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元帝刘奭（2）

不过，汉元帝以儒治国也留下了负面影响。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评价元帝广用儒生之事说：“自是以后，汉无刚正之士，遂举社稷以奉人。”同时，以经取士固然为汉王朝选送了大批人才，但由此也决定了许多人读经即为做官，因而在入仕以后，往往不是尽忠守职而只图保持禄位，尸位素餐而已。能治者不能为官，为官者不能为治，士与吏截然两途，这不能不影响到西汉后期各级政权的效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元帝强调以经取士，使一些只知书本、而不省吏事的“书呆子”也被选进了各级政府机构。 偶幸“家人子”五凤元年（前57）正月，太子刘奭18岁，宣帝为他举行了冠礼，这标志他已成年了。五凤四年（前54），他最爱的司马良娣病死了。临死前，她哽咽着对太子说：“我死非天命。是其他姬妾得不到太子宠爱，妒忌诅咒我，活活要了我的命！”太子刘奭对此十分相信，因而悲愤成疾，闷闷不乐，把所有姬妾都拒之门外。 王皇后对此焦虑不安，赶快报告给汉宣帝。宣帝听说太子迁怒于众位姬妾，也不好强拗其意，为了使儿子重新振作起来，便让王皇后从自己宫中挑选一些可令太子欢娱的宫女，以顺畅太子之心，王皇后左挑右选，找了五位“家人子”

（无职号的低等宫女），排成一行，让太子刘奭自择中意之人。这时刘奭还沉湎于对司马良娣的哀思怅想中，瞧也不瞧面前这几位姑娘，又不耐烦皇后的一再催促，只想赶快应付了事，把手一挥，说：“这里边有一个人还可以吧。”西汉七牛虎耳青铜贮贝器 这时有位叫王政君的姑娘，站得离太子最近，又穿着与别人不同的绛色袍服。王皇后以为太子看上的就是她，就令掖庭令把这幸运儿送入太子宫。皇太子和王政君初次相逢于内殿。也许是皇太子多时未与女人接触吧，现在偶然见到一个楚楚动人的少女，含嗔带娇地向他走来，不免触动情欲，便一夜风流。没想到的是，王政君竟怀了孕。 次年，宣帝甘露二年（前52），王政君生下嫡皇孙。汉宣帝见帝国有了继承人，喜出望外，亲自给孩子起名叫刘骜。骜者，千里马也。可见老皇帝对这个孙子寄予多么大的厚望！从此，老皇帝常常把这个孙子带在身边，寸步不离。刘奭得遇王政君纯属偶然。但是，没有偶然就没有历史，这一幕对王政君一家和西汉王朝都事关重大。关于王政君及其家族留待下几章再详述。

威权旁落本来汉宣帝临终前，已给元帝安排好了辅政大臣，第一位是外戚侍中、乐陵侯史高，另两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太子少傅周堪，并提升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三人并领尚书事。信用外戚是西汉政治长期形成的传统，宣帝也不例外。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有亲密关系，因此宣帝命他握有中朝决策大权，地位最为重要。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师傅，是当代名儒，深谙政事。萧望之又引进宗室明经达学之士刘更生（楚王刘交的后代，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共参朝政，史称“四人同心，谋议劝道，正义古制多所欲匡正”。“匡正”什么呢？就是匡正君主。在中国古代，儒家主张实行人治。孟子说过：“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他们相信，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为臣民垂范道德人格，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但是，君主握有生杀予夺绝对权力，而且再没有可以对其约束的机制，那么，“西汉青铜釜甑 天子圣明”靠什么来保证呢？儒家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奢谈“正君心是大根本”，把政治问题径直变成了一个君主的道德修养问题。

所以萧望之等人就寄希望于对皇帝的教育，引导元帝努力实现儒家的“王道政治”的理想，以期改造一个国家或社会，扭转一个时期的社会风气。诚然，教育的功能不可低估，但绝不是万能的，萧望之等人太过于天真了！元帝即位不到一年，三人一体的辅政班子，就出现了裂痕。 史高以外戚之亲“领尚书事”，萧望之和周堪是他的副手。但开始时，汉元帝对自己的两位名儒师傅特别信任，萧望之等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史高的心理失去平衡，与萧望之的嫌隙日深，这便为宦官石显弄权提供了条件。 在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中，汉元帝始终依赖宦官，因为他认为宦官没有家室，形不成盘根错节的庞大集团。这就是元帝朝宦官石显之流得势的根本原因。加之，宦官石显善于顺风承旨，阿谀奉承，元帝可以称心如意，为所欲为。其实石显之流早有“外党”，和外戚史丹、许嘉勾结在一起，还拉拢了一批见风使舵的儒臣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人，结成朋党。还与长安豪侠万章交往甚密。本来身体多病的元帝原想自己不理政事，而要通过宦官石显来控制大权，结果大权旁落，授柄于人，迫使萧望之自杀，周堪、刘更生被贬为庶民。

元帝之所以大权旁落，不仅在于近幸的狡猾佞巧，更在于他自身政治水平的低能。司马光评述道：“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宦官石显的专权，实际上正是汉元帝纵容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