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第8节 1931年的新年

胡也频有一点基本上与沈从文和我是不同的。就是他不像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他是一个喜欢实际行动的人；不像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又反对统治者(沈从文在青年时代的确也有过一些这种情绪)，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也频却是一个最坚定的人。……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有些羡慕绅士阶级，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他到吴淞中国公学去教书了。奇怪的是他下意识地对左翼的文学运动者们不知为什么总有些害怕。我呢，我自以为我比他们懂得些革命，靠近革命，我始终规避着从文的绅士朋友，我看出我们本质上有所分歧，但不愿有所争执，破坏旧谊，他和也频曾像亲兄弟过。 ……我那时对于我个人的写作才能多少有些过分的估计，这样就不能有什么新的决定了。只有也频不是这种想法。他原来对我是无所批判的，这时却自有主张了，也常常感叹他与沈从文的逐渐不坚固的精神上有距离的友谊。他怎样也不愿失去一个困苦时期结识的知友，不得不常常无言的对坐，或话不由衷，这种心理他只能告诉我，也只有我懂得他。(《一个真实人的一生》)“红黑出版处”

的结束，如果丁玲的说法可信，那么，也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和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各奔前程的必然结果。 的确，他们各自的政治思想、性格意趣、乃至文学品味，有着显著的差别。在北京，这种距离并不明显，但在冯雪峰走进他们中间之后，丁和胡的思想便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冯雪峰那里，他俩，特别是胡也频更加接近了左翼运动，成为热情的革命者。《红黑》第七期上开始连载的胡也频的中篇小说《到M城去》(即《到莫斯科去》)，就表明了胡也频创作倾向发生了显著变化。 沈从文的说法与丁玲有所不同。他认为他和丁、胡的思想认识的分歧，主要是在《红黑》停办之后开始明显起来的。 《红黑》停办之后，经胡适的介绍，沈从文到了中国公学教书。胡也频通过沈从文介绍，经陆侃如夫妇的推荐，也到山东济南一所中学教书。丁玲开始计划留在上海专门从事创作，但在胡也频走后不到一个月，她也赶往山东。 从此，三位朋友各奔东西，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 几个月后，因为胡也频在学生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到当地特务的通缉，他和丁玲于1930年5月从山东逃回上海，当即就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倾向于革命的热血青年，成为了投身于左翼政治运动的作家。

沈从文这时与他们重逢。他们这次还计划恢复《红黑》，或者在一家报纸上办副刊，但最终如沈从文所说，“那自然还永远只是我们眼前一个空幻的圆光”。 沈从文是在1930年8月离开上海去武汉大学的。在此之前，他已经发现昔日的朋友突然有了非同寻常的变化。他们的作品，愈来愈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国民党政府逐渐严厉的高压政策下，像《小说月报》之类的刊物，不再容易发表他们的作品。出版社出版的书，也屡遭查禁。在这种意趣各不相同的情况下，即使没有经济条件等原因，沈从文和他们计划重办《红黑》，自然只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 从胡也频那里，沈从文了解过他们所选择的事业。他知道胡、丁二人已经确立了生活目标，他们认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翻身，也皆得在某种强健努力中与勇敢牺牲中完成它的职务，故毫不迟疑，他们把这显然落后的工作捏捉在手，再也不放松了”。 沈从文发现，参加政治活动使丁玲在性情上有了变化，她与胡也频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于北京时期那种热恋。 丁玲女士则表面上光润了些，感情却恬静多了。

有时两人皆似乎在生气情形中，打发日子，一件事不能作，但使他们愤怒的，却不是对面一个人的错误，只是为另外一样东西所引逗。两人已把情人们互相睨视的青年闲情抛去，共同注意到社会现象与未来理想上了。(《记丁玲女士》)沈从文与丁玲的确是不同类型的人。 以性格而言，沈从文温和，丁玲泼辣；沈从文以一种虽然带有愤激，但总体是平和的目光审视人生和社会，丁玲则以火一样的热情和嫉恶如仇的目光，对待使她不满的生活和社会。 沈从文并非如丁玲所言习惯安于现状，他也有一种改变自己生活的热情，但他的这种努力和追求，是默默地不停歇地朝着一个自己确立的目标走去。譬如，为了走上文学殿堂，他孜孜不倦的写了一年又一年，最后终于获得成功。这就使得他把文学一直作为一种事业，一种独立的生活。而作品本身，虽然同样也有对社会的批判性勾画，但更多的是以自己独有的艺术家的视角，对人的生命及其生存方式的关注。 丁玲则始终怀着一颗躁动不安的灵魂，热情充溢全身，时刻等待着迸发的机会。

她并不像沈从文或胡也频一直做着文学的梦，但她随着热情的释放，突然就名震文坛，在她那里，小说与其说是文字，不如说是她的感情、灵魂与社会的一种交叉，一种对生活的介入。所以，她的作品常常以对现实生活的及时反映，以愤激、以灵魂的躁动，在文坛产生轰动，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 不同的性情，不同的艺术天性，决定了他们各自的文学取向，同时也决定了他们对社会、对政治的不同态度。 沈从文到武汉之后，通过与丁、胡的通信，进一步了解到他们的变化。在他看来，丁与胡也有所不同。他认为胡也频可以做事业的具体工作，而丁玲则更适合于创作。他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了他们，胡也频回信中曾同意他的这一看法：休，你来信说得是，不仅只那一个 不应放下她那枝笔，便是我自己，也只能从另外一方面得些经验，再来从事写作。(《记丁玲女士》)但是，胡也频也不同意沈从文的一些看法和做法：休，你说的全是空话，同你做文章差不多!你受的苦永远是你自己想象的苦，这种苦却毫无可疑，同时在你生活方面，却是不可能离开的一种东西。你想到的比别人都多，比别人都危险而且野蛮，同时也比别人更显得少不更事。

你想的都不是你要做到的或你能做到的，干吗你不想一点像比文章还切实一点的事情?(《记胡也频》)沈从文很担心上海的两位朋友的安全，在他觉得，两个人对革命的发展看得太乐观，而且他们缺乏历史知识，勇敢有余，谨慎不足。一是担忧他们的生命的安全，二是丁玲因而放弃了创作生活，这会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 沈从文的忧虑自然与丁、胡对所从事的事业的热心相距甚远。丁玲在给他的信中表示出她的信念和献身精神：……知道得太多，我们什么事皆不能做了。我们现在只尽我们能够做到的做去，这里不容许个人对于成败过分计较。个人牺牲不足道，因为这是创造一页新的历史，是社会，不是个人!不要为我们担心，你来，你就明白我们是很穷困但是却很快乐的。(《记丁玲女士》)友谊继续着，但政治和人生目的的追求，却无可挽回地发生矛盾。这样，曾经充满友情和热情的合作，在1930年的春天结束了。再度合作的愿望，虽然只能成为“空幻的圆光”，但曾经有过的这段共同努力，却会以其艰辛的奋斗和扎实的功绩，留在他们业已完成的年轻的人生旅途记录中，并且会给丁玲和沈从文的回忆，留下甜美丰富的回味，不管他们后来是否情愿。 阴冷的日子。

上海的冬天，尽管没有北京的寒冷，但在阴天，一股寒意裹着浓重的潮气向人袭来，比北方更让人感到难以忍耐。 这是1931年的新年，沈从文和丁玲永远不会淡忘的一个新年。 沈从文刚刚从武汉回到上海。他是1930年秋天到武汉大学任教的，这次是到上海度寒假。他与分别了半年的友人重逢。 过去的一年，三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沈从文自中国公学到武汉大学，一个从湘西大山里走出来的乡下人，一个只念过小学的人，靠自己的努力和天分，靠徐志摩、胡适等人的帮助，他成为大学校园里的教员，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丁玲和胡也频因宣传革命思想而从济南逃回上海后，更加积极参加左翼文艺运动。他们经上海中共负责文化的领导人潘汉年介绍，同时参加了刚刚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他们的孩子也在1930年冬天出生了。 在武汉，沈从文就听说到不少关于胡也频、丁玲参加政治活动的传闻。他为他们担忧，他不理解他们何以一下子从热心创作转向社会活动。他与他们的思想距离愈加拉大了，但也更加关心着他们的命运。

特别在武汉，与国民党围剿共产党红军的战场相距很近，他几乎每日都能听到悲惨的消息，这样，就更加担心在上海积极参加左翼活动面临着危险的朋友。回到上海，和他们的几次交谈后，这种忧虑没有消除，反倒更沉重了。 沈从文并不反对他们参加革命运动，但是，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他感到他们热情有余，冷静不足。特别是在他看来，他们两人对上海之外的中国的了解太少，只是住在租界里干革命。一次谈话时，胡也频有事走了，由丁玲对沈从文讲述他们这半年的生活。她讲得很多，而下面这些内容，令沈从文久久不能忘记，使他想到很多很多：她继续便告了我一些非传闻的事情，解释到近来种种打算。为了导引一个民族理想，于一个新的方式中寻觅出路，在各种试验中去取得经验，明白了这是为社会，个人的折磨便不足计了。她所说的就是两个人已经忘了自己，如何在一群青年中，沉默的受着折磨，有了多少日子。过去说完了时，又来说未来种种。对于未来的计划，它的基础自然就垫在过去经验与现在局面上头。听了她那种坦白到可惊的叙述，真令我又愁又喜。喜的是两人在半年中为一个新的理想所倾心，已使两人完全变了一种样子，愁的是两人所知道中国的情形，还那么少那么窄。

一份新的生活固然使两人雄强单纯，见得十分可爱，然而过分固执懵懂处，也就正蕴蓄在那种生活态度中。他们正如昔人所说：“知道了某一点，其余便完全不知道了。”明白了一样事情，却把其余九样事情皆看到极其朦胧，所有的工作又离不开其余那些事情，这能成就什么事业?为了她谈到长江方面的一片消息，完全同我从朋友所得的报告相反，故我就告给她一些那方面的“事实”。我不扫她的兴，却只在尽她明白一件事实。另外关于南京方面在上海的种种活动，如何不利于由作家入手的某种计划，他们所知道的，也似乎不如我从南京听来的消息翔实。各人心中一点成见使我们仿佛疏远些，我同她谈话时，真有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