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失道 秦失其鹿章邯：垂死集团中杀出一匹黑马(2)

章邯是从腐败垂死的秦朝统治集团中杀出的一匹黑马，他在秦王朝濒临覆灭的危急情况下，率领一批由刑徒奴子乌合而成的军队，凭借自己的智谋才能和秦人的勇战精神，竟然取得了巨鹿决战之前一系列人们不能预料到的军事胜利。这些军事胜利的意义是极其巨大的。一是攻破周文之军，消除了叛军对咸阳的威胁，直接保卫了秦都的安全。二是分化瓦解了关外的军队。如陈胜的助手吴广监诸将西攻荥阳，部将田臧顾虑在迎击章邯军队的作战方针上难于意见统一，竟假传陈胜命令杀害了吴广，逼取了楚令尹之印和上将之职。陈胜派出的攻秦的武臣、周市等将领，因惧于秦军力量，竟放弃西进，向北攻掠，自立赵、魏等王国，分散了义军的目标和力量。秦军围困巨鹿城时，许多救赵的军队不敢上前应战，他们各怀鬼胎，致使赵国的立国将相陈馀与张耳反目为仇；楚怀王所派援军中的次将项羽斩杀了上将军宋义等。三是章邯军队的东进有效地打击了楚军的有生力量。如定陶之战中击溃项梁之军，尤其是陈地交战的胜利导致陈胜被杀，使关东军队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核心，沦为各自为政的散乱局面。

章邯进军的胜利，改变了秦王朝的危局，一时扭转了王朝的军事被动局势，如果这种胜利持续下去，章邯大概可以力挽王朝既倒之狂澜。 前207年的巨鹿之战是章邯军事生涯和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他所以在战后不久投降了项羽，军事失利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秦王朝政治上的腐败。赵高当政的王朝对这位效命沙场的功臣没有抚慰和鼓励，只有督责意义上的责备，入京请事的长史非但奏事无门，反而沦落到性命难保的险地，他们得不到朝廷丝毫信任，正如司马欣向章邯分析所说： “赵高用事于朝中，外面的人不可能有作为。如果作战取胜，赵高必定嫉妒我们的功劳；战斗不能取胜，免不了一死。”赵将陈馀也向章邯分析说： “将军居外久，内多隙，有功亦诛，无功亦诛。”章邯在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个人性命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与项羽军队相持，心理上早已失去了战胜的勇气，军事失利当是自然的结果。他在殷墟约降立盟时面对项羽痛哭流涕，诉说朝廷奸臣当道之事。可见不得朝廷信任正是他在战场上难以释怀的块垒，是他全军降楚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军事是政治的组成部分，它服务于政治并且受政治状况的制约。

秦朝的军事出击，在章邯的率领下确实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但军事胜利扭转不了腐败的政治，反而要受后者的制约和牵累，这就决定了章邯的军事胜利只能是暂时的，而失败的结局却是必然的。 章邯降楚，从秦王朝的沉船上潜离逃生，但却导至了另外一种不幸的结局。他所率领的几十万军队中大部分官兵出身关中，他们当年曾对来关中服徭役或守边的关外官兵多有不恭之处，现在做了降兵，关外各路官兵乘机报复，随便侮辱折磨他们。军队到了新安（今河南省渑池县东）时，秦军官兵私下议论说： “章将军骗我们投降诸侯，如能入关破秦则好，如果不能，诸侯军俘虏我们去东方，秦国肯定会杀尽我们的父母妻子。”项羽听到了这些议论，认为秦军官兵人数很多，内心不服，入关后不听指挥，将会非常危险。于是布置手下人连夜行动，将秦军二十多万人坑杀，与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位高级将领入关。三人于前206年分别被项羽封为雍王、塞王和翟王，置三秦之地（今陕西省中部和北部地区），与刘邦的汉王等十五王同时受封。雍王章邯领咸阳以西之地，以废丘（今陕西兴平东南）为都。 项羽封章邯等三人于关中，实是要他们堵截刘邦自汉中（今陕西秦岭西部以南之地）出兵的道路。

章邯等人原是秦将，熟悉关中的风土人情及地理，本是极好的人选，但由于他们起先率关中子弟出关作战，其间士兵伤亡极多，降楚后二十万士卒被项羽坑杀，惟独他们三人受到项羽保护，入关为王。秦民因而对他们毫不信任，甚而迁怒和怨恨他们。正如韩信对刘邦分析的那样： “秦父兄怨此三人，恨入骨髓。”这反倒成为刘邦兵出汉中的良好条件和重要原因。 前206年冬，刘邦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的战略方针，佯修褒斜（今汉中褒河至陕西眉县西南斜峪）栈道，调动章邯主力前来堵击，汉兵主力则从陈仓道出兵，攻下大散关（今宝鸡市南大散岭上），在秦岭以北的陈仓、好畤（今陕西凤翔东）连续击败章邯，章邯退守废丘。前205年刘邦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兵败后退至关中，引水灌废丘，章邯自杀。 章邯是秦王朝末期一位出色的军事将领，他想凭自己战胜攻取的作战才能挽救王朝覆灭的命运，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秦王朝的覆灭是由它和民众的尖锐对立以及自身的政治腐败促成的，章邯的军事胜利改变不了王朝的政治态势，那么他就只能延缓，而不能挽救王朝的灭亡。章邯的个人结局如何无疑带有偶然性，他被天下政治狂澜所覆没却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