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西尼设计的服饰时，她的衣着与政治访问同等地引人注目。“在哥伦比亚庆典上，总统夫人身着浅黄绿色的羊毛外套，双排扣式样，前面还有个蝴蝶结。这款服饰出自年轻的加利福尼亚设计师古斯塔夫·塔斯之手。这是杰奎琳第一次宣布设计师的名字（除了欧莱德·卡西尼之外），给予这位年轻设计师一举成名的机会。杰奎琳的一些服饰来自纽约一家品牌服装专营店齐驰·奈能。此外，关于肯尼迪服饰源自何处，就再也没有其他消息了。” 文章这样结束道：“杰奎琳身穿塔斯设计的这款服装，头戴一顶宽边帽。灯光打在杰奎琳脸部，留下一个接近黄色的阴影色，与杰奎琳这款衣服十分般配。” 时隔４０年，如今塔斯回忆起杰奎琳接受他设计的服饰的那一幕，仍然准确地记得其中的每一个细节。在黛安娜·乌里兰（当时她是《哈珀》杂志的时尚专栏编辑）的引见下，塔斯的服装引起了杰奎琳的关注。塔斯在纽约东街５４号有间样品间，雇佣了位女店员帮他照看。某个周五，塔斯请了天假，与老朋友一起共进午餐。然后，他打电话回办公室，询问有没有什么留言，结果发现有一条很特别的留言：“乌里兰女士刚才打电话过来，希望和你谈谈。” 乌里兰女士？

塔斯当时就有种感觉，觉得自己如同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一颗新星，被好莱坞从施瓦布药房发掘出来。他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他立即给乌里兰女士回电话。 塔斯原来定在周一去洛杉矶发展的。于是乌里兰女士马上就问：“你什么时候离开纽约啊？”“周一。” “噢，塔斯先生。”乌里兰用一种疲惫的语气在电话中请求道，“你能送些衣服的样品过来吗？我已经告诉杰奎琳关于你设计的服装，我认为这会很合适她。”乌里兰的声音有些异样，似乎塔斯不给杰奎琳送衣服样品过去的话，她就会将自己投身于葬礼的火焰中。 “当然。”塔斯回答道，“我们会送过去的。”于是，帕梅拉·特纽就亲自过来看了这些服装式样。她看到了塔斯的作品，觉得杰奎琳一定会非常喜欢的，于是问道：“你能将衣服送到华盛顿吗？” 那段时间，塔斯正为芭比·佩利、南·开普讷、齐塞·雷纳等社会名流进行服装设计。他将样品整理好，派人送往白宫。“最有趣的是，”他回忆道，“运送货物的工人过来，他们拿起了盒子时发现上面的标签，于是疑惑地问道：‘塔斯先生，华盛顿有家叫做白宫的商店吗？'”塔斯忍不住哈哈大笑，说：“现在有了。”

塔斯将衣服发往白宫，但是最终这些衣服没有抵达目的地，又被退了回来。没有任何的说明，只是被退回来。虽然塔斯猜测肯尼迪夫人或许留下了几件，但是仅是猜测而已。大约三周后，清晨６点钟，塔斯就接到皮埃尔·塞林格的来电。 “塔斯先生，我不得不告诉你，”这位国务院新闻发布办秘书（他几乎出现在每晚的晚间新闻中，因此塔斯并不陌生）说道：“肯尼迪夫人穿着你设计的服装，对南美几个国家进行了访问。对此，我向你传达肯尼迪夫人的谢意。此外，你必须做好思想准备，因为接下去媒体、各界的电话就会像潮水般地向你涌来，因此我也希望你能主动与我联系，将这些应答交给我来处理。”对此，塔斯表示赞同。 塞林格并没有说大话。自从杰奎琳宣布自己穿的服装是古斯塔夫·塔斯设计的消息后，他的电话就没停过，一直响个不停。“天哪，人们简直疯了！”他回忆道，“他们根本不给我片刻安静。他们总是不断地问，希望从我这儿探听到有关肯尼迪夫人的一切。我说绝不可能，但是人们不相信。由于我是肯尼迪夫人提到的第二位设计师，因此差点成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肯尼迪总统的父亲也为此而中风，所以最后没有刊登出来。”

连续几周，塔斯的服装店一直被世界各地咄咄逼人的记者们围个水泄不通。塔斯从来没有想到，人们的关注会变得如此让人难以忍受，连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都不能进行。“当然，一般由秘书应对电话。但是，这些神通广大的记者竟然想联系财务人员，从中探听到杰奎琳购买了哪些衣服。当然，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他们的，我想肯尼迪夫人也希望我这么做。我只是让他们打电话向白宫询问，一丝一毫的消息都没泄漏。” 塔斯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他沉着冷静、小心谨慎的处事作风。波哥大一行之后，帕梅拉·特纽每季都会过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新款。李·洛兹维尔参观了他在“哥谭镇酒店”（许多加利福尼亚的设计师来到纽约后，都在这儿举办个人时装发布会）的新款发布会后，就订购了几款作为印度之行的服装。 塔斯回忆道：“李·洛兹维尔跑了过来，想看看这次的新款，可能是用作印度之行。于是我们就领着她看，而乔·尤拉就在一边负责照看东西、记录编号，然后她们就离开了。” 不幸的是，洛兹维尔恰好经过赫赫有名的时尚记者尤金伲亚·夏普德身边。于是，凭着职业敏感，尤金伲亚马上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李刚离开几分钟，尤金伲亚马上就用大厅的公用电话打给塔斯，问道：“嗨！

最近还好吗？”“很好，谢谢。”“我刚才在电梯口见到李·洛兹维尔，她是来找你的吗？”塔斯觉得自己不应该透露与白宫有关的一切，所以回答说没有。但是，没想到这激怒了夏普德：“你竟然对我说谎！”“我没有。”“你就是在欺骗我。”夏普德挂断了电话。

“无论你在哪儿，晚安，肯尼迪夫人”晩安，肯尼迪夫人(3)

夏普德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时尚记者。对于塔斯而言，夏普德可以给予自己很大的帮助。然而，就是因为那件事，他们多年来没说过一句话。直到１０年后，塔斯收购了诺曼·诺埃尔的生产车间，重新回到纽约，他们才恢复了正常的交往。夏普德又开始帮助塔斯，推动他的事业。但是塔斯又该怎么做呢？他很清楚，如果自己犯糊涂告诉媒介，那么他再也没有和肯尼迪夫人共事的机会了。他不是傻瓜，所以很清醒自己该怎么做。对塔斯而言，为第一夫人设计服装，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他非常尊敬肯尼迪夫人，所以不可能破坏她对自己的信任。 毫无疑问，这成为他和夏普德关系的障碍。当镜头对着印度之行的肯尼迪夫人，尤其是她身上由古斯塔夫·塔斯设计的服装（杰奎琳和李一起骑在马上，杰奎琳身穿一件粉红色的锦缎套装）时，对夏普德而言，一切都最清楚不过了。 塔斯的经历无疑是有趣的，因为他告诉了人们：杰奎琳是如何获得自己喜欢的设计师设计的服装，又如何保护着自己穿着的一份隐私，她买了多少，价格又是多少。虽然在杰奎琳住在白宫的时候，他们彼此并没有见过面。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杰奎琳知道塔斯这个人，也很欣赏他的设计。

塔斯回忆说：“在总统逝世之后，我给她写了个便条，希望她节哀，然后她亲自给我回了信。这说明她知道我是谁。” 肯尼迪夫人给国际时尚界酝酿了更多的新闻。在计划１９６２年印度之行前，她已经意识到了色彩的重要性。卡西尼回忆说：“对于印度之行，我们都强烈感受到了色彩的冲击作用。我们一起讨论了蒙古生物的色彩，有粉红、杏红、绿色，更重要的是白色。正是这些色彩组合在一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而且这些色彩与这个国家的气候、自然界之美也是相匹配的。” 马诺罗·布兰尼克完全被杰奎琳所倾倒。甚至在４０年之后，他仍然非常关注卡西尼设计的作品。“我记得她去了印度。她一直有这么个想法：同时穿上两种风格的服饰，一面是一顶帽子、一件外套，还有手套；另一面是印度尼赫鲁族的短装和裙子！对我而言，这简直超出了神话故事！我是说对我而言，这就是时尚和现代的精华吧。” 杰奎琳到了印度之后，各大媒体也追随着她的风格前往。这些时尚记者们不仅竭力描述，甚至其中一些人开始模仿。印度之行即将结束之际，即使是“最传统、最不修边幅的女记者们也开始注重个人的穿着打扮。

除了随身携带工作必须的打字机外，两位女记者如今也带着装着假发的帽盒，其他３名记者则手戴白手套做着记录。（《生活》杂志这么描述道）” 杰奎琳在印度的所有一切都成为了新闻。当她脱下靴子，穿上紫罗兰色的天鹅绒拖鞋，进去瞻仰圣雄甘地时，《芝加哥日报》的记者凯斯·碧琪马上就侦察鞋子的型号，然后迅速地拍电报回总部，得意洋洋地报道说：“我已经证实了，杰奎琳的鞋子是１０Ａ，而不是１０ＡＡ，保证确凿无误。”这些记者们对于衣服特别敏感，他们甚至问驻印度大使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他的服装是谁设计的。 在杰奎琳为期两周的印度之行中，另外还有７０名记者和摄影师，他们没有机会接近杰奎琳，更没有机会面对面地采访她，于是就只剩下评论的份儿了。一位抄写员回忆道，在杰奎琳离开拉合尔之前，她总共穿过２２件不同的服装。在白宫时，杰奎琳经常重复地穿自己喜欢的衣服；然而印度之行中，其中只有两套服装她穿了两次。据记录，一次在新德里，记者们大概太空闲了，竟然注意到了杰奎琳连续更换了５次衣服，部分是因为她从马上滑了下来。 对杰奎琳而言，与其说印度之行是时尚表演，还不如说是一次很独特、具有很浓厚异国情调的体验。

有一次，杰奎琳和妹妹李正坐在大象上，突然发现尼赫鲁花园中出现一条蛇，杰奎琳被吓了一大跳；按照印度传统的欢迎仪式合十礼，慰问医院病房的小朋友；给马球比赛冠军得主——一个很帅的小伙子颁奖。对杰奎琳而言，这些都十分新鲜。在这次印度之行中，三位设计师也频频见诸于各大报纸媒体，他们是欧莱德·卡西尼、齐驰·奈能和古斯塔夫·塔斯。和以往一样，卡西尼略占上风。《生活》杂志记者安妮·张伯伦回忆道：“据可靠消息报道，杰奎琳服装中至少有两件出自纽约的琼·摩尔斯。”一次，杰奎琳顺路去巴纳拉斯一家纺织品陈列室，就穿着件粉红的无袖、无腰带的高腰装，而这款衣服出自纽约设计师唐纳德·布鲁克斯。 除了卡西尼设计的完美服装、霍斯顿设计的盒状帽外，杰奎琳还向美国的中产阶级展示了另一品牌：斯伦贝格。与古斯塔夫·塔斯以及后来的马诺罗·布兰尼克一样，吉恩·斯伦贝格（ｃｈｌｕｍｂｅｒｇｅｒ）（又称为“约翰”和“斯伦”）也是由乌里兰发现后介绍给杰奎琳的。斯伦贝格是个天才设计师，他设计了世界上最有名、最华丽的珠宝饰品。他的客户也是他的朋友，包括俾斯麦伯爵夫人、格洛里亚·吉尼斯、芭比·佩利、巴尼·梅隆和温莎公爵夫人。 早在“二战”

之前，黛安娜·乌里兰与约翰就在巴黎相遇、相识，当时约翰还只是为斯基亚帕瑞利（意大利裔时装设计师，使用色彩明亮的及高级女子服装设计的合成衣料闻名）制作纽扣。乌里兰甚至还记得约翰的第一件作品，是个宝石质地的金鱼打火机。当初，约翰希望这款打火机成为经典之作，成为纽约和巴黎名媛的必需品。 在法国军队服役结束后，在俾斯麦伯爵夫人的帮助下，斯伦贝格前往纽约，并在纽约市６３东街２１号开了一家小店。乌里兰称斯伦贝格为现实主义者，因为他总是按照自己的观察来描绘自然。他运用自然界的图形、绽放的花朵、贝壳、猴子，甚至棕榈树进行创作，并将这些刻在宝石上。逐渐地，斯伦贝格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客户，甚至包括世界上最时尚的女士们。１９５６年，他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成功引起了蒂凡尼煟裕椋妫妫幔睿纾犠懿梦侄特·豪芬的关注。沃尔特·豪芬将斯伦贝格安排在蒂凡尼大楼中层楼自己的沙龙内。奥黛丽·赫本在蒂凡尼拍摄《早餐》影片时，就经常乘空闲工夫过来试戴那些珠宝。 巴尼·梅隆不仅是纪凡希也是斯伦贝格品牌的赞助人，他领着杰奎琳欣赏自己那些艺术珍藏品。对于这些作品，杰奎琳十分欣赏。

虽然她很少赞助社会活动，但是为此她专门举办了一次斯伦贝格个人作品展会。这次展会于１９６１年１１月初举办，当时肯尼迪刚当选总统后不久，地点设在东街６４号的怀特斯德（Ｗｉｌｄｅｎｓｔｅｉｎ）美术馆。展会的所有收益全部捐给纽波特保护协会。杰奎琳的母亲和继父奥切克罗斯夫妇是展委会成员，帮着照看展会的运行。那些自认为深知杰奎琳品位的媒介记者们，满以为杰奎琳会参加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的全国马术表演，谁知道她却去了美术馆展会。斯伦贝格有很多社会名流客户，包括巴尼·梅隆、芭比·佩丽、黛安娜·乌里兰、玛丽埃塔·特里、惠特尼夫人，甚至摄影师理查德·艾夫登的妻子，每个人手上都有几件斯伦贝格的作品。杰奎琳一定也从中发现了自己喜爱的饰品，留下了一些暗示。于是那周，肯尼迪又恰好在纽约的一次聚会上碰到蒂凡尼的总裁哈里·普拉蒂。“我想明天过来看看，为杰奎琳挑选一份圣诞礼物，你方便吗？”肯尼迪问道。“当然方便！”第二天一早，肯尼迪就来到５７大街蒂凡尼公司，然后挑选了斯伦贝格设计的一款胸针，叫做“双果别针”。两颗草莓由红宝石制成，茎和叶则由钻石制成。小钻外面镀铂，而红宝石则镀了１８Ｋ黄金。

这份礼物是肯尼迪送给杰奎琳，以欢庆他们在白宫的第一个圣诞。杰奎琳经常佩戴这款“草莓胸针”，并一直将之保存在原配的蓝色皮盒中。

“无论你在哪儿，晚安，肯尼迪夫人”晩安，肯尼迪夫人(4)

斯伦贝格设计的金手镯及珐琅手镯，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装饰。艾夫登的第二个妻子玛丽·哈里曼（曾抚养孤儿彼得·杜尚）就有一个红色手镯；Ｄ·Ｄ·赖安则是第一个拥有白色手镯，而且这款手镯是斯伦贝格为她度身定做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由于摄影镜头经常捕捉到杰奎琳手上戴着的一款手镯，于是他们就称之为“杰奎琳手镯”。后来，杰奎琳又陆续买了斯伦贝格设计的饰品，包括蓝宝石翡翠“十六石”戒指、各种颜色的珐琅手镯、一对珐琅镀金“香蕉”耳环。这些都是杰奎琳最喜爱的首饰。 杰奎琳对斯伦贝格的评价是：“一位敏感的绅士、一个天才的设计师、一位忠实的朋友。”虽然杰奎琳不是特别喜欢佩戴珠宝，但是最能体现杰奎琳个性则是斯伦贝格的设计风格：优雅高贵、价格昂贵、客户定位清晰，而且如同纪凡希服装一样有着伟大的保存价值。 除了酷爱旅行、具有很高的时尚品位外，杰奎琳还因为好客而闻名。她经常在白宫热情地招待朋友。自从肯尼迪夫妇进驻白宫之后，招待客人就成为白宫频繁的活动。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此殊荣，受到这对特别的总统夫妇的招待。短短３年间，杰克和杰奎琳在白宫共款待了７４名国外高层领导，至少举办了６６次重大的国宴和接待会。

帕特·铃木曾陪同丈夫马克·肖多次参加白宫宴会，回忆起在肯尼迪夫妇刚搬进白宫后不久，他们前往白宫参加艺术界人士的聚会。 “我记得这是第一次艺术界人士聚会，它不是诺贝尔奖晚宴，而是圈内朋友的小聚。这不是一次正式聚会，当你顺着楼梯下来，也没有正式的接待生服务。化妆间内十分拥挤，由于空间太小，女士们都无法搽上口红。‘哦，太让人激动了！'他们在一起高谈阔论。杰奎琳还邀请了了海军乐队前来助兴，整个客厅弥漫着爵士乐。而且每位跳舞的男士必须戴白手套。想起这些，真的让人忍俊不禁。” 帕特接着说，晚会结束之后，真正有意思的节目才开始。杰奎琳会邀请一些朋友前往二楼的黄色椭圆房间，参观自己可爱的家。与所有好客的女主人一样，杰奎琳喜欢举办类似的聚会招待朋友。当晚会结束，每个人都离开之后，杰奎琳就会登掉鞋子，然后开心地自言自语道：“嗯，搞得不错！” 有一次在前往白宫的路上，肖夫妇在机场附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东西，印着杰克和杰奎琳头像的陶瓷制品。陶瓷的制作比较粗糙，但是上面的图案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于是忍不住买了下来。聚餐结束后，他们来到楼上，马克将这件包好的陶瓷制品给了杰奎琳：“你看看吧，你被印在上面。”

杰奎琳打开了“礼物”，差点尖叫起来。她将陶瓷碟子递给丈夫，然后整个房间像火山爆发一般。“扔掉！扔掉！”杰奎琳一边笑着，一边将陶瓷碟子还给马克：“把它们扔到外面去！” 若干小时之后，在马克夫妇离开之时，帕特觉得陶瓷碟还蛮好看的，于是就送给了楼下的女工。 “社会事务办公室”由逖席·鲍杰管理，主要负责每日的早餐、午餐、午茶、新闻发布会、国宴、私人生日庆典等一系列社会活动事项，而且必须严格符合总统夫妇各自的要求（大多数情况下是肯尼迪夫人的要求）。这些工作通常是靠计算机、移动电话、电话应答机、自动收件箱、自动纠错打字机，以及复印机完成。 白宫东楼的每一举措都记录在黄色便笺、蓝色和红色水笔书写的留言本上。对国宴（或其他任何社会活动）做出回复，必须由“社会事务办公室”的逖席·鲍杰和桑迪·福克斯亲自过目，并且在每位受邀请的客人名字（用帕默字体书写）边上标注蓝色“Ａ（同意）”或者红色“Ｒ（拒绝）”，有时还会用下画线写上醒目的“提醒”注释。 此类工作的重复性很强，经常是一页接一页地打印清单，甚至还要经常重新打印。没有计算机的时候，一旦出现错误就很难纠正。

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记录，历史学家的工作又方便了不少。 对于白宫发出的国宴邀请，除非你恰好不在国内，或者重病在身，否则按照礼节的话，你必须得参加。正是由于是白宫邀请，所以“道歉函”（很少见）和“接受邀请函”一样重要、一样地受到重视。据查实，只有著名隐士温莎的Ｊ·Ｄ·萨铃格夫妇、佛蒙特曾经写来“道歉函”。这也不足为怪。路德维格·比梅尔曼斯（又称比梅斯，奥地利裔美籍儿童图书和成人小说的插图画家和作家）是杰奎琳的一位朋友，也是《玛德琳娜》一书的作者和插图制作者。他曾在格莱梅茨公园的彼得酒吧突发灵感，给自己创作的儿童故事开了个头，然后于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间离开卡莱尔酒店，在酒吧进行壁画创作。杰奎琳一直梦想出本有关白宫的儿童书，并希望比梅尔罗斯能为她做插图。虽然杰奎琳的空闲时间很少，但是比梅尔罗斯送给杰奎琳一本空白便笺，封面非常可爱，以此来激发杰奎琳创作灵感。因此，比梅尔罗斯也在诺贝尔晚宴的客人名单上，但是由于他时间上有冲突（必须前往爱尔兰），所以未能参加这次晚宴。比梅尔罗斯的回复也和他的书一样优美、迷人。

肯尼迪夫妇不仅因为在白宫举办的优雅、体面的正式宴会而闻名，而且他们为朋友而设的私人午宴和晚宴、生日聚会也同样地吸引人。由于杰克公务繁多，出去休闲放松的机会很少，于是杰奎琳就会将这些有趣的节目带回家，让杰克暂时忘记自己身上担负的职责，有着片刻的松弛和愉悦。 １９６１年９月２１日，即周四下午１点，总统夫妇设宴招待奥托·普列明格夫妇，以及《忠告和允诺》剧组成员，当时整个剧组正在华盛顿进行拍摄。这次午宴规模小，也没有进行记录。在被邀请的２２名贵宾中，惟一不能参加午宴的就是总统的妹妹帕特·洛夫特，她当时在加利福尼亚，而妹夫彼得·洛夫特应邀参加了午宴。

“无论你在哪儿，晚安，肯尼迪夫人”晩安，肯尼迪夫人(5)

午宴很热闹。除了总统夫妇、奥托·普列明格夫妇外，还有沃尔特·皮郡和霍华德·李两对夫妇。其实，世界真的很小，霍华德·李夫人（即著名的女演员吉恩·田尔尼）曾经嫁给欧莱德·卡西尼，也曾经是肯尼迪的情人。 其他贵宾大多也是已婚人士，只是他们（她们）的妻子（丈夫）没有一同参加。对杰奎琳而言，如何安排就座的位子确实是件头痛的事，却也非常地有挑战性。他们中大多数都是好莱坞男影星，如弗兰克·西纳特拉、亨利·方达、查尔斯·劳顿和彼得·洛夫特；而女性当中除了埃塞尔·肯尼迪外，其余的人全部住在乔治城，其中就有斯蒂芬·Ｅ·史密斯夫人、玛丽·平肖·迈耶夫人、胡赛德·柴夫查瓦兹夫人和萨金特·史力夫夫人。 午宴的开胃餐包括鲑鱼甜点、西红柿，以及黄瓜等；接着上来正餐，有精肉、土豆蛋奶酥、青豆、三种红酒和甜点。杰奎琳非常喜欢这种招待方式：精致的食物，有众多好莱坞人士陪伴，又没有媒介的骚扰。 当然，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年代，这种午宴却是不可能的。 １９６３年５月２９日，这天是肯尼迪总统４６岁生日。白宫当然会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庆典，杰奎琳也为此忙得不亦乐乎，对于其中的每个细节都不放过。当晚，他们还将在总统游艇“美洲杉”

上分别举办两场庆祝活动，一场是白宫职员参加的，另一场则是关系更加亲密的晚宴庆典。 按照肯尼迪家族的习俗，肯尼迪的生日庆典上总是充满欢声笑语。肯尼迪的一位职员送给他一个肯尼迪娃娃。身着西装坐在摇椅上，肯尼迪打开了盒子，取出礼物：一只肯尼迪娃娃，同样是身着西装坐在摇椅上。拿着这个娃娃，肯尼迪做着怪脸看了看坐在左侧的杰奎琳，发现她笑得前俯后仰的。杰奎琳的礼物是一篮子精致的草皮，取自白宫草坪。他们所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与以前的小家相比，白宫草坪太乱了，长得杂乱无章。杰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