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邪恶影响

我在《梦想与梦魇》最后一章里指出了这些后果。我想通过全书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即“文化革命”包括截然不同却相互交织、相互支持的两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寻求赋予黑人平等地位；二是寻求个人解放，特别是性解放。我还要指出的是，这两方面都会愈走愈极端，并最终形成一种既不能净化年轻人的灵魂，又不能为他们指明生活意义的文化。这些趋势在“文化革命”开始几年后逐步强化，对年轻人的邪恶影响也日益严重。 “文化革命”的政治层面导致文化和道德上的相对主义风行一时。年轻人只能获得少之又少的真善美的理念，而这些正是人类应该努力实现的目标和奉行的标准。在这场被误导的运动中，黑人和所谓受害群体独有的传统美德及其衡量标准都被一扫而光。家庭是最基础的培养个人性格的社会组织，但个人层面的性解放却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家庭，许许多多的孩子因而成长在根本不安全的环境之中，缺乏自我意识。由于他们的父母（无论是亲生父母还是继父母）也投身于盛行的相对主义之中，因此他们给下一代的道德指导少得可怜。当年轻人进入青春期及长大成人之后，他们发现“文化革命”后的两性关系非常混乱。这个人类长久以来一直满意的领域开始变得麻烦多多。

曾许诺会带来更多欢乐的“文化革命”结果却是减少了人们的欢乐。 1993年的时候，我曾非常同情那些80年代成年的人们的境遇，当时“文化革命”风头正盛。我后来发现，造成这批人困境的文化潮流在90年代初竟然愈演愈烈。于是我想当然地认为这一代年轻人需要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90年代孩子们的虚无主义、他们身上穿着的画满恶梦的T恤衫和他们口中传唱的讲述暴力和死亡的流行歌曲把我带回到了过去。特别是科伦拜恩事件之后，大部分美国人都被带回到了过去，回到了能够回答《梦想与梦魇》一书的中心问题的年代——“我们到底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后果是什么？人们对此所持的明显批评态度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认真的修复工作很可能就要开始了。 那些选举产生的官员可能会在这一变革中发挥作用，正如他们在对待犯罪和福利问题的变革中发挥了作用一样。《梦想与梦魇》是在克林顿总统性丑闻被揭露伊始问世的。克林顿就是一个“文化革命”价值观具有讽刺意味的集中体现：他一方面夸大其词地向那些“受害者”和“受压迫者”展现自己的理解和同情，另一方面却永不停歇地出演极端不负责任的性爱肥皂剧。根据“文化革命”

的原则，对弱者的同情要远胜于其他价值，于是乎从他的怜悯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德权威便抵销了他在生活其他方面的不轨行为，至少为他所犯的错误找到了托词。历任总统都反映了并且影响了我们的文化。本届总统每天在行政首脑岗位上做出的种种“表率”无一不为“文化革命”的信条起着煽风点火的作用。但是，克林顿被弹劾也许会加深举国上下对他所代表的60年代价值观的反对。 当我写本书的时候，2000年总统大选刚刚拉开帷幕。现在大选似乎是一场对“文化革命”的价值所进行的全民公决。乔治·W·布什已经开始明确反对那种“感觉好的事情就去做好啦!”的60年代文化。他告诉我，他深信“文化革命”的结果是一场国家灾难，这场灾难造成的家庭破裂已经成为美国的头号问题。从他对我所说的话和他迄今为止的公开表态来看，我相信他会以一种反克林顿、反60年代的形象去竞选和执政。作为一个忠于家庭、致力于传统价值观和传统信念的人，布什年轻时也曾放纵地尝试过60年代的文化。因此，他对于这种文化的破坏性也具有最直接的认识，这使得他最终站出来反对这种文化。

我希望他所引发的这场全国性的辩论、他在竞选中所承诺的立足于个人责任的政策以及他将为全国人民所树立的个人榜样能够使我们的文化转向正确的方向。我希望有朝一日，当我们早上拿起报纸的时候，不至于再读到幸运的美国儿童屠杀他们的同学的消息。 谁也不要低估了这场变革的艰巨性。因为许多精英文化的势力还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在我们的大学里，人们被灌输着这样一种信条：一切文化和价值都是平等的，但是西方文化和西方传统价值却（高高在上）是不平等的。这一信条正受到前所未有的维护，并传遍了法学院、教育学院甚至公共卫生学院。最高法院仍能通过裁决罗莫诉埃文斯一案将“精英阶级”（法官当然也是其中一分子）所提倡的性解放、反传统道德的观点“强加给全体美国人”（引自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异议陈述）。《纽约时报》、福特基金会和全美教会联合会等仍然踩着文化革命鼓手奏出的与时代不和谐的鼓点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