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汉书·高帝纪》书影

治国策略刘邦即位不久，立即对社会的各项制度进行了调整：在法律方面，汉初制定《汉律》，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军事方面，建立了新的军制。与汉初政治制度相适应，军队分为京师之兵和郡国之兵两种。京师的屯兵又分为南军和北军，分别由卫尉和中尉统领。在礼仪方面，叔孙通沿袭秦制，制定朝仪，以使人威慑于皇权之“神圣”。 然而，与这些制度建制相比，西汉建国初期面对的经济压力更是急迫的问题。汉初出现“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四匹同一毛色的马拉的车），而将相或乘牛车”的情况。为此，刘邦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诏令，归纳起来有八项措施： 劳力归农。颁布军队复员令，凡复员的军吏卒，可按军功大小，分配田宅或免除赋徭。动员流亡之民回乡，“复故爵田宅”。在全国推行释免罪人和奴婢，增加农业劳动人口。 鼓励生育。高祖七年（前200），诏令“民产子”，可以免除徭役两年，以资鼓励。采用这一政策，使得大汉帝国人口渐盛，中国人口的数量第一次达到历史上的高峰。 减轻徭役。汉初施行慎重民力征发制度，缩短了服役时间，规定年满23岁开始服役，56岁免役，还允许以钱代役。 薄敛赋税。

刘邦根据官吏俸禄和政府开支制定全国赋税总额。田租，或称田赋，即土地税，征收率为十五税一（1/15）；口赋，也称算赋，即人口税，每人每年一算（120钱）。 节约财用。汉初，统治者极为节俭，这对恢复生产有积极作用。高祖七年（前200），刘邦见萧何负责修建的未央宫过于“壮丽”，竟责备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抑制商人。规定工商业者另立户籍，称作“市籍”，凡在市籍的人，都要从政治和经济上受到监督限制。商人不能穿丝绸，不能携带武器，不得乘车骑马，不可做官为吏，不仅地位卑微，还要加征一倍至数倍的算赋，目的是驱商务农，迅速恢复农业生产。 迁徙豪强。刘邦下诏，将齐、楚两国的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大姓氏及其他豪强共10万人口，强制移民到关中，由政府供给耕田和住宅。 安定环境。加强边境的防卫，并向边境移民，这更使汉朝政权稳定，为开发边疆，集中精力恢复经济生产，赢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刘邦的八大措施，对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休养生息的政策意义深远，开了“文景之治”的先河，从而使汉帝国走向了繁荣昌盛。

和战匈奴匈奴是生活在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秦汉之际，匈奴乘中原大乱之机，又不断南下河套地区，尤其冒顿（mò dú）单于杀父自立之后，匈奴势力空前强大，构成了对汉王朝的严重威胁。 平城之战。高祖七年（前200）十月，刘邦亲率军队剿击叛降匈奴的韩王信（战国韩襄王的后裔），在铜鞮（今山西沁县南）大破叛军。这时，天寒大雪，汉军士卒多被冻伤，“冻死者十之二三”。冒顿单于用以强示弱之计，故意隐匿精兵，暴露老弱士卒，以迷惑汉军。 刘邦果然中计被围。汉军于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白登山，被围七天，粮饷供应断绝，情况十分危急。最后只得用陈平的奇计：陈平画了一幅美女图像，送给冒顿阏氏（yān zhì，相当于皇后）。阏氏怕汉家美女夺去她的宠爱，便劝丈夫解围，放走了刘邦。 制订和亲政策。平城大败，刘邦撤兵南归，匈奴对边地的侵扰更加肆无忌惮。刘邦认识到汉王朝暂时无力同匈奴较量，从而同意娄敬提出的与匈奴和亲的建议。高祖九年(前198)，订立了和亲之约，主要内容为：汉朝以宗室公主（实为“家人子”冒充）嫁给冒顿单于，每年赠送一定数量的物品；汉朝与匈奴结为兄弟，互不侵扰；开放“关市”

，准许两族人民往来贸易。 有人说，和亲政策是一个拙劣的谋略，如唐德宗时诗人戎昱就在《咏史》诗中说：“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这无疑是狭隘的历史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亲政策是被迫采取的妥协性的措施。这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事冲突，使汉王朝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对汉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汉匈两族人民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生产和交换，加强了友好往来，增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在我国民族关系史上，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预立太子早在高祖五年（前205）六月，刘邦已经立吕后子刘盈为太子，时年仅10岁。然而到了晚年，刘邦却急于更换太子，常想废嫡立少，以戚姬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有人将其原因归结为他对戚姬的宠爱。这看法颇为肤浅，在看似妻妾嫡庶争风纠缠的表象下，实际上蕴涵着刘邦对刘氏江山能否永固的深远忧虑。 刘邦担心刘盈“仁柔”和皇权旁落，而赵王如意虽小，但在长相、性格上都像自己，适于继承帝业。同时，刘邦发现吕后已经擅权，而戚姬无过问朝政的能力，于是刘邦就有了废易太子的念头。 此事涉及皇位继承问题，吕后竭力利用老臣为之谏诤，并策划了一系列阻止废太子的活动。

在一次廷议上，御史大夫周昌曾为刘盈争辩，使刘邦暂时打消了废立太子的念头。吕后仍不放心，又伙同其兄吕泽，逼张良为之谏阻。张良献计，请出“商山四皓”，即刘邦景仰的四位隐士，吕后依计而行。 黥布叛乱时，刘邦抱病率军征剿，作战中又受了箭伤。平叛后回到长安，伤势日益严重，更易太子更加迫切。太子太傅叔孙通等臣僚以死谏诤。刘邦又发现刘盈身后有“商山四皓”环伺。刘邦认识到，倘若执意废太子，势必使如意更加孤立，不仅无法继承皇位，还可能遭遇不测。 刘邦更易太子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预立太子却从此成为汉代一项定制。这一制度，后来为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所承袭，成为皇位继承的惯例。 高祖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甲辰（前195年6月1日），刘邦病逝于长安长乐宫，享年62岁，葬于长陵（今陕西咸阳市秦都区窑店乡附近）。汉高祖的长陵 同年五月，太子刘盈即位，这就是汉惠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