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后的兄长吴克善在顺治八年正月十七（１６５１年２月８日）送女儿到北京时，尽管宗室亲王满达海等均建议应在二月为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却遭到皇帝本人的拒绝。

对于这位“睿王于朕幼冲时因亲订婚，未经选择”的皇后人选，顺治并不想接纳，尚未合б研拇娼娴佟 顺治对婚姻的抵触，同与多尔衮积怨甚深有一定的关系。 这位待嫁新娘，直至该年八月十三在被晾了八个月以后才得到册封，但肃穆的册封仪式一结束，皇后就被撂在一边。 如花似玉的容貌、含苞待放的年华统统被黄瓦红墙所禁锢。 多尔衮在摄政时曾伤害过小皇帝的自尊，仅仅因为这门婚姻是多尔衮包办的，就足以令顺治如鲠骨在喉，少年天子的一腔积怨都发泄到皇后的身上。 兼之顺治对汉族传统文化的系统学习，使得皇帝同皇后在文化上的差距日益扩大。 来自科尔沁草原的皇后，连汉话都说不顺溜，还能指望她同皇帝探讨经、史、子、集、诗词曲赋、明清小说！据《清史稿•后妃传》所记：“美而慧”的皇后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皇帝的欢心，顺治曾直言不讳地说道“自册立之始，即与朕志意不协”。 从大清门抬进来的博尔吉济特氏，在大婚之后就因顺治“另居侧宫”，而独守坤宁宫。

尽管孝庄很想调节帝后之间的紧张关系，但经过三年的努力依旧没有任何的好转，太后扭不过顺治，在顺治十年八月二十五（１６５３年）被迫同意把皇后“降为静妃，改居侧宫”。 孝庄皇太后可以同意废后，但绝不会坐视满蒙联盟受到危害，在太后的主持下废后的侄女—吴克善的孙女又从大清门抬了进来，成为顺治的第二位皇后。 然而这第二位蒙古皇后也未能跨越文化上的鸿沟而成为顺治的红颜知己。 就在此时，一位深受汉族文化熏陶的满洲女子——董鄂氏在顺治的生活中奇迹般地出现了…… 对第二位皇后来说，真正的危机也就随之产生，《清史稿•后妃传》对此有如下描述：“贵妃董鄂氏方幸，后又不当上？”顺治一直在寻找第二次废后的机会。 顺治十四年底太后患病，“皇后身为子妇”“起居问安礼节，殊觉缺然”，在“帝王以孝治天下”的社会“孝道所关重大，子妇之礼，昭垂内则，非可偶违”。 于是，顺治在十五年正月初七下令：将“应进中宫笺奏等项暂行停止”。 这就意味着皇后已经徒有其名。 第二位皇后被废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当太后在三月二十五日（１６５８年）得悉已经悄然而至的再次废后波澜时，便以“皇后方在冲龄，未娴礼节”为由，而令对“中宫笺奏等项照旧封进”。 第一次废后是纯粹的帝后不和，因此太后还能容忍，而此次废后是因为顺治已经寻觅到自己的红颜知己——董鄂氏，为了宠妃而废掉皇后，这对孝庄是万万不能容忍的。 她不能不顾及满蒙联盟，不能不顾及同抗清势力浴血苦战的蒙古八旗将士的脸面，不能不考虑在北部屏藩着大清王朝的漠南蒙古各部的情绪，废后之事一之为甚，岂可再之！孝庄皇太后对顺治第二次废后预谋的干预使得母子之间的隔阂扩大，这种情感上的裂痕，在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年）抗清势力兵临南京城下的突发事件中凸显出来。 该年七月郑成功和张煌言所领导的抗清军队如从天而降，如狂飙一般扫荡着江苏、安徽两省，两省百姓纷纷迎降，清王朝在安徽的太平、徽州、宁国、池州以及无为、广德、和州等四府三州的统治均土崩瓦解。 这突如其来的挫折是顺治亲政以来从未遇到过的，２１岁的顺治被搅得方寸大乱，本来就受到佛老出世思想影响的顺治对这种无休止的征战已经厌倦，刹那间萌生退回关外的念头。

孝庄力驳出关之论，母子之间的冲突遂一触即发。 受到母亲驳斥的顺治恼羞成怒，立即做出御驾亲征的决定，扬言“或胜或死”，而且对试图劝阻亲征的人抽出宝剑，手劈御案。 顺治如此决绝，把孝庄推到极为棘手的境地。 明摆着，皇帝从未参加过征战，如果出征必然是凶多吉少，“在疆场上，一旦遇到不幸”，必然会引起巨大的动荡，清王朝在中原的统治很可能会因此而付诸东流。 对孝庄来说最大的痛苦则是母子之间已经不能沟通，她身为母亲不能让儿子恢复冷静，为了扭转局面，不得不向顺治的乳母李氏求援。 然而当李氏在朝廷上出现后，一向对乳母有亲切感的顺治挥舞着宝剑“恐吓要把她劈成碎块”，乳母也被吓走了。 万般无奈，顺治与汤若望太后又想到同顺治有着师生情谊的传教士汤若望，请汤若望出面劝顺治放弃亲征，这已经是孝庄的最后一招。 万幸的是这最后一招总算奏效，顺治终于收回了亲征的谕令。

御驾亲征的危机虽然化解，但母子之间的裂痕却无法弥合，为了儿子的皇位、为了清王朝的江山社稷孝庄皇太后把心都快操碎了，可儿子非但不理解，反而一再向她显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让她陷入困境，难以承受的失落、伤感袭上一颗饱经磨难的心……

清太宗皇太极庄妃博尔吉济特氏顺治之死

对于不到３０岁丧夫的孝庄来说，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 顺治在十八年正月初三（１６６１年）被天花病毒（也称痘症）感染，因生天花病倒在床。 从关外来到中原的满族，对中原地区流行的死亡率相当高的天花非常缺乏免疫力，豫亲王多铎就是因为出花在顺治六年去世，享年３６岁。 因对成年人出花的恐惧，每年的冬春之交顺治都要去南苑行宫“避痘”，但顺治十七年的冬季却是个例外，顺治不仅未去避痘，反而被董鄂妃的葬礼弄得疲惫不堪。 于是，天花病毒乘虚而入。 顺治体质本来就不是很好，亲政后的刻苦攻读竟累得吐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得了肺结核，而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得了“痨病”，在抗生素尚未发明的情况下痨病不可能痊愈，得了痨病的人也不可能长寿。 在痨病的阴影下，孝庄皇太后实在不敢奢望顺治能活到他父亲的年纪，说句心里话能有他叔叔多尔衮的阳寿她就很知足了。 其实就连顺治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曾对木陈和尚说道：“老和尚许朕３０岁来为祝寿，庶或可待，报恩和尚来祝４０，朕绝候他不得矣，”并指着面颊说“老和尚相朕面孔略好看…… 此骨已瘦如柴”，当木陈劝顺治当“早睡安神”“拨置诸缘”

时，顺治则说道：“朕若早睡，则终宵反侧，愈觉不安，必谯楼四鼓，倦极而眠，始得安枕耳。”２０多岁的人，已经虚弱到宛若一盏将尽的残灯。 如果没有经受董鄂妃去世的打击，顺治或许还可以活过３０岁，但他的红颜知己董鄂氏在顺治十七年八月仙逝（１６６０年），孝庄已经意识到顺治的阳寿也快到头了。 有其父必有其子，当年皇太极就是因为无法摆脱宸妃去世的巨大悲痛而撒手人寰的，但令孝庄始料不及的是，儿子走得比父亲还快…… 为了能追封董鄂氏为皇后，顺治竟至闹到寻死觅活的地步，皇太后虽然让了步，但皇帝仍意犹未尽。 为了弥补心灵上的缺憾，顺治以最高的级别主持董鄂妃葬礼，他以蓝墨批本（只有皇帝或太后去世才用蓝墨批本），又亲自主持４９天的景山大道场，从建水陆道场到“起棺”、“举火”、“收灵骨”、“迎神主”…… 一直到“断七”，顺治事必躬亲。 按说到十月初八过了“断七”丧事也就结束了，但余哀未尽的皇帝在十月十六日及二十七日又在景山两次建“陟天道场”，十一月初八还在西苑及广济寺同时举办“仙驭道场”。 过度的悲伤、主持葬礼的疲惫都伤害了顺治帝本来就多病的身体。

那极为虚弱的命门火随时都可能熄灭。 顺治十七年九月初十，在火化董鄂妃遗体时，隆安和尚曾低声问主持火化仪式的行森：“上来，也请师接？”了解内情的人都很清楚：下一个隆重的火化仪式就该轮到顺治了。 从正月初三一显示出痘症，孝庄就意识到顺治应该确立继承人了。 从顺治亲政后，这是惟一一次母子能想到一起的一件大事。 尽管都想到立继承人，但究竟立谁，母子之间还是存在尖锐的分歧。 在顺治看来，只有立一位年长的继承人才可能避免幼主临朝所产生的种种危机；而当时他的儿子最大的也只有八九岁，所以他排除了传子而决定传贤；但他的兄弟中也没有一个可以委之重任的人，因此便考虑到一个能干的堂兄弟——安亲王岳乐。 顺治的安排，遭到孝庄皇太后的断然否决，在孝庄看来，帝系的转移所引发的问题比幼主临朝还要错综复杂。 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母子之间依旧不能沟通。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争论了，孝庄皇太后立即派人把传教士汤若望请进紫禁城进行磋商。

汤若望虽然来自德国，但自１６１９年到明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传教，就对汉族传统文化、政治体制的了解，比相当多的满洲权贵还要深，这也是他能成为顺治忘年之交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而当“皇帝使人问汤若望的意见”时，汤若望建议：册立已经生过天花的皇三子为继承人；而为了避免亲王辅政所造成的大权旁落，孝庄皇太后也打算建议顺治撇开宗室亲王、起用异姓臣子辅政…… 在有生之年顺治所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违心的，他的传贤不传子的主张不仅遭到皇太后的反对，也遭到两黄旗大臣以及汉族官员的反对，就连他一向尊重、信赖的“玛法”（满语老爷爷）汤若望也站在太后一边。 已经没有体力争辩的顺治，颁布的最后一道命令就是：册立八岁的皇三子为皇太子，赐名玄烨，同时挑选最为忠诚的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作为辅政四大臣，以明年（１６６２年）为康熙元年。 正月初六，孝庄已经 “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然而上述一切禁忌的公布，不过反映出只要有一线希望母亲都不会放弃的愿望。 初七子时，顺治在养心殿去世，这一年孝庄皇太后４７岁。

据一位参加过顺治丧礼的外国传教士记载，那是个寒冷的日子，太后一身黑色，手扶着栏杆，悲痛万分地望着宫里的人把顺治生前使用过的物品抛入燃烧的火堆中，白发人反送黑发人…… 突突蹿动的火苗，考干了她脸上的泪水…… 任性的儿子走了，把苦涩留给了母亲，她的心血全都付之东流，为了大清王朝的江山社稷她得义不容辞地再承担起教化幼主、辅佐幼主的重任。 正月初九皇太子玄烨即皇帝位，辅政四大臣在顺治的灵位前向皇天上帝宣誓：要“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赠；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复为身谋，有违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

清太宗皇太极庄妃博尔吉济特氏再辅康熙

让孝庄感到欣慰的是，任性的儿子居然生了个理智的孙子。 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年），虚龄６岁的皇三子同兄长一起去给父皇顺治请安，顺治询问他们各自的志向，皇二子“以愿为贤王对”，而皇三子的回答却是“待长而效法父皇，黾勉尽力”。 当皇三子即位之后，太皇太后问其有“何欲”，少年皇帝胸有成竹地回答道：“惟愿天下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如此回答，反映出：好学不倦的康熙在祖母的教诲下，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康熙时代的到来，对于已经步入知天命之年的孝庄又是一个新的考验，历史似乎在有意测试孝庄的毅力。 在康熙即位一年后皇帝的生母孝康皇太后佟氏病故，享年２４岁。 抚养、培育康熙的重任就全部落到一位接近“知天命”年岁的老人身上…… 历史似乎也在有意为难孝庄，虽然她决定起用异姓臣子辅政以避免大权旁落、专权擅政局面的形成。 虽然四大臣的誓言依然在耳中回荡，但她的关于四大臣联合辅政以便互相制约、避免专擅的设想，已经被如脱缰之野马的权力击得粉碎。

指望臣辅之间能互相制约无异于画饼充饥…… 在四辅政大臣中鳌拜本来排在最后，但最终大权在握、不断架空乃至凌驾皇权之上的恰恰就是此人。 索尼年事已高，经常称病不朝，实际上他可还没老到不能上朝的地步。 这位精通文墨的首席辅政大臣深知：辅臣同幼主的关系极为微妙，很难把握好君臣的分寸。 更何况康熙的祖母太皇太后又是位精明过人的政治家，尽管在顺治去世后她以“本朝家法”拒绝了垂帘听政的奏请，但她绝不会不关注政局，从多尔衮去世后的一系列部署都体现出太后政治上的老辣。 既然在幼主身边有这样一位足智多谋的祖母，他就应该急流勇退。 位列辅臣第二的苏克萨哈非常清楚，他在顺治八年二月对多尔衮殡服违制的告发虽成全了顺治却得罪了孝庄皇太后。 皇太后实际上并不愿重提旧账、把内部矛盾公开化。 在顺治病危时，苏克萨哈决定以身殉主，这其中固然有对顺治不遇之恩的报答，也反映出他本人对顺治逝后动荡莫测局势的不尽忧虑。 顺治对跪在病榻旁的苏克萨哈劝解道：“尔不知，死事易，守主事重。 ”苏克萨哈接受了皇帝的嘱托，放弃了殉主。

然而从受任辅政大臣伊始，就体会到来自两黄旗大臣的刁难，面对颐指气使的鳌拜，只有节节退让，忍气吞声。 索尼的称病不朝使得擅长揽权的鳌拜愈发肆无忌惮，利用一切机会安插亲信，控制要害部门。 鳌拜已经不能忍受名列辅政大臣第四的现状，洞察其中原委的遏必隆在上朝时故意慢走，好让鳌拜走在自己的前面。 而鳌拜的心腹——工部尚书噶褚哈在疏奏中索性把鳌拜的名字列在遏必隆的前面，试图改变朝廷对辅政大臣排列的次序。 大权在握的鳌拜对于不肯党附自己的官员，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内大臣费扬古对鳌拜不那么恭顺，鳌拜便以费扬古的儿子——御前侍卫倭赫带康熙去景山、瀛台游玩时，擅用御弓、擅骑御马，而把倭赫及一起当班的另外三名侍卫全部处死；又以费扬古对儿子被处死心怀不满，而把费扬古及其子尼侃、萨哈连也都处死，偶一泄愤便有七人丧生。 在排除异己方面，鳌拜比起当年的多尔衮要残酷得多。 而汤若望一案的发生就更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在明清之际，汤若望是个颇具影响力的西方人；他同清皇室几代人都有着深厚的交情；他所修订的中西合璧的历书在顺治元年颁行天下；他以医术治愈孝庄皇太后的病、并被皇太后尊为义父；在多尔衮摄政时期他曾以天象示警保护过处境险恶的顺治，成为小皇帝的患难之交、忘年之交；而当顺治病危为避免幼主临朝而坚持传位堂兄时，汤若望以皇三子已经出过天花为由，竭力劝说顺治接受皇太后的传子主张，堪称是一言而定大计；康熙时代就此开始，与此同步的也就是四大臣辅政。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清王朝做出特殊贡献的紫禁城的座上客，顷刻之间便沦为了阶下囚。 酿成汤若望锒铛入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化上的差异，也有西方神权同中国皇权的矛盾，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辅政大臣受自身文化素质的局限。 在四大臣中只有索尼是个文化人，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在当时的满洲权贵中已经是屈指可数的佼佼者了。 即使是索尼，对于天文历法、特别是西方天算学同中国传统历法的差异及其优势，也是一窍不通，更别说几乎是目不识丁的另外三位辅政了。 因而当具有排外思想——“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的杨光先，指控汤若望传播西方天算学、传播邪教、图谋不轨时，已经半身不遂的汤若望也就在劫难逃了。经过七个多月的审理，在康熙四年初（１６６５年）对病入膏肓的汤若望做出凌迟处死的判决。 这份判决在三月初二送抵御前，太皇太后怒不可遏严词斥道：“汤若望向为先帝信任，礼待极隆，尔等俱忘却，而欲置之死耶？！”尽管太皇太后利用北京地区当天发生的强烈地震——上天赫然震怒，驳回凌迟处死的判决，但此案依旧按照辅政大臣的意志做出判处：奄奄一息的汤若望以戴罪之身被抬出刑部大狱，受此案牵连的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等五人均被处以死刑。 无情的现实引发了太皇太后对权柄下移的忧虑，大臣辅政与亲王摄政竟然相差无几！在大权旁落这一点上，只有形式的差异，并无实质的区别。 鳌拜专权已经严峻地摆在孝庄和她的孙子康熙面前。 如何遏制鳌拜权力的膨胀？如何孤立鳌拜？慈宁宫中的太皇太后在孤灯长燃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 太皇太后想到了联姻，一向对满蒙联姻格外重视的孝庄，此时为了孤立鳌拜，决定册立索尼的孙女为康熙的皇后、册立遏必隆的女儿为康熙的贵妃，为日后一举摧毁专权的鳌拜集团，事先布下棋子。

康熙五年（１６６６年）鳌拜以顺治四年（１６４７年）圈地时正白旗占了镶黄旗的位置，提出换圈。 受命办理的换圈户部满尚书苏纳海以及直隶总督朱昌祚、保定巡抚王登联等不仅对换圈进行抵制，而且吁请康熙亲自处理——“仰祈断自宸衷，即谕停止”。 鳌拜因三位大臣反对换圈而大发淫威，执意要将三大臣处死，在遭到康熙拒绝后竟然假传圣旨，将三位大臣杀害。 面对鳌拜如此结党营私、专横跋扈，就连索尼也感到事态严重，惟一的办法就是吁请康熙亲政。 顺治亲政时还不满１４岁，到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年）小皇帝已经１４岁，到了该亲政的时候了。 于是索尼出面联络苏克萨哈、遏必隆强迫鳌拜一同联名疏请康熙亲政。 然而这份吁请皇帝亲政的疏奏却被太皇太后给“留中”了，也就是说暂不做处理。 直至索尼去世后——康熙六年七月初三，才公布康熙对“留中”疏奏的批示：“经太皇太后谕允，择吉亲政”，但辅政大臣“仍行佐理”。 太皇太后甚至以“帝尚幼冲，如尔等俱谢政，天下事何能独理”，作为“仍行佐理”的理由。 康熙在六年七月初七举行亲政大典，但这只是形式上亲政，鳌拜在“仍行佐理”的懿旨下继续大权独揽。

从形式上亲政到实际亲政是当务之急，但面对鳌拜在辅政期间所结下的庞大党羽孝庄不能操之过急。 就连康熙的御前侍卫都被鳌拜收买，经常在康熙面前称赞“鳌拜为圣人”，足以表明康熙的言行已经在鳌拜的控制之中。 为了让鳌拜疏于防范，在太皇太后的导演下，康熙对“布库”（满族摔跤）兴致日浓，甚至还观看身边小太监表演“布库”，以便让鳌拜产生皇帝玩物丧志、不足为虑的错觉。 让太皇太后始料不及的是，铲除鳌拜比当年擒拿阿济格还要艰难。 如果明发谕旨治罪鳌拜、清除鳌拜集团“恐不免激生事端”，祸起萧墙。 她必须面对鳌拜党羽已经左右朝廷、尾大不掉的严峻局势。 所幸她的联姻策略开始起作用了，索尼第二子索额图已经辞去吏部侍郎，到康熙身边充当了侍卫，鳌拜的党羽还不可能把小皇帝完全封锁起来。 在孝庄的策划下康熙以下棋为名召索额图进宫，君臣在对弈的过程中就已经把擒拿鳌拜的细节安排完毕。 几天后，鳌拜入宫陛见，正在演习“布库”的十几名小太监一拥而上，鳌拜猝不及防，摔倒在地，时为康熙八年五月十六（１６６９年）。 在祖母的帮助下康熙终于实现了真正的亲政，诚如康熙所言“设无祖母，无以成立”

，“设无祖母，无以至今日”。

清太宗皇太极庄妃博尔吉济特氏盛世端倪

太皇太后已经从康熙的初政中看到盛世的前奏：鳌拜专权时期所制造的一起起冤案很快得到昭雪，酿成清初２０多年社会动荡的圈地也被“永行停止”，而更名田的实行以及对黄淮运的治理等，都为迭经明清之际战乱的百姓提供了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创造了条件，那沉重而又血腥的一页终于被掀了过去。 从康熙书写在宫中柱子上的“漕运、河务、三藩”这三件大事，孝庄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不到２０岁的康熙已经具有拨揆轻重的能力，在这三件大事中以三藩问题最为棘手。 在顺治时期，为了消灭南明永历政权，派平南王尚可喜驻防广东、定南王孔有德驻防广西、平西王吴三桂驻防四川，为了对付郑成功又派靖南王耿继茂驻防福建。 从当时来讲上述部署促进了清朝海内一统的实现，到顺治十六年南明桂王已经逃亡缅甸，而郑成功在复明无望的情况下在顺治十八年初率领主力跨海东渡，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台湾。 尤需一提的是定南王孔有德在顺治九年同抗清势力的较量中阖家遇难，只有一女孔四贞死里逃生，四藩也就变成了三藩。 有一利必有一弊，亲自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孝庄，当然从“利”中洞察到“弊”。

三藩在两广、四川、福建的长期驻防已经成为了当地的土皇帝，形成国中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