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身世之悲（3）

曹操专权：献帝充当“天子”随着军阀混战的愈演愈烈，汉献帝的政治作用似乎越来越大了。建安元年（196），袁绍谋臣沮授曾劝说他，如果能“西迎大驾，挟天子而令诸侯”，就会收到没有谁“能御之”的功效。 而曹操更是早有此识。初平二年（191），曹操做东郡太守不久，皇室刘邈在献帝面前称赞曹操忠诚，曹操为此十分感激。初平三年（192），治中从事毛玠向他建议： 今天下分崩，乘舆播荡，生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此言深得曹操之意。 献帝东迁后，曹操觉得机会来了，当时宫中食用困乏，曹操便经常向献帝进献食品和器物。献帝还在洛阳时，曹操就曾向他进献过缝帐2顶，丝线10斤，山阳郡所产的甜梨2箱，稗枣(一种青黑色的枣)2箱。献帝都许后，曹操更是经常进献，其中有桓帝时赐给他祖父曹腾的家藏器物，也有属下陆续搜寻到的一些宫中流失的器物。 迎接汉献帝来许昌，是曹操的另一个杰作。他最初提起此议时，只有荀彧（yù）赞同，并极力说明迎献帝的迫切性和对今后斗争的有利性，说这是一件“大顺”、“大略”、“大德”

的事。但最初迎接由于董承等阻拦并未如愿。后来董承为抵抗韩暹的势力暗召曹操到洛阳。部下董昭又提醒他只有把献帝迎到他的地盘许昌，方可成就大业，万事无虞。这样，曹操借口京都无粮，要送献帝到鲁阳就食，把献帝安全转抵许昌。建安元年（196），汉献帝迁都于许昌。 曹操对献帝的物质保障和适度尊重，果然得到了他所期待的巨大回报。献帝授给曹操节钺，录尚书事，任司隶校尉，迁都许昌后，又任命他为大将军。“节”即符节，是古代帝王派遣将相委以重任时，用作凭证的一种信物，有了它就有了斩杀违犯军令者的权力；“钺”是古代一种象斧的兵器，这里指帝王所专有的、代表征伐之权的一种斧钺，有了它就有了总统内外诸军的大权。“录”即总领诸事之意，“录尚书事”实即总揽朝政。东汉以来，中央政府中号称三公的太尉、司徒、司空只是名义上的首脑，实际权力在中朝的尚书台，皇帝总是挑选亲信大臣“录尚书事”。虽然后来曹操又辞去了大将军一职，而改任司空，但有献帝在许昌，他实际获取了高出于所有文臣武将的地位。 汉献帝刘协在许都虽然衣食无忧，却也无所事事。

特别是虽然是贵为天子，曹操也还算尊重自己，但他却时时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曹操不断地诛除公卿大臣，不断地集军政大权于一己。建安元年八月，曹操进驻洛阳，立刻趁张杨、杨奉兵众在外，赶跑了韩暹，接着做了三件事：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谓“讨有罪”；封董承、伏完等，谓“赏有功”；追赐射声校尉沮俊，谓“矜死节”。然后在第九天趁他人尚未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迁帝都许，使皇帝摆脱其他势力的控制。此后，他还加紧步伐剪除异己，提高自己的权势。他首先向最有影响力的三公发难，罢免太尉杨彪、司空张喜；其次诛杀议郎赵彦，“其余内外，多见诛戮”；再次是发兵征讨杨奉，解除近兵之忧；最后是一方面以天子名义谴责袁绍，打击其气焰，另一方面将大将军让予袁绍，稳定大敌。其结果自然是“百官总己以听”，而汉献帝只是“守位而已”。 曹操的专权行为，引起汉献帝和一些大臣的不满。汉献帝一方面试图削弱曹操的权力，于是在建安四年（199）“以董承为车骑将军”；另一方面，准备除掉曹操，恢复皇权。于是他用鲜血写成了一封诏书，秘密地藏在衣带之中，赐给董承，让他与刘备等谋诛曹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衣带诏”。

这是汉献帝刘协试图收回皇权所做的一次努力，是他对命运所做的一次抗争。但不幸的是，他失败了。第二年春（即建安五年，200年），密谋泄露，刘备先前已借故出走，得免于难。几员主谋董承、王服、种辑等均被处斩，夷灭三族。董承的女儿是献帝的贵人，这时已怀有身孕，献帝极力保护，最后竟也未能得免。曹操借此杀了一大批忠于献帝的臣子，朝廷上下安排的都是他的亲信，“左右侍卫莫非曹氏之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