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自己的感觉

支持这样的措施就会破坏那些造就我们伟大民族特性和维持国家团结的最基本的民主原则。然而，为了维护某些所谓更重要的价值和利益，大部分美国人明明都知道错了的事情——比如实施种族配额，由于微不足道的司法技术瑕疵而让残暴的罪犯逍遥法外——仍然还被官方说成是正确的。而且有些人明明察觉到这些措施已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他们却宁愿怀疑自己的感觉。 难怪他们会头昏脑涨，难怪他们的道德判断变得如此小心谨慎，难怪他们会用警觉的犬儒主义来看待道德主张，也难怪会有这么多人抱怨美国正在经历一场价值危机。这场实实在在的危机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是由贪婪导致的。本书第十章和第十一章将会阐述，出现这场危机并不奇怪，因为人们在过去30年里一直信奉着无效的理念，一直在运用值得怀疑的方法去努力实现高尚的社会目标。这也是那场曲解了民主的价值的“文化革命”所造成的悲剧性结果。 在我们检讨精英文化的变化如何逐步影响美国人民的生活和思想并最终吞噬了下层阶级之前，我们需要先关注文化在塑造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和现实制度方面的强大力量（见第一章）。

然后我们还需要更准确地研究下层阶级和无家可归者：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他们是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见第二章至第五章）。在我结束对全书的介绍之前，请允许我阐述两个概括性的观点。 第一，“文化革命”的倡导者和实施者是一群自由主义、中间偏左的精英分子，包括舆论制造者、政策制定者和神话编撰者，即律师、法官、教授、政治官员、记者、作家、电影厂和电视台的老板、牧师等等。因此，过去30年里，美国的主导文化是自由主义文化，尤其是共和党执政时期，从报纸、新闻网、教室、讲坛、小说、电影、电视连续剧、杂志、广告、流行音乐、法庭、国会等传向美国人民的观点和价值几乎都反映了自由主义、中间偏左的世界观。 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拥护这种文化，但是这种文化成了一代人的行为规范；基于这种文化所提出的一些假设最终形成了当今的社会政策。这种文化异常强大，足以打得那些不认可的人落花流水。凡是反对这种文化的观点均被视为是过时的、非主流的、为当今知识和道德权威所不齿的。 当然，大部分人在仔细研究和分析了这一文化之后并没有全盘接受。参与这一时代思潮更多的是出于同情、赶时髦、未经检验的想当然和政治上的纠错愿望。

其结果是，许多有钱人只是有保留地部分接受了新文化，有时甚至还没有完全放弃与之相反的理念。于是新文化在触及到个人的时候受到了困扰：当它涉及到具体问题的时候，许多有钱人便开始感到不安和不舒服。但是新文化的力量毕竟十分强大，以至于人们常常难以发表对它的反对意见。 第二，当有钱人询问他们对于穷人的境遇有何责任的时候，这说明他们真心想要提供帮助。因为他们感到如果不去救助穷人就会自贬身份。他们常常会想，还能再做点什么？政治学家查尔斯·莫雷曾说过：“中产阶级的情感问题是实实在在的，但这与实际问题毫不相干。” 人们难以面对的一个进退维谷的事实是，大部分有钱人为帮助穷人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尽管他们这样做是出于高尚和慷慨的动机。就像往进了水的引擎里打气一样，他们向穷人提供的帮助越多，穷人就愈不可能走向自力更生。问题不是有钱人做得不够，而是他们做了错事。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曾经无奈地说过：“只要人们不把事情弄得更糟，哪怕什么都不做也是巨大的贡献。”

文化的力量巨大影响力

个人和群体所信奉的文化价值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才能最终决定经济条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由于新教注重个人和个人奋斗、真心希望世界繁荣，因此，新教的道德强有力地促进了自由经济的形成。最近有些评论家将英国20世纪经济下滑的原因归咎于从19世纪开始在英国受教育阶层里产生的轻视工商业的文化心态。伟大的现代小说家V·S·奈保尔则用印度宗教文化所宣扬的清静无为和来世说去解释为什么印度的政治和经济会发展得如此缓慢。 托马斯·索威尔的《多民族美国》一书集中阐述了文化差异造成了美国各民族成功程度的不同。比如，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裔美国人认为工作比教育更重要。于是到了1969年，35岁以上的意大利裔美国人与其他同龄美国人相比所受教育程度偏低，因此他们很少拥有需要教育背景的专业技术或高级领导职位。尽管美国的许多亚洲移民初来乍到时一贫如洗，但是他们今天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足以说明文化对经济成功的巨大影响力。 经济机会只对于那些准备抓住机会的人有意义。类似整洁、准时、细心、可以信赖等文化价值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而不是结果。

其他更加重要的文化特征还包括雄心勃勃、重视教育、讲究实干以及督促子女成才等等。 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往往都拒绝承认文化是导致下层阶级贫穷和其他社会顽症的主要原因。自由主义者不愿承认，是因为这种观点认为应为客观经济命运负责的是个人及其信念和观点。自由主义者更愿意把贫穷的责任归咎于整个社会。既然社会是由非人性的力量所决定的，那么只要通过具有良好愿望的社会政策就能改变社会。 保守主义者，尤其是持行动自由论的保守主义者，也赞同用经济原因而不是文化原因去解释贫穷。如果他们能找到工作，穷人还会长期完全依赖福利或是违法犯罪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问题就成了一个简单的经济算术题。保守主义者也许会这么回答：因为福利或犯罪给穷人带来的经济利益远远大于他们能够从低薪工作中获得的收入；下层阶级的罪犯和靠福利为生的单身母亲所代表的是一种理性的反应；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会做同样的事。 虽然他们双方说理的角度不同，但是都没有抓住包含在所有社会政策理论中的基本原理。

我们在社会学、统计学中常常能够看到大家讨论贫困指标、非婚生率、收入分配、劳动市场、无家可归者的实际数字以及工作岗位和求职者之间是否匹配等问题，但是最根本的问题却很少被提及，更不用说去研究了。 社会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社会？在没有解答这些基本问题之前，我们怎么可能判断政策的方向和目标是否正确呢？ 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从源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法国卢梭的政治哲学中找到：社会是个体最终转变成具有优良品质的人的媒介。维多利亚时期的思想家马修·阿诺德这样总结道：“文明就是人在社会中变成人。” 传统政治哲学认为，人类最美好、最明显的特质并不是与生俱有的。艺术与科学、道德与良知、自我觉醒甚至个性，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在社会中创造的。普遍的社会礼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兽性的东西是怎样转化成为社会制度的：从繁衍后代到举行婚礼、从死亡到葬礼、从进食到晚宴……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人类比靠本能生活的野兽高级。 并非只有在人类历史进化过程中才会出现这种转变。社会对于个人也有类似的转变作用。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就是家庭。

如果没有社会、家庭的培养和教育，人类天生的潜质是绝对不能发挥出来，至少不能完全发挥出来的。每个人童年经历的发展变化与文明的进化非常相似：家庭和社会的抚育向孩子们传递了人类的文化遗产，最终把一个个小动物变成了一个个具有热情和良知的完全意义上的人。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是这一观点的最新版本。它认为是社会，而不是自然界，赋予了个人最深层次的人类特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乔治·威尔把治国方略比喻成拯救灵魂的才能并不过分。社会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建立起一种能够全面培养人性的社会秩序，包括理智、良知、自我、个性、创造性、判断力以及改造世界、实现人生价值的能力。这就是社会应该发挥的最根本的作用，也是衡量一个社会好坏的最根本的标准。社会绝不仅仅包括捍卫自由的机制，更重要的是它还包括了能够启发和培养全人类的无形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 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社会政策的基础应该是个人，个人完全是由物质力量创造的。根据这种理论，个人是如此的被动和渺小，其存在的意义、尊严甚至个性也就被抹灭掉了。自由主义实际上忽视了或故意贬低了社会政策的应有目标，即提升人类的精神。

这样一来，个人就如同玉米或苜蓿，只要有点阳光、雨水和氮素就可以自生自灭，而不再是拥有灵魂的人。 个性并不是独立于环境之外的。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指出的：人人都是所处时代和地域的产物。但是个人对环境的影响决不亚于环境对个人的影响。个人通过创造性地作用于环境，不仅改变了环境，使之变得符合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而且最终塑造了自己。 与个人不过是环境的产物这种自由主义的假设不同的是，保守主义观点认为个人从根本上来说是独立于环境之外的。保守主义观点还认为，能够精确地判断得失的有理智的人只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不是长期艰苦卓绝的文化发展的产物。保守主义者因此也难以回答社会究竟应该具有什么作用。

文化的力量婚姻就是苦难

但实际上，人们克制自己的进攻性、结婚生子、抚育后代、预测未来、理智地判断得失，或者通过工作来改善自己的境遇等行为都不是天性。所以，我们在考虑用经济原因来解释为什么有人宁愿偷盗而不愿工作，或者宁愿做单身母亲而不愿结婚之前，不妨先从反面研究一下这些问题：社会是怎样培养出自力更生、理智思考、结婚生子的人的？文化是怎样将好斗、感情用事、自我为中心等人类的天性变成理性、良知和责任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会把我们带到研究社会政策的人一直避免触及的下层阶级这个难题。困扰下层阶级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未能继承能够带来全面发展、文明和有个性的自我的文化遗产。他们在童年的时候就被剥夺了基本的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正是唤醒并发展那些构成文明、为个人生活指明方向、赋予意义的良知、感情、信念、价值和思考的习惯等所必不可少的。其结果是他们缺乏推理、分析和判断所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以至于无法主宰世界。 下层阶级的一贫如洗应该归咎于被有钱人改变了的文化。呈现在下层阶级面前的新文化尽管披着仁慈的外衣，里面却是虚伪和堕落的，因此并不具有足够的教育能力。

新文化向下层阶级传递的价值和理念都是错误的，不仅不能促进、反而妨碍了个人发展。新文化对下层阶级说：你们的婚姻就是苦难；如果不靠优待你们是不会成功的；你们的成败并不是自己能决定的；令我们有钱人成功的价值对你们穷人并不适用而且只会压抑你们；你们自我毁灭的行为是你们的历史和所受到的压迫的合理合法的表现……看到学校被有钱人要求的种族自由给毁了、家庭被出于善意的福利给破坏了、生活的天地变成了野蛮的无政府状态——因为粉饰太平的开明司法根本无法维持秩序，你还会对那些下层阶级顽症已经病入膏肓而感到惊讶吗？ 有钱人的文化在仁慈的名义下对穷人实行着不同的标准。尽管有钱人一直沉迷于某种反文化，但他们自己却依然坚持着一些重要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例如，工作、敬业、雄心、奋斗、竞争、远见等等。当有钱人尝试“文化革命”带来的个人解放的时候，他们受到了这些残留的资产阶级道德的保护。但是，当穷人被新文化蛊惑的时候，他们却没有类似的保护。有钱人为尝试性解放、吸毒或辍学所付出的代价往往不是灾难性的，而穷人的代价却是万劫不复的。

只有用文化的力量才能解释下层阶级最富有戏剧化的一种异常现象：表明穷困这种社会顽症的所有指数有一天突然同时恶化。尽管保守主义的经济动因论（查尔斯·莫雷在颇有影响的《失去的家园》一书中称之为“失败的动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宁愿依赖福利或者犯罪也不从事低薪的工作，但是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始于60年代中期的犯罪、依赖福利、非婚生子、辍学、不工作和吸毒等问题会突然在70年代一块儿冲上了云霄。它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会同时堕落到下层阶级，尽管导致他们失败的动因完全不同。实际上，为什么会同时出现这么多失败的动因（如宽大的司法和慷慨的福利）呢？ 答案是，所有这些现象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都是改变了我们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的，使人联想到权威、平等、正义、法律、优点、道德、贫穷、种族和社会秩序的伟大的文化变革造成的。换言之，并不仅仅是由于一系列的制度变化造成了贫穷，罪魁祸首是导致这些变化、并向穷人传递了一套破坏性的新规范、新价值的“文化革命”。贫民区严峻的经济条件使得迈克尔·哈林顿、奥斯卡·刘易斯等早期作家提出了“文化贫穷”这一失败主义的论调。

不管是不是这样，我却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精英文化或者主流文化，正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些骚动向穷人传递了错误的信息和具有自毁性质的价值观。 在美国，贫穷问题与种族问题密不可分。下层阶级主要是少数民族。大多数预测都认为下层阶级中60%左右是黑人、20%左右是拉丁裔人。大部分无家可归者也是少数民族。比如，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里，大约有89%的无家可归者是少数民族，在波特兰、俄勒冈等小城市里，大约有23%的无家可归者是少数民族。 有钱人创造的新文化对少数民族穷人，尤其对黑人穷人是非常残酷的。当民权运动在60年代刚刚成功地消除了机会面前的种族不平等的时候，那些认为黑人穷人应该抓住机会、勤奋工作、克己自律的主流价值观立刻遭到了猛烈的抨击。黑人穷人需要主流文化向他们提供支持和鼓励，这样才能真正地站起来并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主流文化却令他们失望。主流文化向穷人特别是向黑人灌输的不是责任和自立，而是告诉他们作为受害者，应该为他们的现状和未来负责的是社会而不是他们自己。

文化的力量婚姻就是苦难

除了最早的欧洲移民之外，美国所有的种族都发现融入主流文化是一件既困难又痛苦的事情。比爱尔兰人逃避的饥荒及政治迫害和犹太人逃避的大屠杀还要悲惨的是黑人所遭受的奴隶制度，这使得黑人在转变自身地位的问题上尤为不利。按照尼古拉斯·莱曼颇有争议的畅销书《允诺的土地》的说法，造成黑人问题的历史渊源不止一个：刻意让奴隶们忽视自立的奴隶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依赖性并导致形成芝加哥贫民区的下层阶级的祖先的佃农制度等等。此外，还有一些长期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的残余影响，例如，日积月累的怨恨，认为人是被偶发事件捉弄的玩物而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对企业精神的压制，关注来生得救而不是今生逐步改善的救世主义，拒绝一切白人规范、绝不妥协的黑人权利运动和因此在60年代所造成的新的种族隔离等等。尽管在六七十年代许多黑人在有利的文化遗产的帮助下离开了贫民区而成为了中产阶级，但是由于苦难历史的余毒和忽视主动性、没有毅力、不尊重教育等习性，黑人文化一直保持着一种无助于黑人发现和把握机会的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文化本应坚定不移地确认传统主流价值，但是有钱人却拒绝向穷人和黑人肯定一种最基本的价值观——工作不分贵贱都是值得尊敬的。每当有人指出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缺乏技能的人也可以从事的工作的时候，有钱人就会条件反射似地嗤之以鼻，有谁会去干那些挣不到多少钱的快餐店厨子之类的下贱工作呢？甚至于像精明的投资银行家费利克斯·罗哈丁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罗哈丁长期以来一直担任纽约市援助协会主席，有时他也为自由主义刊物《纽约书评》撰写文章。民主党政府曾多次提名他担任财政部长。总之，他是有钱人的新文化的杰出代表。）在一次采访中，他对我说：“那些在压抑的环境下拼命地干着永无出头之日的粗活，而且还要养活三个孩子的夫妇都是没有出息的人。” 想想他这个评价。假设上面所说的夫妻中丈夫的工作是快餐店的厨子或者清洁工，而妻子的工作则是为汽车旅馆或者疗养院打扫房间，他们俩人的工资都是最低水平，但是加起来足以养活五口人。事实上在大城市里，快餐店的厨子的工资比最低工资要高一至两倍，而城市疗养院的清洁工的工资则大约比最低工资高50%。

从物质角度来看，如果一家人年收入为三万至四万美元，那么他们的生活绝对不应是破衣烂衫而是丰衣足食。 但是，我们并不只是从物质的角度来评判人们的生活。让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上面提到的夫妇教会孩子们尊敬父母的辛勤劳动，使他们对周围的世界充满好奇，送他们上学读书；孩子们逐渐懂得享受家庭和社区生活，他们勤奋工作、为未来着想并认为自己活得很值得；长大后孩子们都成了精明的商人或者专业技术人员，最后带着下一代前来探望爷爷奶奶。 如果这样充满成就、令人羡慕、值得称赞的人被认为是没有出息的话，那么我真不知道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上面的成功取决于信念、价值、家庭伦理关系等文化的具体内涵。尤其是家庭伦理关系，是它赋予了家庭生活以意义并给下一代创造了成功的机会。用不着改变经济环境，只需改变家庭文化，你就能改变一切。 没有出息的人？正是他们组织并维系了家庭，正是他们找到并保住了工作，也正是他们抚育并培养了子女。不管他们是白人或是黑人，如果他们知道自己被说成是没有出息的苦力会作何感想呢？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傻瓜，因为他们的成就并不被人承认反倒被人嘲笑。

尽管他们不如身价百万的投资银行家，但难道他们不比那些毒贩子、福利的寄生虫、生下非婚生子让国家养活的人好得多吗？

无家可归与自由适用的标准

由精神病专家开始、公民自由律师完成的破坏，在自由和解放观念的祭坛上拿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做牺牲品，到了荒诞可笑的地步。律师们为精神健全和精神不正常的无家可归者的所有付出，说明了作为“文化革命”核心的自由理想被过分引申，怎样极大地伤害了等待解放的受压迫者和主张解放他们的有产者。但这是公民自由律师界人士的典型立场：在担当“文化革命”先锋的所有精英当中，没有人比他们更一直把新意识形态推向逻辑的极端，而不管这种行为是多么的荒唐致命。 当然，律师们对让州立医院和社区精神健康中心治疗绝大多数病情严重的精神病人嗤之以鼻。纽约公民自由联盟“让精神病人出院运动”领导人布鲁斯·恩尼斯阅读了托马斯·萨斯的著作后激起了热情。这正是一项要为之奋斗的事业！他决心让萨斯的远见变成现实，他说服手下人，他们的 “目标应当是不低于废除非自愿就医”。从戈夫曼和凯瑟的理论联系到萨斯的教义，又一位捍卫公民自由的十字军战士声称病人“不住院好……医院真的害人”。 〖3〗第五章无家可归与自由〖4〗0〖1〗0〖2〗梦想与梦魇〖4〗律师们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赢得全面胜利。

1971年，一名法官在一项生效的裁决中裁定，病人不能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送入医院，除非他们在医院能受到充分治疗，这对医护人员和病人的最低比例有要求。为达到最低比例，一些州选择把病人扔到大街上不管而不是增加医护人员。1972年，另一名法官建立了一条目前仍适用的标准，只有“危害自己或他人”的情况下，病人可以被强制就医。1975年，第三名法官裁定，病人必须在“受限制最少的环境”中接受治疗。也就是说，哪怕有最小的可能性，他们必须在州立医院外进行治疗。最后到1979年为止，又一家法院主张，精神病人可以拒绝接受治疗。 精神病患者和整个社会为这些胜利付出了惨痛代价。在公民自由律师的不断施压下，法官和精神病专家在援引“危害自己或他人”标准前一般会要求差点儿杀死自己或邻居的人到庭。在这期间，未接受治疗的疯子忍受了许多痛苦并给别人造成痛苦。 例如，威斯康星州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不说话而且拒绝食品，相反吃粪便。但他吃粪便“只有一次”被看见，他的公开辩护人提出抗议，作证的医生能够发誓“一次”会不可避免地伤害他人吗？不会？那好，要求收治的案子被驳回。

又如在华盛顿特区，警察把一名漂亮年轻、语无伦次、有幻听的女乞丐送到医院，检查的精神病医生诊断说她不会危害自己并释放了她。几天后，人们在一条小巷中发现她遭到强奸并被谋杀。 抛开这些极端例子，对经受伤害的精神病患者简单地不予照看、听任游荡，他们不是和文明国家启蒙运动前后的疯子一样吗？难道把他们例行公事般弃于无家可归的状态不造成伤害吗？这样的无家可归者在每个城市大道均可看到：双腿浮肿、双脚用破烂裹起来的有妄想狂的老太婆、骨瘦如柴的精神分裂症男子从一个垃圾箱到另一个垃圾箱寻找罐头和瓶子。 他们不能照顾自己，饱受疾病折磨。在一项研究中，医生发现无家可归者受到平均有八九种不同疾病的侵袭，一个纽约无家可归者收容所诊所的医生们发现，1982～1988年间，43%的病人结核病检测呈阳性。最近，难以医治的结核病在无家可归者中呈扩散趋势，他们的健康引起大家的强烈关注。 抵制治疗给社区造成了更大伤害，圣·弗朗西斯之家就是一个证明。它是一栋位于曼哈顿的房子，弗朗西斯·坎斯把它作为全部是单人房间的旅馆，为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服务。一名兼职护士和一名社会工作者以及一些志愿的兼职精神病医生提供帮助。

斯坦恩住在这里，他圆圆的脸，很机敏，三十来岁，兴奋的表情很感染人，他急于告诉你所有像他一样的人需要的是一些好的工作训练项目。如果你在其他地方遇到他，你也许会相信他。在这儿，他焦虑不安的眼光让你停顿一下，当他解释说像他这样的中西部人认为他听到的是上帝的声音而不是有病的表现，你知道他需要的不是训练。 我见到他一年半之前，一个精神病援助项目成员发现斯坦恩住在纽约“河边公园”桥下，一点也不兴奋或吸引人，他用无数层的外套和帽子遮挡着世界的敌意。经过六个月缓慢地百般劝说，他从地洞搬到了办公室；又花了更多时间诱导，说服他看精神病医生。之后在服用抗病药品后，他的状况稳步改善。他的主治精神病医生说：“他脱下层层衣物就像他在除去精神病一样。”对他和对一般精神病患者一样，治疗不是折磨，而是提供急需的帮助。 确实，他仍不完全健康。确实，像多数住在圣·弗朗西斯之家的人一样，很多时间斯坦恩在附近的破败地方闲荡，搜寻空罐头瓶。他不是你将选择的生命，但至少是一个存在的人，远比他被救时的类似动物状态好得多。 在被救之前，困在衣物和帽子中的斯坦恩最直观、最令人同情地反映了无家可归问题。

像斯坦恩这样的受病痛之苦、受到惊吓、需要帮助的精神病人正是我们讨论帮助无家可归者时，多数人脑海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浮现出的那些人。这个群体的许多人已经不住院治疗，绝大多数在1975～1987年间出了院。被收容的精神病人数下降了86万人，无家可归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但也许数量更多的是年轻的精神病重症患者，由于公民自由律师取得了成功，他们从未接受过诊断或药物治疗，更不用说住院治疗了。他们服用大街上垂手可得的毒品或暂时丧失幻听的烈酒，常常致使病情加重。 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共计10万～15万，是可以得到帮助的，斯坦恩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但清楚的是，把无家可归支持者兜售的公共住房项目作为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第一号方案将不会给他们带来一点好处。经过四分之一世纪自由主义“革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的残破的精神健康保健体制，尽管政府年度精神健康支出达170亿美元，但从未到他们手中，他们需要能起作用的精神健康保健。 像圣·弗朗西斯之家这样提供治疗和监督起居的志愿机构，提供了一个范例。每位入住者每天只需14或15美元，很便宜，外加一周药费5美元。

全美789个社区精神健康中心，重新确定实现最初目标的方向后，加上受到生气勃勃的救援项目的支持，能够照顾多数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他们可以获得药品，不用住院。仍然开业的州立医院可以长期或定期治疗那些需要住院的病人。

无家可归与自由密切合作

州立医院是基本机构。如果它们在“让精神病人出院”之前常常缺乏人情味，则应当改革而不是废除它们。今天，他们应该多样化：建立监督起居设备、附设门诊精神健康诊所，利用已有的器械和人员。所有的公共精神健康机构，不是让病人陷入无人看管的境地，而是需要形成网络，密切合作。 但是，文明社会如不对不循规蹈矩和发疯之间作出艰难区分，对那些自由地忍受幻想或真实的病痛折磨的人不进行强制照顾，这些都无法实现。最起码“危害自己或他人”模式需要务实应用，而不是今天不切实际地坚信大街上狂放不羁的堕落是宪法保护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不是60年代的街头青年，那些人坚持拥有敲着不同鼓点前行的自由，蔑视哺育他们的中产阶级常规。他们并没有勇敢地生活在“甲壳虫”乐队“为何我们不在路上做？”歌中呼喊的60年代自由之外。 如果还需补充，对“危害他人”和“危害自己”部分，现实主义需要有更明确的看法。忽视不仅是不人道，有时很危险，因为没有接受治疗的精神病患者比起理智健全的同胞犯罪更多，更带有暴力犯罪倾向。犯罪的精神病人和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经常是同一类人，这可从以下事实中得出结论。

40%的无家可归者蹲过监狱，是犯罪而不是流浪原因入狱，因为有关流浪的法律时至今日实际上从未生效。如果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美国人中属于无家可归的超过受到机构照顾的而让你忧心，你也会因他们中入过狱的和在公共精神病人收容所的一样多而忧心。 与其在监狱和大街上来回穿梭，这些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在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不是更好吗？当然，如果达到那些律师创造的非自愿收治标准，在他们得到医治以前，我们不必等他铸成错误，乃至流血，那就更好。 我记得精神病专家富勒·托里说的“带把斧头走在大街上的显然患有精神病的妇女”。托里根据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长期经验，要求华盛顿警察收押她。“他们拒绝了，”托里在《无处可去》中写道，“他们说她有斧头，但她没有用斧头做任何事。” 我记得德伯拉·桑切斯说的那名男子。1986年的一个春日，桑切斯正带着小孩坐在上曼哈顿地区一个公园的椅子上时，看见一名男子。这名男子尖叫着，大踏步朝椅子这边走来，他朝她和孩子们尖叫，叫嚣要杀人。小孩受到惊吓，桑切斯问正好路过的警察这名男子是否应被带走。“不，”警察回答说，“这些来自无家可归收容处的家伙无害，不用担心他们喊叫。”

一个月后，桑切斯在纽约的一份报纸头版看到了那个“无害”的尖叫者：他在斯塔腾岛渡轮上用刀杀死二人、伤了九人。几天前，在他胡言乱语说上帝和耶稣命令他准备杀人之后，精神病医生把他定为妄想狂。医生没有收治他，相反在他服从幻觉的命令的两天前放了他。 我记得那名极高、干瘦的男子，他几个月来在我卧室窗外大街上夜夜尖叫。他的四肢和躯干像螺栓连起来的机器部件而不像有血有肉，弓着腰一颠一颠地像是一把折刀在迷恋一副骰子。他爱午夜左右开始尖叫，声音似古希腊传令官斯泰托耳那样洪亮，丝毫不差地传达着仇恨和攻击。尽管他的话言语不清无法分辨，但他的尖叫让人心惊肉跳。如果你在睡觉，他惊醒你。他惊醒你的孩子，让他们心惊胆战。他一边尾随着过路人，一边朝他们尖叫，声音响彻半个街区左右。他朝他们挤弄着扭曲的怒容。 接着，他开始推搡过路人，几乎是以拳相向。一天我看见他朝一个正在街角和女朋友手挽手的年轻人走去，一把揪住他的隐私部位。警察常常被人叫去，他们会把他拖到街角或街区尽头十分钟，偶尔他们带他去见医院的精神病医生，那些医生一两个小时内就把他放了出来。

一天晚上，我在走路，看见警察把他捆了起来，塞入巡逻警车去医院。也许他们向医生描述他推人和抓人并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我想到，也许他们甚至提到释放斯特塔腾岛渡轮凶手的那家医院前一天被一个行业机构训斥并罚款？我从未再次看见（感谢上帝）或听说过他。但这是六个月来晚上的夜间巡视之后。我从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医院只向最亲近的家庭成员发布信息。 我也记得乔伊斯·布朗的荒诞故事。她幻想自己爱上了当地一个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后，称自己为比列·伯格斯。1986年末，当时39岁的布朗住在曼哈顿第二大道边一个供暖炉上。几乎有一年时间，她朝路人尖叫，嘴里说的全是下流话，特别是过路男子也像她一样属于黑人时，她就会尖叫，说下流话…… 像在帕普罗纳勇敢斗牛一样，她跑进第二大道中央在车辆间躲来躲去。她身上的臭气难闻得让你掩鼻。她对着化学银行的墙上撒尿，展开一个纸巾，带着所剩无几的优雅，卷起来围在身上。她在人行道上大便，让银行的看门人从工作一开始就清扫。她乞讨到25美分，她会生气地将发善的人误赠的纸币撕成条或烧了。据报道，有一次她攻击一位施舍给她一美元的老年男子，拳头雨点般朝他头上砸去。

另一次，她诅咒一名黑人男子并朝他摆屁股，遭到最惨的一次殴打。

无家可归与自由全职秘书

她生长在新泽西州一个努力工作的家庭，自中学开始她遇到了很大麻烦。18岁时，她沉溺于海洛因和可卡因。她因有海洛因被判罪，还有一次因攻击行为而入狱。她编了一份警察记录，记载着她受到盗窃罪、毁坏财物、扰乱安宁的指控。30岁时，她就有幻听、自言自语并冲着人尖叫的怪异行为，但她仍然在新泽西州一个市政厅做全职秘书，直到1984年她因怪异行为被解雇。她的薪水支票以及后来丧失能力的保险金几乎全用于支付毒品开销，而不是房租。1983年被逐出家门后，深受其苦的姐妹们养活她，最后她们也放弃希望，把她赶了出去。此后她转向无家可归收容处。 在第二大道，她引起了当时的纽约市长爱德华·科克的注意。纽约是对极端行为习以为常的城市，纽约市收押前不要求须具备危害自己或他人的标准，而要求危害必须是“近在眼前”。科克试图将标准放宽到“在可见的未来造成危害”，他记起看到乔伊斯·布朗，想到她可作为检验新标准的首例。纽约市一机构在预定时间把她带到白立弗医院，一名精神病医生让她入院。 她仍然还有理智，她不失时机地把电话打到纽约公民自由联盟。

在她的收治听证会上，专家作证说布朗精神严重失常，受到专家支持的市政府争辩说她危害自己，将慢慢死于自我疏忽。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用不同眼光看待她的困境。该联盟认为，她是一个城市企图掩盖自己失败的住房政策的牺牲品。她的惟一失误是：冒犯了市长逢迎讨好的纽约有产者的美感。 不正常？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的专家要求证据。不正常的不是乔伊斯·布朗。出租车司机不也在大街上撒尿吗？哪一部现代电影没有脏话？抗议者不烧钞票吗？就像布朗，假定她以同样的方式抗议物质主义者的美国的压迫，象征性地烧美元纸币。当布朗关注的不是她脑子里的声音而是其他时，她采取了冷静明晰的立场。她宣布自己是“职业”街人，出色地确保了自己的福利。 法官是曾为穷人奔走的前法律援助律师。他发现精神病专家的证词互相抵销，但布朗自己泰然自若的行为促使他释放她，她对他人或自己不构成危险，而且“不是不能够照顾自己的基本需要”。他注意到，她以及很多像她一样的人的问题必须归咎于不道德的住房政策。他很虔诚地断言：“责备和羞辱必须附加在我们身上，而不是他们。”

布朗最终被释放，拥入纽约公民自由联盟律师怀抱的那一天，她不停地重复，就像她研究过托马斯·萨斯和公司似的，“我不疯，我是无家可归者。我是政治犯。”上了几场电视脱口秀的一个月后，她成了哈佛大学法学院“无家可归危机：街头观点”论坛的客座演讲人。“我们需要住房、住房、更多的住房，”她宣布，“我惟一的问题是我没有地方住，那是城市的错误。”不到两周后，她又重返街头，继续尖叫和乞讨。很清楚，能付得起的住房的缺乏与她此次或其他时候流落街头没有什么关系。 缓慢地死于自我忽视？“不是不能照顾她的基本需要”？等一下。当然这不是问题的要害。事实是这位女士是个公共威胁。她整天尖叫构成扰乱安宁罪，她经常淫荡地暴露自己构成犯罪，她用身体骚扰路人也是犯罪。她把大街变成了厕所，违反了城市规章。用刀杀死同胞不是危害他人的惟一方式。你也可以对确保我们共同生活成为可能的日常法律和法规置若罔闻。不难理解警察为何不把乔伊斯·布朗或我那窗户底下的尖叫者送进监狱，而把他们留在那里。他们是疯子，不是罪犯，警察不愿把神经失常当作犯罪的做法并无不当。神经失常要求的是治疗，不是惩罚。 “自由是奴役”

是小说《1984年》中极权主义的呼喊，但且听听公民自由活动分子以自由的名义攻击对精神失常的无家可归者的就医和治疗，你听到“奴役是自由”的信息。自由若被疯狂、被失去理性奴役，失去作为人类自由基础的理性，自由不成了在大街上胡言乱语、随地大小便、疯子不接受治疗那样让人害怕吗？这样的自由难道不是一个可鄙弃的观念吗？无法理性选择的人必须给予选择的自由，这难道不是对公民自由所宣称的一个残酷反讥吗？ 令人难堪的是，公民自由论的拥护者所说的无家可归和自由——不只是考虑疯癫的无家可归者而是泛指的无家可归者——令人沮丧，几乎不合常理。他们对什么使自由成为可能的看法如此蠢钝，以至于他们所说的自由正不断地削弱着自由的根基。举例来说，公民自由论者发起的运动，要建立无家可归者在公共场所诸如公园、火车站和地铁站睡觉、乞讨、生活的自由。亚里士多德或约翰·密尔在曼哈顿地铁站能从一群充满威胁的无家可归者中穿过吗？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能在日益肮脏的中央候车室向远处眺望吗？如果他们不对那儿展现的被扭曲的希奇古怪的民主自由表示意见，将是多么的恐怖！

他们理解的自由脱胎于社会秩序，如果没有法律、警察和文明礼貌保护它免受粗暴势力攻击，自由将毫无价值。 这些公共场所，像堂皇的、有立柱的火车站、大都会公园是民主的社会秩序的有力体现：共同努力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建筑不是为了取悦于国王和贵族，而是让普通百姓过有尊严的生活。十年来搭火车的人不得不匆匆地跑过发出恶臭的废物，眼光移开有威胁的场景，上公园的人不得不避开疯子的帐篷，阻止孩子迈向密密草丛，担心他们触到无家可归的吸毒者扔掉的感染了艾滋病的针头。这些丑闻鲜明地表明了极端的、似是而非的“解放”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侵害了保障真正自由的社会秩序的疆界。 最后，除了这种侵害外，支持无家可归者的成功真正实现了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问题。允许无家可归者占据公共场所并降低它们的价值使谁获利？ 确实，谁从公共收容系统获益？它的建立是对无家可归支持者诉讼的回应，对所有来者开放。 正如我们所见，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并没有受益。支持者为他们赢得了不去就医的权利和到公共收容所的权利，但现在怎样呢？看一下曼哈顿州立医院一个无家可归精神病区的例子。它关张的时候是精神病院，重新开张时变成了无家可归收容所。

以前住在这里的一些病人又回来了，但现在他们不接受治疗。这真是一大进步。但许多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甚至不喜欢收容所，把它们当作危险的地方。

无家可归与自由牧师的讲述

撇开精神病患者，谁没有受益？谁被留下来？人数最多的是那些希奇古怪的酗酒者、吸毒者、犯了轻罪的人和过去被称为无业游民的脱离社会的人。一些人有攻击性，使收容所变成了对精神病人来说危险的地方。然而，他们挤在一起，与精神病患者都被纳入“无家可归”的一大类，他们也受到了一些同情。这是无家可归精神病人的困苦和无助激起的对无家可归者整体的同情。如果疯癫的无家可归者受到适当照顾——将他们从无家可归状态中解救出来——公众对其余的无家可归的同情将迅速冷却并降到适当程度。 另外，让酗酒者和吸毒者占据火车站，靠惊人的公共开支，仅纽约市每年就支出三亿多美元，来向他们提供收容所，真的有利于这些人吗？把占据公共场所的酒鬼或瘾君子当作第一条修正案的自由的体现，有时这种鲁莽甚至有威胁性的看法是在鼓励犯错和自我毁灭。 当使用收容所的很大一部分人是瘾君子——一位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对南布朗克斯收容所研究发现瘾君子占四分之三——收容系统是否变成了使酗酒和吸毒更容易的大量补助呢？当有工作的人在收容所露面，原因常常不是其支持者声称的他们找不到能支付得起的房子，而是他们宁愿把薪水用来购买毒品，而让公共机构提供住房。

费城的收容所在最近改革之前，吸毒者的父母不仅享受免费住房，而且常常用价值30美元的食品券换取价值10美元的可卡因。既然收容所向孩子提供食品，为什么不呢？国家的政策不应唆使人民自我毁灭。现在它所做的就是在大城市，把收容所变成了下层阶级的比地下室略差的地方，为恶行而不是为受害者服务。 更糟的是，把以饮酒或吸毒来毁灭生命的人定义为拥有把公共领域变成病态领域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人，这样的社会表明它不完全相信公共领域的重要性或合法性，而且不打算无条件地捍卫它。社会学家詹姆斯·威尔逊和乔治·克林用同样方式表明，一个没有修复的破窗户能导致遭恣意毁坏的窗户大量出现、不安全感和临近地区的最终衰败，容忍无秩序鼓励了社会解体和犯罪。它也驱使人们对公共领域不予理睬，把自己封闭在私人生活空间，造成保障自由和文明的公共生活的窘困。 听到纽约百老汇长老会教堂一位牧师的讲述后，你能感到公共领域被习惯性贬低后引起的后果不堪设想。这所教堂，位于哥伦比亚大学对面，经营一个向无家可归者提供粥汤的厨房。主顾大部分为气色很好身体强壮的年轻人，他们经常把临近地区变成攻击性乞讨之地。

1989年夏末的一个晚上，居住在教堂附近的一个年轻的电脑工程师在其公寓走廊被刺死。怀疑落在这家厨房无家可归的主顾之一身上，他消失了。 其后，附近居民向教堂强烈抱怨这家厨房制造的大白天让人感到受威胁和恐吓的气氛，教堂的牧师之一向他们提出确保安全的忠告，“你不得不对自己实行宵禁”。很清楚，牧师对社区为谁缺乏理解。在正义的名义下，他要求守法的人把自己锁在家里，如果他们不想生活在丛林法则之下。 如此颠倒价值的社会令人困惑不解——期待支撑公民美德的好人为坏人让路，认为社会秩序违反自由而不是自由的基础。由于为人们深信的价值观是社区联结在一起的纽带，由于民主的社会秩序依赖认同和信仰等无形之物，依赖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价值观混淆必然引起社会解体，个人的生存和生活的意义也会混淆。有时社会解体的所有迹象中，最直白的是无家可归：社会解体才驱使如此众多的无家可归者陷入痛心的困境。 几乎每种形式的社会分解和价值观颠倒都会在街头造成茫然不知所措的牺牲者，就像海难后的残骸。

无家可归成了毁灭，许多无家可归者滑向熟悉的、破旧不堪的路途，因为让此路禁止通行的来自社会和家庭的批评荡然无存，社会和家庭结构轰然倒塌了。休斯顿最大的“希望使命之星”的负责人唐纳德·约翰逊说：“这是性革命、毒品革命、成为你自己、自我满足革命、我这一代人、我不负责、我不受惩罚的论调结出的果实。很多人迷途知返，但一些人却没有。” 产生众多无家可归者的家庭结构不坚固，程度超乎现实想像，就像倒塌的建筑中连在一起的残迹。例如，酗酒和吸毒的无家可归者是下层男子，成长在破损的家庭和社区，这是性格未充分发展的关键因素。一般而言，生长在单亲家庭，可能成为无家可归者的比非无家可归者多三倍，在没有一个家长的环境中长大，可能成为无家可归者的比非无家可归者多五倍。 解体的一个更引人注目的版本，是一个母亲和其14或15岁的很漂亮的金发女儿。打扮得跟《夏日之恋》中的人一样，两人都在曼哈顿一个教堂经营的收容所吃早餐。其他人不喜欢他们：她们用收容所的牛奶喂她们的猫，另一些人指责说，母亲在街头的麦当劳店门口为女儿拉客，这是性解放的悲哀写照。

她们昨天晚上错过了收容所的宵禁时间，因而睡在街头；她们说她们去观看了林肯中心的一次演出。80年代末凤凰城的救世军收容所一个月内收容了三对年轻夫妇揭示了社会破碎到何种程度——每对夫妻都有一个有缺陷的孩子，像恋人一样的每对夫妻原来是兄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