，又遭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严重打击，正面临覆灭的危险。当时，容闳这位只有美国学位，而无清廷功名的留学生报国无门、只能望国兴叹！ 1853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之后，清政府的统治趋于稳定。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政府在经历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惨痛打击之后，开始注意启用一些开明之士，并积极寻求富国强兵之道。此时，受过多年美国教育、怀有教育报国思想的容闳，努力通过各种关系说服朝廷派遣留学生。 1868年，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浦安臣条约》。其中有“中国入美国的大小官学，可享受最惠国人民待遇“的条款。

这种在教育交流方面的最惠国待遇，为容闳向美派遣留学生计划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1870年，天津发生了焚烧法国教堂并杀害领事的“天津教案”。容闳经人推荐被任命为经办此案的李鸿章、曾国藩的翻译，这终于使得他有机会向曾、李二人提出选派幼童留学的大胆计划。

百年留学潮幼童出洋的夭折

从小学到中学，小留学生们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他们从这些书中不仅学到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数年之后，很多幼童渐渐对《四书》、《五经》和儒学孔教失去了兴趣，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看重，而对个人权力、自由、民主等观念十分迷恋。个别的幼童还和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充满青春活力的幼童们还与美国孩子一起参加各类体育活动，詹天佑等人还组织了棒球队，在不少比赛中取得过好成绩。在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容闳眼里，孩子们的这些变化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随行的清朝守旧官僚看来，这些举动却是大逆不道。 1876年，清廷派吴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吴子登虽支持洋务运动，但思想不够开放，且官僚习气严重，对派留学生常持异议。他一到任，就将幼童们召来，严加训斥，并下令开除了两名信基督教者，引起许多学生的不满。此外，吴子登还加重幼童们的中文课程，突出进行封建道德和礼仪教育，使幼童们非常反感，对吴子登的话就是不听，只听从容闳一个人的号令。 恼羞成怒的吴子登频频向清廷写奏折，还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幼童如何“美国化”，讲容闳如何放纵幼童，如何目空一切等等。

只凭一腔热血报国却对中国政治一无所知的容闳根本没有在意吴子登的这些行动，也不进行反驳。清廷上下对吴子登的一面之词信以为真，连曾纪泽(时任驻英、法公使，曾国藩之子)这样开明的官员都认为留美幼童难以成才。1881年，吴子登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迅速得以批准。 当全体幼童听说朝廷让他们即日中止学业回国的消息时，一个个既悲愤又伤心，要知道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说，再过一二年就大学毕业。在这四批120名学童当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赓大学毕业，还有60多人正在读大学，其余的都还是中学生。在这些学生中，有3人到美国后病亡，数人先行回国，只有少数人抗拒不归，其余的在1881年9月6日离美回华。 “幼童出洋”的理想和试验就这样烟消云散了，但愤怒的情绪却埋藏在幼童们的心间，他们成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第一批留学计划以失败告终，令世人惋惜。否则，中国科技起步会早数十年。容闳后来说：“我所有的努力都宣告无效，我的救助中国之心也就此而止了。”百日维新失败后他逃往香港，转至美国而终老。 尽管“幼童出洋”

夭折了，但后来还是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人物：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晚清外交家、民初交通总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中国第一位矿冶工程师吴仰曾，第一位在美开业的华裔律师张广仁等优秀人才。中国留美幼童纪念学会会长高宗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幼童与美国家庭共同生活，水乳交融，对促进民族感情贡献良多，影响源远流长。”“中国幼童留美，首开中美教育交流的先河，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极具重要性的一页，弥足珍贵。”

百年留学潮新中国总理和元帅的摇篮

第二代留学生的著名，有很多是在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新型政党在中国的建立，他们主要留学法国、俄国、日本，特别是勤工俭学这一批。从1915年开始，中国知识界的李石曾(1881～1973，1902年留法)、蔡元培(1868～1940，1907年留德)、吴稚晖(1865～1953，1901年留日)、汪精卫(1883～1944，1903年留日)等人激奋于振兴中国的科学技术，鼓励青年向西方学习，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在里昂、北京等地设立分会，招寻自愿赴法求学的青年。在河北高阳县办“留法工艺学校”，为贫寒子弟留法做准备。李石曾还组建“法华教育会”，与法社会各界建立联系，为留法创造半工半读条件。到1916年已接待100多人，至1920年赴法求学人数已达1600人，逐步形成全国性潮流，延续了20多年，为以后中国的政治、科技、文化、艺术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培养了大批栋梁人才。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等都是1920年左右赴法勤工俭学的。

严济慈、童第周、巴金、徐悲鸿、钱三强、肖三、冼星海等著名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都随此潮在法国学习和工作过。 2004年6月，我参加了欧美同学会在巴黎举办的“21世纪中国留学人员与中外交流”研讨会。会上，还举办了留法学生图书展，其中老一辈的赴法勤工俭学的人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得中国驻法前大使，现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曾说过，中国近代在海外的留学生中，在法国的留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百年留学潮哈金森学徒与油印博士

在当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邓小平是这批留学生中涌现出的中国当代最杰出的领导人。1920年，从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的83名川东子弟，告别家乡，乘船离开了重庆。邓小平是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9月11日，他们在上海登上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10月19日，“盎特莱蓬”号在历经39天的海上航行后，终于到达了法国南部城市马赛。 到法国不久，邓小平就和他的叔父邓绍圣一起来到了位于法国西部的巴约中学补习法语。对于只有15000人的巴约来说，一下子来了十几个中国学生，在当时的确成了新闻。邓小平在这里只读了5个月的书。 1921年3月13日，在巴约中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一起离开了学校。他们来到了法国南部重工业城市克鲁梭，在一个名叫施奈德的钢铁厂里，17岁的邓小平当上了一名轧钢工，工卡里记载，他的报酬是每天6.6个法郎。这样的收入在当时维持基本生活都很困难，更不用说上学了。不久，他辞去了这份工作，离开克鲁梭来到了巴黎。1922年2月，邓小平在夏莱特市的哈金森橡胶厂勤工俭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汪泽楷、王若飞、郑超麟等一批当时的先进青年。

在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并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诞生。不久，邓小平加入了旅欧少年共产党，成为一名青年团员。第二年3月，他离开了哈金森。这时，他已经成为一位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者，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历程。 1923年夏天，邓小平加入了旅欧青年团领导机关的工作，成为《赤光》杂志的一名编辑，周恩来就是他的直接领导。邓小平在同志们中间赢得了“油印博士”的称号。1924年7月，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20岁的邓小平当选为执行委员，并进入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局，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1925年6月，他直接参加组织了为支援国内五卅运动而举行的法国华人示威活动，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法国警方的档案里。此时他的公开身分是雷诺汽车制造厂的一名钳工。 1926年1月8日以后，法国警方的档案再也没有邓小平在巴黎的记载了。邓小平走了，他结束了在法国5年多的生活，在警方采取行动的前一天晚上，他和另外19名同志一起去了莫斯科。

百年留学潮蒋介石亲派李政道留美学造原子弹

抗战期间，留学人数锐减，从1938～1941年仅有300人左右出国留学。抗战胜利后，全国上下渴望进行和平建设和加速国家工业化进程。战争时期中国武器装备的落后，激励了新的留学热潮。当时政府制定了《自费留学生派遣办法》，为大批学生和学者到西方学习和工作创造了较有利的条件。李政道(物理)、朱光亚(物理)、唐傲庆(化学)、孙本旺(1913～1984，数学)、张瑞马先(化学)等5人是蒋介石亲自决定选派的。1946年蒋介石找吴大猷、曾昭伦和华罗庚问为什么中国不能造原子弹。答曰，中国缺少人才。蒋委托3位科学家立即选派并护送一批最优秀青年去美学习，回来造原子弹。5人于1946年9月从上海起程去美国。美国政府以原子技术对外国保密为由，拒绝接收。吴大猷和华罗庚不得不宣布解散，请各位自寻出路[10]。 据原高教部统计[11]，到1950年滞留在各国的留学生和学者有5000多人。其中美国3500人，日本1200人，英国443人，法国197人，德国50人，丹麦和加拿大各20人等等，大多数是抗战前后出国留学或工作的。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和老一代科学家们召唤学子们回国工作。

1949～1954年经过坎坷挫折和艰苦不绕的斗争而回到祖国的1424人，多数是从美(937人)、英(193人)、日(119人)和法国(85人)回来的。到50年代末回国人数增至2500名。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赵忠尧、郭永怀、李恒德、师昌绪、陈能宽、侯祥麟等，是朝鲜战争后，经过中美多次谈判才迫使美国停止扣留而回到祖国的。他们为开拓和发展新中国的教育、科技、国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百年留学潮毛泽东说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与中国历史上历次留学运动不同的是，新中国派遣留学生计划与国家工业建设计划密切结合。1949年初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从1950年到1952年，中国先后与苏联和东欧各国达成了交换留学生协议并陆续开始执行。由中国教育部门派出的留学生，1950年35名，1951年381名，1952年231名，1953年675名，1954年1518名，1955年2093名，1956年2401名。1957～1960年每年减少至400～500名。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后，派出人数进一步减少，1964年以后基本停止向苏联派遣，改向西方各国。据教育部统计，1950-1963年间总共派出留学生9594人，分布于苏(8357人)、东欧(共925人：东德273，捷克238，波兰160，匈牙利88，罗马尼亚75，保加利亚68，阿尔巴尼亚23、西欧和亚洲各国17)。 除前述教育部门派出的以外，还有50年代军委系统派出的军事留学生800人，共青团中央派出138人。

为执行各项苏、欧援建计划，“一五”期间由工业部门独立派出7800人去苏联、东欧工厂、矿山对口实习工艺技术和管理，其中管理人员609人，工程技术人员4876人，工人2291人，其他44人。 这一代留学生中绝大多数根红苗正，其中不少人不是烈士遗孤，就是革命后代，像江泽民、李鹏、邹家骅等，因此，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一个新世界、新中国的殷切希望。毛泽东主席那段著名的题词“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就是他在出访苏联接见中国留学生代表时讲的。 这一代留学生也没有辜负老一代革命家的期望。50～60年代中国派出的1万8千多留学人员全部回国，无条件地服从分配，愉快地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青春年华，成为后来发展工业和全面建立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他们在苏联、东欧各国学习期间得到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帮助，与教师、同学建立了诚挚的友情，成为中俄、中欧友好时代的美好佳话载入史册。

百年留学潮邓小平开启中国留学运动新时代

1978年7月美国卡特总统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Dr.FrankPress)向方毅副总理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去美商谈中美互派留学生的有关事宜。与美国达成协议后，国家教委陆续与英国(1979)、埃及(1979)、加拿大(1979)、荷兰(1979)、意大利(1980)、日本(1981)、联邦德国(1981)、法国(1981)、比利时(1981)、澳大利亚(1986)等国政府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第五代留学生，留学时间为1978年中国对外开放以后。留学人数超过前五代的总和，他们将在21世纪的中国释放出巨大能量。近年来国内外媒体已对其中的佼佼者作了大量的报道。 大门一开，被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断和抑制了20多年的留学渴望迸发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潮。与西方世界隔绝了30多年之后，1978年12月首批50名赴美留学人员到达华盛顿，进入各高等学校。从1978到1989这十年中，经国家教委派往前述各国的留学生达到96100人，其中公费派出的29990人。

从1979到2000年，仅由中国教育部门向西方各国派出的留学生就达45万7700人，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20万、日本5.5万、加拿大3.8万、英国3.65万、德国2.6万、澳大利亚1.78万、法国1.63万、俄罗斯1.18万。还有大批青年通过亲友和其他渠道出国留学，未包括在教育部门统计之内。 八十年代中国政府根据中外的实际情况，完善了留学生政策，那就是“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核心依然是鼓励回国工作，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祖国服务。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要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在这二十多年中约70多万人出国留学，这是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运动的伟大成就之一。第五代留学生，很多已经或陆续回国，成为发展中国科技研发、高新产业、新经济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新一代骨干力量。仍在国外工作的学子们，也在寻找机会，珍惜机遇，用各种方式为祖国的振兴和人类科学事业的进步贡献力量。

百年留学潮中共三代领导核心海归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10位开国元帅中有6位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政府委员共63人，在国外留学或工作过的42人，占三分之二。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即时称毛刘周朱陈林邓的7大常委中，除毛泽东外，其余6人均有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 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中，邓小平曾经先后多年留学法国、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