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第23节 政治分歧将姐妹亲情凝固了
抗战中，宋庆龄不遗余力地组织保盟举办各种募捐、义卖和义演活动，收入的钱物当时 不仅用来支援边区，也用来赈济河南灾民、广东灾民和湖南灾民等；还帮助一批国统区的贫病作家渡过生活难关。 而宋美龄能够放下“贵妇人”的架子，像普通人一样为抗战尽力，慰劳伤员、组织疏散、抢救难童，冒着危险亲临前线慰问，甚至去担任一个普通播音员的工作。从中可以看到，她对在日寇铁蹄下苦苦挣扎的中国百姓的深切同情，她对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难童的一颗爱心。 尤其，她把成千上万的妇女吸引到了抗日救亡运动当中，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抗日妇女领袖。 终于有一天，鞭炮响了起来，到处是喧天的锣鼓，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的抗战，取得了胜利。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反帝斗争的彻底胜利。 那天晚上，在孔家又举行了家人的大聚会，宋氏三姐妹互相祝贺胜利，她们碰杯，她们跳舞，她们欢乐通宵。 但当看到蒋介石那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时，宋庆龄不免又有些忧郁起来：仅有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并不见得就有好日子过。要一个独裁的中国还是民主的中国，要一个黑暗的中国还是光明的中国，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搏斗还要进行。
宋美龄在欢乐之余也显得有些担心。她想，在抗击异族入侵的战斗中能够站在一起的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未来还能继续站在一起吗？ 20世纪20年代中期直至40年代末期，宋家三姊妹可说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姊妹花”。 1915年，孙宋联姻。这给一向看重家庭和睦的宋氏家族蒙上了一层淡淡的哀伤。 如果说宋氏家族的第一次分裂缘起于一场婚姻危机的话，那么，第二次分裂则完全是一场政治危机。 自从宋嘉树去世后，宋霭龄以大姐的身份执掌门户，宋氏家族的内部关系基本上还是融洽、和谐、亲密的。姐妹兄弟之间不但在生活上相互关心、照顾，而且在政治上也能形成共识，一致赞成并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这是形成并维护宋氏家族内部团结的重要基础。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内部也出现分裂。 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在南京、武汉自立“国民政府”。宁汉对立，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纷争，打破了宋氏家族内部原形成的协调、平衡、友爱的局面。 宋氏家族的对立与分裂，主要体现在宋霭龄与宋庆龄两个人的针锋相对上。
宋庆龄代表国民党左派，站在武汉国民政府的一边，愤怒地揭露蒋介石的新军阀嘴脸以及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的罪行，旗帜鲜明地继承和维护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政策；宋霭龄则倾向国民党右派，明确表示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拥护蒋介石的反共清共政策。 一个深深地卷入了上层政治角逐漩涡之中的家庭，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要保持一尘不染，是难以做到的。 1927年，宋庆龄发表了“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叛卖行径，呼吁国共合作。 她写信给宋子文，希望在国民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能得到弟弟的支持。 可这时宋子文已经完全倒向了蒋介石，并且还串通大姊霭龄一起怂恿小妹，让她和蒋介石结婚。愤慨之下，宋庆龄和宋子文之间的姊弟感情也破裂了。 宋美龄与蒋介石正式结合，宋庆龄因为对国民党的不满没有参加婚礼，于此前自我流亡去了莫斯科。宋氏家族成员除了宋庆龄，都转向了国民党右派的阵营。 蒋介石作为敌人和妹夫的双重身份，在宋氏姊妹之间像是砌了一堵墙，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夫唱妇随的关系，宋庆龄和宋美龄之间的感情也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政治上的沟壑使她们疏远了。有一段时间，宋美龄写给宋庆龄的信，都转手由秘书代笔。
这样的关系，几乎一直维持到抗战前夕。 政治把姐妹们分开，但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却永远无法把她们隔离。 她们时时怀念着三姐妹在美国时的那种解衣推食、嘘寒问暖的手足之情，怀念她们在生活上相互照应、在学业上相互切磋、在志节上相互砥砺的日子。 在1927年，如果说宋庆龄是武汉政府的政治支柱的话，那么宋子文则是武汉政府的财政支柱。早在1927年3月底，宋子文就以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来到上海筹款。宁汉对立以后，宋子文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要求与他进行合作的要求。 蒋介石为了把这个“理财”专家弄到手，对宋子文软硬兼施。一方面，蒋命令上海警备队在宋宅附近布置暗探，并指使人不断给宋子文发匿名恐吓信，紧接着又派人封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成立了江浙两省财政委员会，剥夺了宋子文统一领导江浙财政的职权，免除了宋子文财政部长的职务，并没收了宋子文在广东银行的所有财产。 大姊宋霭龄站在蒋介石一边，发动宋老太太与宋美龄上阵，以群体战术对宋子文进行车轮大战，一起帮他“洗脑筋”，促其反水，以维护家族利益。 在恐惧和动摇之间，宋子文留在了上海。
随着国内政局的急剧变化，宋子文为维护既得利益开始倾向蒋介石一边，并到武汉劝说姐姐宋庆龄。 在蒋介石的威胁、恫吓和宋氏家族的“劝降”面前，庆龄丝毫不为所动，她对大姐和子文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深感羞愤和痛苦。 当时宋子文倒向蒋介石，无疑给武汉国民政府一个不小的打击。当宋庆龄闻听此事后，不禁潸然泪下。当时宋庆龄心中的苦楚，几乎不亚于几年前丈夫孙中山去世给她的巨大打击。要知道，宋庆龄对自己的这个大弟弟曾经是多么的器重，并且寄予了多大的希望啊！自此以后，宋庆龄成了宋氏家族在外漂零的一只孤雁。 政治立场的殊异，使三姊妹分道扬镳，霭龄与美龄组成联合阵线，庆龄则孤军奋战。 宋氏三姐妹虽然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手足之情依然浓厚。 蒋介石想极力拉拢宋庆龄，让美龄以姐妹亲情去说项，并请庆龄到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遭到庆龄的断然拒绝。 国际反帝大同盟在德国集会，宋庆龄再次当选为名誉主席，她登上一艘法国邮船驶向了马赛。 宋庆龄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文章，宋美龄看后很失望。
如今政治使她们姐妹分开了，只有亲情才能使她们姐妹团聚，她准备给姐姐写一封信，约她到南京公寓一聚。 谁知，蒋介石和杜月笙早有了暗杀庆龄的歹心，宋庆龄因车祸住院，上海一片骚乱。 而在南京，当宋美龄知道姐姐受伤住院的消息后，大闹蒋介石的军机会议，然后，急切飞往上海。 在医院，亲情与关爱弥漫在姐妹周围。但一涉及到政治，姐妹间便没有了共同话语，政治分歧将姐妹亲情凝固了…… 当宋美龄和她的工作人员离开病房的时候，西边的太阳正在下沉，死灰色的天空，给人一种压抑之感。宋美龄的心情很乱，她是满怀希望而来，结果扫兴而归。 此时的宋美龄，同情变成了愤怒，发誓从此再也不登二姐的门。 1931年，母亲倪桂珍去世。宋庆龄第二次从国外返回上海，也是4年间第二次同宋美龄见面，从此宋庆龄留在上海直至抗战爆发。宋美龄则同蒋介石住在南京，只是每个周末回到上海同兄弟姐妹们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