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给欧洲一部宪法第2节 给欧洲一部宪法(2)
德洛尔:看出来了,我在这一点上处于守势。第一,政府领导决策的东西要比委员会给他们的建议复杂得多。第二,我经常说,一份好的条约比一部差的宪法要好,我现在依然坚持这个观点。但是目前有一个对欧洲宪法非常有利的理由:欧洲公民应关心欧洲的目标,所有人都应尽可能地参与这种讨论,不仅仅只是政府、政党和议会,而且还有公民社会、社会伙伴、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人们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也许是先要经过宪法讨论。因为我们必须一起决定我们打算一起做什么,以及按照什么样的原则共同生活。如果宪法讨论能够为欧洲公众铺平道路,并且成为一本民主教材,那我也很赞成这样。 《时代周刊》/《世界报》:德洛尔先生,与您的观点相比,对于哈韦尔先生来说民族国家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那么在未来的欧洲它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德洛尔: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一部欧洲宪法不能意味着民族国家将被废除。如果民族国家废除了,那将是个历史错误。我们必须创建一个民族国家的联邦(eine Fderation von Nationalstaaten)。
民族国家是欧洲共同体不可缺少的一个联合环节,如果我可以用英语来表述的话就是:承上启下(bottom-up与top-down之间)。 哈韦尔:当然,人们必须尊重每个民族和每个国家的主权和特点,同时也要尊重每个地区、社会的所有组成部分、每个居民群体和每个阶层的特性。但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意识形态和语义学上的混乱:“联邦”不应废除民族国家。另外,人们也不可能简单地用一份条约将一批民族国家像一批工业企业那样联合成一个密集体。在欧洲出现的将是一个新型的、另外的建构。1991年前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布拉格曾经提议建立一个邦联(Konfderation)。因为这个概念有些模棱两可,所以没有被采纳。在欧洲出现的这种建构也不是古典主义意义上的联邦,政治家必须为我们创造一个新概念。 德洛尔:我还记得,当时哈韦尔总统因为弄不懂弗朗索瓦·密特朗打算用邦联做什么,还到布鲁塞尔找过我。由于这个建议尚不成熟,当时在布拉格它理所当然遭到了拒绝。但在本质上它是不错的,它是要立刻向从极权主义的黑夜中解放出来的国家表明,它们是属于欧洲大家庭的。它本来应当用一盏信号灯照亮一条欧洲再次统一的道路。
随后,人们就需要时间来适应法律、公共机构、法律制度和国民经济,这一点越来越清楚。对于这个思想没有被付诸实施,我本人感到很遗憾。幸运的是,我们2000年12月在尼斯最终为东扩扫清了道路。我一直担心,多年来一直敲击欧洲之门的东欧人民会疲倦,最终甚至反对这样一个富有的、傲慢的欧洲。 《时代周刊》/《世界报》:总统阁下,回顾一下艰难的入盟进程,您还对邦联没有得以实现而感到遗憾吗? 哈韦尔:如果让我设想一下2010年或2015年的大欧洲,或许邦联这个概念是最适合的,尽管这个概念不精确。为什么十年前这个概念什么成效也没有呢?这个思想在理论上是有吸引力的,但实际上是不成熟的。新民主派觉得它像个代用品,人们甚至能把它理解为一个荒谬的笑话:富裕的欧洲依然如故,我们却被他们安排进入一个邦联,以便使我们不会生气并且站在一旁十分贪婪地盼望着加入欧盟。 《时代周刊》/《世界报》:您难道没有发现,正是伴随着一些新概念,一个大欧洲在向您走来吗?这个大欧洲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的,其中有一个由更紧密地合作的国家所构成的先锋团。 哈韦尔:我想像得到,在未来的欧洲,某些核心国家会更紧密地合作。
如果这个先锋团不是自我封闭,那我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好。客观地说,这使人想起邦联这个概念,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十年前我天真地相信很快就会加入欧盟,可然后我们就感到一种不安的猜疑,这种猜疑向整个后共产主义国家袭来。在这种情况下邦联似乎是死路。 德洛尔:邦联有两个本质上的弱点:它包括俄罗斯,并且没有跟美国商量。此外,邦联也有经济任务,这属于欧盟的权限。这样人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欧和东欧人不打算要它。 相反,如果有一个开放的先锋团,欧盟就能够扩大并且可以灵活地进行更多的规划。如果新的欧盟成员打算参加下一阶段的一体化——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它只需愿意并且能够做到,例如,捷克共和国在加入欧盟的第一天就可以成为先锋团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