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第18节 沈从文结婚了
除了撰写文章之外，沈从文与此同时还参加了文化界集体营救丁玲的活动。他与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38位文化名人，联名向南京政府致电，要求释放丁、潘二人。电文如下：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汪院长司法部罗部长钧鉴，比闻作家丁玲、潘梓年突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虽真相未明，然丁、潘两人，在著作界素著声望，于我国文化事业，不无微劳，元培等谊切同文，敢为呼吁，尚恳揆法衡情，量予释放，或移交法院，从宽处理，亦国家怀远右文之德也。 人们等待着，人们奔波着，左翼作家也好，左联之外的作家也好，几乎所有有正义心的作家都关心着丁玲的命运。 6月25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一则消息，称丁玲已于6月15日被枪杀。这一报道很快被证实为谣言，但丁玲被杀的谣言，却促使沈从文于失去朋友的痛苦之中，创作了短篇小说《三个女性》。 张兆和回忆，丁玲被捕的消息传到青岛时，她已经从苏州到了那里，准备同沈从文结婚。他们曾收到上海友人的电报，告知丁玲已被杀害，沈从文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写出《三个女性》的。这篇小说大概只用了一两天的时间便写出了。
小说基本上以沈从文所熟悉的生活为背景，张兆和则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黑凤的生活原型。沈从文把小说的地点放在一个海滨避暑地，借三个在海滨游玩的女性的谈论，来写在远方受难的另一个女性孟轲。孟轲即丁玲一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可看作借指丁玲。 小说在前半部分以优美而抒情的笔调，描述三个女性的悠闲、浪漫。她们在风光秀丽的海滨，谈论诗，谈论美，谈论黑凤与未婚夫璇若(沈从文用过的一个笔名)的爱情，俨然是充满诗意、没有烦恼与忧愁的天地。但是，很快孟轲成了她们的话题：“我们在这里，若照树木意见说来，已经够俗气了，应当来个不俗气的人，—— 就是，见了这黄昏光景，能够全不在乎谈笑自若的人，只有孟轲女士好。璇若先生能够把她保出来，接过来，我们四个人痛痛快快玩个夏天可太好了。” “她不俗气，当真的。她有些地方爽朗得像个男子，有些地方男子还不如她！” 仪青又说：“我希望她能来，只有她不俗气。因为我们三个人，就如蒲静，她自以为有哲学见解反对诗，就不至于被树木所笑。其实她在那里说，她就堕入‘言诠’了。” 蒲静说：“但她一来我想她会说‘这是资本主义下不道德的禽兽享乐的地方。
’好像地方好一点，气候好一点，也有罪过似的。一定要弄得乱七八糟，才像个革命环境。这里树木虽不嫌她如我们那么俗气，但另外一种气候我觉得也不很雅。也够人受！” 仪青说：“这因为你不认识她，你见过她就不会那么说她了。她的好处就正在这些方面也可以看出。她革命，吃苦，到吴淞丝厂里去做一毛八分钱的工，回来时她看得十分自然，只不过以为既然有百十万女人，长年在那里做工，自己要明白那个情形，去做就得了。她作别的苦事危险事也一样的。总不像有些人稍稍到过什么新生活里荡过一阵，就永远把那点经验炫人。她虽那么切实工作，但她如果到了这儿来，同我们在一块，她也会同我们一样，为目前事情好笑，她从不乱喊口号，不用诅咒代理论，不矜张，这才真实能够革命的人！” 黑凤因为蒲静还没有见到过孟轲，故同意仪青的说明，且说：“是的，她真会这样子。她到这儿来，我们理解她，同情她那份稀有的精神，她也能理解我们，同意我们，甚至于欣赏我们的种种。这才是她的伟大处。她已经很出名，事情又做得多，但是你同她面对面时，她决不会让你感觉到什么压迫。她处处像一个平常人，却又使你们爱她而且敬她。”
蒲静说：“黑凤，你只看过她一面，而且那时是她过去替璇若先生看你的！” “是的，我见过她一面，我就喜欢她了。”黑凤好像有一个过去的影子在心头掠过，有些害羞了，便轻轻的说：“我爱她，真是的。革命的女子性格那么朴素，我还不见过第二个！” 沈从文正是借这些女性对孟轲的溢美之词，表明了他对丁玲的友谊，其中自然也包含了他对丁玲的性格的某些评价。 小说后面写到，黑凤收到未婚夫璇若从南京拍来的电报：“孟轲已死，余过申一行即回。”这一噩耗，使黑凤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她本来刚刚给璇若写信，让他想办法保释孟轲，并把她带到这里来，她们三人希望见到她。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她们的梦，只是海滩上弥漫的雾。 沈从文此时以他小说家的虚构，设计了一个带有诗意的、与鲁迅的《药》相似的结尾。他对丁玲的评价，他对丁玲被捕事件的态度，可以说在这一构思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仅仅这一处，也足够证明他在当时的思想和感情。 小说这样结束：因为仪青说即刻还要去梦中驾驶那小白帆船，故黑凤依然把那电报捏在手心里，吻了一下仪青的额角，就同她离开了。 她从仪青房中出来时，坐在楼梯边好一会。
她努力想把自己弄得强硬结实一点，不许自己悲哀。她想：“一切都是平常，一切都很当然的。有些人为每个目前的日子而生活，又有些人为一种理想而生活。为一个远远的理想，去在各种折磨里打发她的日子的，为理想而死，这不是很自然么？倒下的，死了，僵了，腐烂了，便在那条路上，填补一些新来的更年青更结实的家伙，便这样下去，世界上的地图不是终究就会变换颜色了么？她现在好像完了，全部的事并不完结。她自己不能活时，便应当活在一切人的记忆中。她不死的。” 她自己的确并不哭泣。她知道一到了明天早上，仪青会先告她梦里驾驶小船的经验，以及那点任意所之的快乐，但她却将告给仪青这个电报的内容，给仪青早上一份重重的悲戚！她记起仪青那个花圈了，赶忙到食堂把它找得，挂到书房中孟轲送她的一副半身像上去。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这篇不能算是出色的，但它却是一个特殊的创作，对于了解他对丁玲的友谊，尤其显得重要。1980年将此篇收入文集重新出版时，因为已经发生与丁玲的矛盾，沈从文便在名字上作了改动。
《沈从文传》的作者凌宇说：“丁玲在1980第4期《诗刊》上发表《也频与革命》一文，很伤沈从文的心，遂在这以后出版的文集和选集上，一律改用取代小说中的孟轲与璇若。” 社会各界声援、营救丁玲的努力，没有改变丁玲的厄运，她的生死之谜，从此在三年时间里折磨着每一个友人。 写出《三个女性》之后，沈从文仍然难以忘怀和胡也频、和丁玲在一起的日子，他决定像当年写《记胡也频》那样，用多彩的笔勾画一个他所认识所理解的中国新女性，记录下他们共同奋斗和友谊。 他该用什么样的笔调，什么样的心境，来描述他虽然熟悉但也许从未完全理解的丁玲？ 即将创作的这部作品，对于他，对于丁玲，在未来的岁月里会带来什么？ 他无从知道，然而，他真诚地提起了笔。 丁玲是否仍在人间，一时间成为一个谜。 写完《三个女性》之后的沈从文，于1933年六七月间和张兆和来到北京。他们结婚了，新家安在达子营胡同。 他们刚刚住下，巴金也来到北京，就住在他们的新家中。这是一个小四合院，院子里种着一棵枣树，几棵槐树。两位作家便在同一小天地里，创作各自的、风格极为不同的作品。
张兆和回忆，当时，巴金坐在客厅里写，沈从文则端一个小桌子，在院子的树阴下写。巴金回忆，他此时正在写《爱情三部曲》中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