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谋道 天下共逐之关于秦朝覆亡的议论

秦王朝以武力灭掉六国，创立了幅员辽阔的一统江山，建国改制，睨视四方，重塑天下，最高当权者个人意志无限伸张，在享受到无限的尊荣时，以为自己的铁铸江山可以自此开始，传至万代而无穷。但现实和他们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巍巍帝国在垅上耕夫的振臂一呼中顷刻崩溃，社稷胤脉二世而绝。 预料中的万世江山只存在了短短的十三年，表面上强大的帝国本质上极其虚弱。这些巨大反差的形成实在不是无缘无故的。 秦王朝建立之时面临与六国贵族的矛盾，与天下民众的矛盾，以及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的矛盾，王朝的最高当权人毫无仁政意识。他们贪图于个人独享天下的目的，为了个人意志的无限伸张，选择了一种权力独揽的专制性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拒绝和本集团内部各政治势力的权力分享，最终把可以争取利用的士人阶层，以及其他皇族枝叶逼迫到了不愿合作，冷眼旁观的地步。最高当权人真正成了与天下为敌的匹夫。胡亥继位后，为维持自己非合法得到的权力而大肆诛戮朝臣，其后又大行“督责之术”，把本来还想维护王朝统治的皇族亲贵更是逼到了叛离与对抗的地步。王朝大厦失去了赖以支撑的力量，自然经受不了任何程度的急风骤雨。

以暴力征服天下的秦王朝在经营天下中仍然崇拜暴力，他们沿用战争年代的方式，以严刑峻法统治天下。他们不顾多年战乱后民众急需休养生息的需要，为了个人的享受而大兴建设工程，穷极民力，压榨百姓，把无数民众逼到了死亡的边缘。嬴政死后秦王朝面临着一次治政方式重新选择和调整的机遇，但继位的胡亥继续了暴虐的方式，并且变本加厉，终于激反了失去求生希望的民众。正是王朝的统治者为自己呼唤出了遍地的掘墓人。 集权制的专制统治是不受监督、无所制约的权力独占，政权操作因而具有非公开化、不透明的特点，这是权力独占的必然要求。这样的操作方式固然保证了政治权力不为他人所分割和分享，保证了执政者个人意志的最大伸张，然而也极易出现被奸人利用，以售其奸的空隙，尤其是在皇权交接可能发生的“权力真空”期。秦王朝的赫赫统治震慑万民，威及四方，但在嬴政丧命沙丘后的一段时间内，其操纵权绝对地落在了一位宫中宦竖手中，百官大臣不曾丝毫知情。当中车府令赵高按照自己的好恶废置嗣裔，安排后事和朝政之后，大臣们除了认可既成事实，听任摆布与宰割外，已没有其他的选择。

恰好赵高是一位满腹险机、诡诈无行的孽物，按照他的意志去处事和治政，王朝迅速 走到了腐败和虚弱的极点。 秦王朝崛起于西部偏远之地，以武力征服关外诸国，始终没有形成自己更为优胜的文化形态，缺少文化理念的军事帝国固然不乏强大，但难以在广阔的大地上扎下根系，缺乏被认同和支持的社会基础。建国不久又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以政治暴力手段对付不相认同的文化现象，表明了他们对历史上治国经验的拒绝和不引前鉴、我行我素的狂妄心态。历史的发展总有自身的惯性，这种惯性会体现在人们对某种固有文化的认同上。秦王朝要改制兴国，不是采取对该文化兼收并蓄，力求超越的文化建设方针，以此引导人们转变为新的文化认同，而是对人们原已认同的文化采取仇视和消灭态度，并对主要负载该文化的读书人采取暴力坑杀的方针。他们以为消除了历史文化，就可以中止历史发展的惯性，就可以按自己的政治意志重建社会，殊不知，暴力可以焚毁典籍，却难以消灭文化。任何较优越的文化都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复杂的社会发展规律一定程度的体认，要武断地消除这种文化，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了与社会发展规律相对立的境地。秦王朝正是这样荒唐处事而不自知的行险者。

恶劣的制度无法防止恶劣之人的恣意妄为，恶劣之人在无所制约的制度空隙中诡谲钻营，惑乱朝政，制度的恶劣和人的恶劣相加恶性更强，必然把新起的王朝推向崩溃。纵有敢于力挽狂澜的英雄，也有愿意扭转航程的舵手，终于不能避免大厦倒倾，轮船破沉。这就是秦王朝必然的命运。 秦王朝的覆亡表明了暴力治政的虚弱和荒唐，启发后来欲有作为的政治家看重民心，关注民情，珍视民力，它给历史留下了一面鲜亮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