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下载银行【downbank】 提供免费绿色软件下载-------------------------------------------------------------笼罩。结果将如何？将来又会怎样？”这就是我们这本书的命题。 本书的出版是我们二人长期交流的结果，这种交流始于30年前。在书中，我们探讨了对哲学乃至对整个人类的看法。我们各抒己见，交流感情，但互不影响，也不对立。二人的观点时而一致，时而不同。总之，我们是在互相补充，而非互相吹捧。 我们先把谈话录音下来，然后请人整理出文字材料，我们再进行修改和润色，使之成为顺畅的文章。这是一本由二人合写的书，其中保留了各自的特色和风格，但又能融为一体。 是我向雅克·德里达提出进行这次对话的。开始时，我担心我对他的崇敬会影响对话的效果。他的语言天赋、推理能力、抨击时政问题的胆量，以及通过在世界各地的演讲而积累的智慧会使我无言以对。但很快，我发现我们的对话“效果甚佳”

，这使我想起了英国文学中的一句名言，叫做“创意”。 我提出了9个问题，我认为其中的每个议题都涉及到一个或数个当今时代的重要问题。我们对问题逐个进行思考，并从哲学、历史、文学、政治和心理学的角度提出我们的见解。 我们在第一章中探讨了如何继承20世纪70年代的知识遗产的问题，今天，这些精神财富已黯然失色。第二章谈论的是大西洋两岸存在的多方面的观念差异（性、种族、文化等）。在第三章里，我们探讨了西方国家的家庭变化。第四章是对人类自由的思考。第五章的主题是关于动物的权利以及人类应该如何对待动物。第六章谈的是共产主义受到挫折后的革命精神问题。第七章的话题是排犹主义及其未来。第八章主要涉及到了死刑以及废除死刑的必要性。 此书在最后一章中充分肯定了精神分析的作用，而且精神分析始终贯穿于我们的整个对话之中。 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 透视德里达 屈指算来，雅克·德里达从1966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批评语言和人文科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一举成名起，至今已有36年了，其作品先后被译成40多种文字，而且其解构论在世界五大洲都有代言人，这在人类思想史上，也许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但是，若是有人提出“谁是德里达？”这个问题，即使是与德里达过从甚密的朋友与学生，也会顿感手足无措。因为“德里达”不是一个抽象的名字，它是有历史的，而且颇富传奇；与那里“抓着一点、不及其余”的思想家不同，德里达总是“四面出击”，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透视我们的生活世界，其中的人与事，就像塞尚那圆柱体般的绘画一样，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其中各种色彩（叙事风格）相互交织，让观者产生光（文字）在颤动的感受。再者，不论态度如何客观，想回答这个问题的人都已经与德里达有了某种“因缘”，对他已有一定的理解，因而任何“客观的解释”又会受到自己“先入之见”的影响。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困难呢？最好的方法不是摆脱这一“恶的循环”，而是积极地走入这一理解-解释的循环之中，让我们与德里达进行面对面的对话，让我们的视角与理解与德里达的进行碰撞、交织，不仅寻找共同点，更要相互挑激，绽放出新的思想火花。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机会的。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明天会怎样》的访谈录，就充满了这种苏格拉底式的辩难精神。 这是一次历时漫长的对话。德里达的对话者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可不是一位“崇拜明星的天真女孩”

，而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60年代末，她在巴黎大学求学时，曾听过德里达的课，读过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他的学生。后来因为她母亲曾协助拉康创立了“巴黎弗洛伊德学派”，渐渐对心理分析发生兴趣，陆续撰写了许多有关心理分析理论与历史的著作，其中《法国心理分析史》（2卷本）获得了学术界极高的评价。让这样一位重量级的学界名姝与号称“从不妥协”的德里达进行对话，其精彩程度可以想见。 显然，卢迪内斯库是有备而来。她列出了9个问题： （1）如何选择思想遗产？ （2）怎样看待差异政治？ （3）家庭是否还有前途？ （4）未来人的自由是重负，还是不可预见？ （5）杀生意味着什么？ （6）革命精神是否一去不复返了？ （7）是否可以考虑取消死刑？ （8）如何应对新的反犹主义？ （9）如何看待心理分析？ 仔细看来，这些问题个个都与当代政治有关，表明她对德里达的思想演变揣摩得非常到位。德里达曾表白：我的全部著作都是政治作品。不过，客观地说，德里达思想中的政治向度有一个由隐到显的过程。

在50年代和60年代，考虑到与阿尔都塞、利科的关系，他对当时红极一时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把戴高乐拉下马的“五月风暴”都保持了沉默，表现出了一位成熟思想家应有的冷静。只是从70年代起，德里达思想的政治锋芒开始显露，先是与极左翼的《泰凯尔》杂志决裂，后又积极筹组“哲学教育研究小组”，与著名希腊学家让·皮埃尔·韦尔南一起声援捷克的“异议人士”，曾在布拉格国际机场被警察逮捕，被控以“制造和走私毒品”的罪名，最终因密特朗总统的干预，才得以平安回家。从此，德里达一跃而为“人权卫士”，“第三世界问题”、“动物问题”、“妇女问题”、“同性恋问题”、“世界主义问题”、“9·11事件”，等等，都成了他热衷讨论的话题。更令人瞩目的是，1984年，他终于被推选为法国著名学府“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导师，讲席的名称是“各种哲学制度”。此后，他曾就“责任问题”，一连开设了8届讨论班，这就不能不让人寻思：是这位早年被视为“反传统者”已被主流社会“招安”了，还是我们的世界正在迎合德里达呢？ 卢迪内斯库的开场白就让这个担忧彰显出来。在她看来，德里达是“本世纪下半叶各主要作品的继承者”

（《明天会如何……》，法雅-伽利勒，第11页），也即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路易·阿尔都塞、雅克·拉康等人作品的继承者。虽然吕克·费里阿兰·雷诺在1986发表的《68年思想：论当代反人道主义》中指责德里达“比海德格尔自己更海德格尔”，和福柯、拉康、布尔迪厄等人一起否弃人权，倡导野蛮的反人道主义思想，但是德里达还是在世界各地取得了胜利，赢得了无数的追随者，俨然成了继左拉、萨特之后的“普世知识分子”的形象。卢迪内斯库甚至有时感到“今天的世界和您（指德里达—笔者注）及您的概念相似了，我们的世界被解体了，变成了德里达式的世界，以至于如镜中的影像，反射出思想、心态与历史的去中心的过程”（同上，第14页）。 显然，这个赞辞有点言过其实了。德里达马上接过话头，断然予以否认。是的，这个世界在变，变得光怪陆离，但这不是他一人之功，而是这个时代使然。只不过，他对这个世界的“刺激”更加执着罢了。 平心而论，德里达的回答是中肯的。与1972年的访谈录《多重立场》相比，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一点都没有改变。这就是，“我试图把自己保持在哲学话题的‘界限’之内。

……使哲学成为可能的界限，把自己界定为‘知识型’，并且在基本限定以及概念对立的系统内起作用，而一旦超出了这些概念对立之外，它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因此，‘解构’哲学，就要通过最忠实和最内在方式思考哲学概念的结构谱系学，但是同时又要从哲学不能规定或者不能命名的某一外部来规定这一历史可能掩饰或禁止的东西，因为这一历史是通过这个在某处利害攸关的压抑而成为历史的。这时，通过这一哲学—也即西方哲学—内和外之间既忠实又强暴的循环，产生出一部伴有巨大愉悦的文本作品”。（德里达：《多重立场》，法国午夜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无论是对待人类的思想遗产，还是现实世界，真正的忠实态度是在忠实理解的同时，又有所选择、改变和创新，如此才能使得传统与世界焕发勃勃生机。因此，德里达一再辩称，他决无意为了标新立异而宣判传统的死亡，而是以最忠实和最内在的方式揭示分析对象的“限度”和“结构”，然后在这一结构内部被压抑的地方打开缺口，怀疑和破坏它，从而突显内与外、现在与将来的区分不是僵死的和绝对的，而是相互交织和互为补充的。换言之，外在与未来已像“幽灵”一样以不可预见的方式悄然来临。

不过，解构论著决不可轻言“胜利”（因为一旦如此，他就会成为新的解构对象），而是像《旧约圣经》中的先知那样，不断地警告世人，预言救世主的即将来临。 德里达就是这样一位“当代先知”。比如在谈到“差异政治”时，他在肯定为了纠正以往的“性别歧视”、“种族歧视”而励行有偏向地扶持“弱势群体”的政策的同时，又指出这种“政治正确”观念的僵化和荒谬。德里达在对话中特别提到一部美国影片《死亡先生》。主人公以人道原则的名义，主张取消电椅、绞刑和毒气室等执行死刑的手段，代之以注射死亡这种更人道的结束生命的方式。为些，他开始考察和研究起世界各地的毒气室，包括二战期间纳粹设立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毒气室。他很纳闷：“真的存在过这样的毒气室吗？”带着这个疑问，他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想探查个明白。他首先从“毒气室”的石头上进行取样，然后拿到实验室去鉴定，结果他发现这儿根本就没有过什么毒气室。于是，他就到欧美各地去讲演，公布他的这一发现。，岂料想，他却为此受到法律的制裁，因为在美国，否定纳粹的“毒气室”以及大屠杀是违法的，也即“政治不正确”。 对于这一判决，身为犹太人的德里达却持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这种制裁是与民主不相容的。因为民主的根本就是言论自由，应该允许存在反对的声音，更何况这位“死亡先生”还进行了一番科学探究，所以要制止反犹主义，就需要展开民主的辩论，要有“真金不怕火炼”的精神，用历史资料、人证、物证来驳倒“死亡先生”的发现。 这种真诚的辩难精神在这本对话录中，贯穿始终，也是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最令人感动的地方。虽然他曾遭受无数恶意的攻击和人格羞辱，但是比起苏格拉底和耶稣来，他还是幸运的。苏格拉底曾自诩是雅典的“牛”，以“叮咬”雅典这头牛为志业，希望希腊人警醒，反省什么是真正的生活态度；耶稣亦是如此。但是最后，一个被指控“毒害青年和亵渎神灵”而处鸠死，而另一个则被犹大出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相比之下，德里达则有惊无险，不断地周游世界各地，忙于揭示我们文化体制的各种局限及其新的可能性。这也许是人类社会有所进步的标志之一吧！

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以下简称卢）：首先，我想回忆一下过去，回忆我们共同经历的历史。今天，评论20世纪70年代的思想家并否定他们的作用已成为时髦的事情。有些人不加选择地批评那个时代以“结构主义”为标志的哲学理论著作，指责这些著作过分强调反叛精神，过于崇拜唯美主义，在语言上搞形式主义，对人道主义持怀疑态度等等。我认为这种一概否定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应该用另一种态度看待过去，那就是“有选择地”继承过去的精神遗产，按照您的说法就是：既不全面否定，也不全盘接受。 您是20世纪下半叶哲学思想的继承者，而那个时代的不少哲学理论已被当今社会所否定。您对这些理论著作，特别是对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米歇尔·福柯、路易·阿尔杜塞、雅克·拉康的著作进行了“解构”。这些人健在的时候，您就同他们一起研究，解释和教授埃德蒙德·胡塞尔、马丁·海德格尔或埃马纽埃尔·列维纳斯的理论著作。 正是在那个时候，大约是在1967年前后，我开始阅读您的著作，特别是《论文字学》与《写作和差异》。那时，与我同年代的文科大学生对前卫文学和费迪南德·索绪尔及罗曼·雅各布松的解构语言学怀有极大的兴趣。

当时这些具有反叛思想的语言学家和文学家们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人的各种功能是由语言、文字符号、语言形成之前的文字以及弗洛伊德所说的下意识来决定的。我们这代人在尊重让·保罗·萨特的政治主张的同时，也指责他不愿深入研究人的下意识形成的过程，并批判他有关人道主义的观点 。 此后，我对您也给予了批评，尤其是1970年春由法共报纸《新评论》在克卢尼市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我对您的批评最为直接。我认为您对这些精神遗产进行了解构，但对这些遗产又不够忠诚。我认为自己表现得比您更忠诚，但又不是盲目地忠诚。再往后，我的观点逐渐与您的接近，我认为您是有道理的，不要直接地肯定或否定前人的著作，应该让这些作品自己去讲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缺陷、矛盾、含义和道理自然会显现出来。由此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于精神遗产，最忠诚的方式是不忠诚，也就是说不句句照办，不完全照搬，而是批判地继承。1983年，您在一次研讨会上讲：“我是个继承者，尽可能地忠诚于前人的精神遗产。”您认为列维纳斯也是“批判地继承了本体论主义”。 对这些精神遗产持真正批判态度的人是以后才出现的，大约在1986年。

那一年，卢克·费利和阿兰·雷诺出版了一本名为《六八年的思想》的书，此书引起了很大反响。 今天，从某种意义上讲，您是这些丰富的精神遗产的最后一个继承人，我敢说您是这批思想家中惟一健在的人，因为除了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外，其他人都去世了。但您通过对他们著作的解构，使他们获得了新生，使他们能够重新与人们对话，但大家不再把他们当成偶像，而是当成活的思想载体来看待。 另外，因为您是一个既忠诚又不忠诚的继承者，所以，您在当今知识界占据了重要的位置，相当于过去的左拉和近代的萨特的地位。您的言论和著作（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以一种崭新的叛逆形式传遍全世界。我想对您说，您是个胜利者 。 我的感觉是，当今世界与您的观念很相似。您对世界进行了解构，从分析问题的角度讲，这个世界变成了德里达式的世界。它如同镜子里的影子，它的任何变化都躲不过您的眼睛。 雅克·德里达（以下简称德）：既忠诚又不忠诚，您说得有道理。我经常在生活的镜子面前观察自己。我看到的似乎是一个狂人的外形（既可笑又可怜），因为他的本质是忠诚的，所以对自己不忠诚的行为痛苦万分。我对您刚才讲的话都同意，只是我不能承认自己是个胜利者。

在这点上，我与您的感受完全不同。我并不是出于客气和谦虚才这样讲的。虽然我的境遇发生了变化，我可以轻松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也不能过分夸大我的成绩。我仍需不断地努力，我的地位也不像您所说的那么重要（我只是比别人多了一个特权，那就是我遭到了许多强烈的批评和挑衅）。当然，别人给了我一点荣誉，有时这些荣誉也令人不安。但我不能因此就说自己是“胜利者”。不能这样讲。这并不是我所希望的。咱们再回到您开始时提出的问题上吧，为了与您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概要地谈一谈我对精神遗产的看法。 您说得对，不管在生活上还是在思想上，我一直是以继承者的形象出现，这种形象越来越得到肯定，而且经常是正面的形象。因为别人总是坚持以继承者的形象和观念来看待我和评价我，致使我觉得承担继承者的名声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继承者总是肩负着双重任务，或者说需要解决一对矛盾：首先他应该熟悉前人的知识，必须（这个必须也是精神遗产的一部分）尽量学习和了解过去的研究成果，不管是哲学、语言还是文化成果，要了解其发展演变过程。他还应该具有将其发扬光大的能力。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不仅要接受这些精神遗产，而且还要通过另一种方式将其保持和发扬下去。但我们不是在选择遗产本身（因为遗产的特点就是我们无法选择，它是实际存在的），我们是在选择是否将其继续发展下去。实际上，生命的意义也许就在于如何继承这些遗产，使它们世代相传。这种继承有时是持续的，有时是间断的，如同在进行选择，选择自己的遗产，也选择他人的遗产，或者是相互交换。但我在使用这些词汇的时候是很慎重的，从使用“生命”这个词时起便是这样。必须从遗产想到生命，而不是相反。必须从被动地接受开始，先说“对”，然后再进行选择、过滤、评估和修改。不能一成不变地接受，哪怕是那些被人们推崇备至的遗产也不能原封不动地接受。总之，不要完全照搬，为了接受某些遗产，可以暂时不去改变它，但不能长此以往地这样做。 但您也明白，为什么我从不愿意彻底否定某些遗产。我总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不让自己破坏或抛弃遗产。只有充分肯定遗产的价值，才能避免丧失这些遗产，哪怕是那些值得批判、修正和改变的遗产也不要遗弃，也许在将来的某个历史时期或某个事件中，这些东西又会变得有价值。 我的愿望是喜爱传统，但不搞保守。

您可以把我想像成一个对过去、对往事情有独钟的狂人，但这个狂人又不想厚古薄今，不崇拜过去，不愿生活在对过去的怀念之中。可以说，我这个继承人生活在矛盾之中，甚至并不算是个真正的继承人。但如果离开了这种矛盾的心情，我将会对任何事情都失去兴趣，我将什么事情都做不成。这种心情具有双重含义：既尊重现实生活，又不忘记过去。“尊重现实生活”已成为一种普遍愿望，但我觉得“不忘记过去”也很重要，也很有意义。前人的知识是精神遗产，不能放弃。离开了前人的知识，也就没有“解构”可言，“解构”首先是尊重历史，然后才是评价历史。“评价”在法语中是一种非常诱人而又无法译成外语的表达方式，您没有发现这点吗？ 这种“表达方式”与解构是相辅相成的。解构就是对文本进行结构分解，在重视文本内涵的同时，发掘文本的价值，使文本的概念充分地体现出来。在拉丁语、法语和德语里，概念指的是一种获取和理解的行为。解构则是一种高级的概念，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解构大量地获取概念，同时也创造和继承概念，直至使别人掌握和理解这些概念。解构试图了解概念的界限，甚至超越这个界限，并把这种行为视为一种快乐和激动人心的事情。

我写了不少对其他人的著作进行“解构”的文章，其中包括您刚才所提到的那些作者。这些文章表面上看很激烈，但事实上我一直最真诚地觉得，这些人的著作确实值得尊重和理解，他们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对于这些遗产，我们应该认真仔细地加以分析，予以肯定。我对这些遗产也表现得很忠诚，这就是我的选择。而对那些我不欣赏的著作，我从不加以评论，除非在辩论的时候（但我从不主动与别人辩论），我才提起，那也是出于无奈。我这样做会招致不满。不过我在反驳的时候，一直不以个人的立场为出发点，而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去谈论问题。接受这些精神遗产是一种矛盾行为（接受但有所选择，欢迎前人的成果，但要进行解构），这正说明我们所掌握的知识是有限的。正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才要继承前人的遗产。我们知识的局限性，要求我们接受那些最重要、最古老、最强大和最持久的知识。但这种局限性迫使我们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选择，保留有益的知识，放弃、排除那些无益的内容，以便能够满足自己和别人的需求。我们的责任感正是在继承中体现出来的。在说到我们对继承遗产的责任感之前，必须知道责任感本身就是一种继承。

对于前人留下的遗产，我们要有责任感，对于将来，我们也要有责任感。继承者担负着双重责任：继承前人的遗产，同时要对这些遗产进行解构，使这些遗产以一种新的面貌传诸后人。 您刚才提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其中也体现了这种双重法则。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的例子，在继承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思想家的遗产时，也要体现有选择的继承精神。您刚才选择了我们共同了解的那些思想家作为我们这次对话的开端，那我很高兴接受您的选择。我们可以根据各自走过的历程，谈一谈对这些思想家的认识。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开始承担起继承人的角色，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哲学领域出现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巨著，我面临着如何继承这些著作的问题。我指的不只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法国还有一些离我们更近的思想家，如列维纳斯、拉康、列维-斯特劳斯，更近一些的还有福柯、阿尔杜塞、德留兹，当然还有利奥塔尔。人们好像更偏重这些人（但实际上人们偏重的并不是这些思想家，而是他们所代表的当时的思想潮流，不管这些潮流是在法国，还是在外国）。我对他们当中每一个人的观点都非常欣赏，尽管他们的观点都不太一致。

因此，注意阅读我早期文章的读者们会发现，我当时的观点与刚才所提到的那些思想家们的观点是相似的。 但这个时期也是您刚才所说的思想“体系”形成的时期。在1962~1966年期间，我开始写作。那时，结构主义不仅是一种系统的思想，而且是一种新的思想体系，还要加上列维-斯特劳斯和拉康在语言研究方面的辅佐。尽管这个体系很复杂，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但他们在哲学界里起着榜样的作用。我感觉到了在经验主义、实证主义或其他众所周知的“障碍”面前，这种体系的丰富性与重要性，但也看到了这种体系将要付出的代价。这种体系显得有些单纯，近似于古典哲学的翻版，有些盲目地屈从于形而上学理论。而我对形而上学理论已进行过研究，我认为，形而上学理论已经走到尽头，很难有大发展。我认为那时我已经发现了这个体系中所包含的缺陷，甚至它的不成熟之处和教条主义的东西。我的这些想法也许是在您刚才所说的“反叛”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我主要想到的一种思想体系取代另一种思想体系过程中所出现的脱节或者历史断层，而有些人不知道或不愿承认这一点。当时我谨慎地强调，要注重连续性的作用，而结构主义试图削弱这一点，但我非常注重历史的延续性。

我对福柯、列维-斯特劳斯的每本著作进行解构时，都能得出不同的结果。因此，我从不笼统地评价某位思想家，也不对某一个人的作品从总体上进行分析。对我来讲，重要的是分析每一部著作的重点和目的，并指出这部著作与作者其他著作相同的观点、不同的地方或者矛盾之处。每次我都试图尽量尊重作者所使用的方言 和著作的语言特点。与其他哲学家们一样，结构主义哲学家们的每部著作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不管是总体思想上还是具体观点上。我想发现每部著作中的教条主义残余，并对其进行解构，同时尊重结构主义哲学家们的特点。我从没有说过任何反对结构主义的话。 卢：相反，1963年，您在《力量与意义》这篇文章中写过一句有影响的话：“如果某一天，结构主义的著作和理论从我们的文明中退出了，结构主义将成为思想史学家们研究的课题。”也就是说，当结构主义失去了创造力的时候，人们应该将其葬送，并让文明史学家们去评价它的地位。 德：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心里有些不安。因此我经常提到关于死刑的问题。不管在任何地方的辩论中，我都不愿意通过对文章的解构方式来诽谤、中伤或消灭一种学术流派的力量和作用。

正如您刚才所讲的，在某个学派发展过程中，思想上的联盟可能有所改变。而我总是在拉康和福柯中间起联络作用，在某些场合我也明确地表明了这样的态度。《六八年的思想》是一本语言和观点都很激烈的书籍（是否有必要再提这本书呢）。此书把各种界限划分得很清楚。尽管我有时对拉康或福柯的观点持保留态度，但在此书如此蒙昧的攻击面前，我宁愿站在结构主义哲学家们面前，以便从整体上维护哲学家们的利益。 因此精神遗产的意思指的不仅是肯定和继承，还包括在每个不同的场合进行过滤和筛选。一个继承者不仅是一个选择者和决定者。这些观点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已经得到阐述。所有著作都有其独特之处，从广义上讲，遗产本身也是“著作”。继承者的作用自然在于选择和解释。他需要对精神遗产进行评价和区分，他需要根据情况与不同的人进行协作。在某些情况下，我与拉康的观点相一致，而与别人的意见相左；在另一些情况下，我又对拉康的观点提出异议。我并不是在搞机会主义，也不是在搞相对主义。 卢：在一次研讨会上，您对卡尔·施密特的著作进行了解构并谈到了这个关于敌人、朋友、对手的话题。

您指出，按照施密特的观点，政治上的分歧源于对朋友和敌人的划分，如果不划分敌友，也就没有政治的存在。因此，您提出了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政治观点，即“将仇恨与朋友一起埋葬”。您提到了著名的豪猪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叔本华讲的，弗洛伊德曾经借用过。开始时，满身硬刺的豪猪们不能相互依偎取暖，因为它们怕相互刺伤。但到了冰天雪地时，豪猪们再次相互靠近。最后它们找到了一个既不会相互刺伤、又能相互取暖的合适距离，一种既不是友情、也不是敌意的距离。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所区分。与您一起研究解构主义的人可以说是您的朋友，而“其他人”并不是，他们想毁灭精神遗产，而不是有选择地继承。 我既欣赏那些重要的思想体系，又赞赏他们所具有的反叛精神。因此，1968年以前，当我在索邦大学学习文学时，我同时阅读了您和“其他”思想家们的著作。1968年5月运动期间，在索邦大学的一个布告栏上有这样一句口号：“思想体系并不上街游行。”对此，吕西安·格勒德玛恩评论道：“人类创造的是历史，而不是思想体系。”对于格勒德玛恩的这句话，拉康答道：“如果说5月运动中有什么特点的话，那正是思想体系也上街游行。”

①在1968年，我非常赞同拉康讲的这句话。 您的著作以及“结构主义”哲学家们（拉康、福柯、巴尔特、阿尔杜塞、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被用来批判“政治敌人”，即索邦大学的那些老学究们。他们从不愿意讲现代文学、语言学，更不愿意讲精神分析。比如，我记得当时索邦大学语言学的权威是安德烈·玛尔笛奈，他拒绝提起他的“敌人”罗兰·亚格利的名字。而他的助手，即我的老师们只得顺从他的意见。您和其他哲学家们是法国大革命的化身，那是一场号召建立思想体系的革命。这场革命也负有政治使命，那就是面对那些封建统治者及其随从们，人们争得了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可以说到那些以前被禁止提起的人的名字。而那些保守派们却把这一点忘记了，他们梦想的是恢复旧的共和制教学体制。这种体制中进步的部分当然要维护，但永远也不应忘记，在有些时期，这种体制是多么反动。 后来，我理解了您，您对思想体系进行解构，但您并不破坏过去的思想体系，而是使这些思想体系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 我尤其关注您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评论列维-斯特劳斯《悲伤的回归线》中第七部分“文字课”的文章。

列维-斯特劳斯描写了巴西南部比克瓦那印第安人的半游牧式的生活。列维-斯特劳斯曾在那里访问过，他描述了文字是如何进入一个印第安人部落的。这个部落的人并不识字，一天，部落的酋长拿出一张写满符号的纸，以便让部落的人们相信他具有通过文字与白人交流的权利。列维-斯特劳斯因此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字是一种殖民主义暴力和剥削的工具。这种工具破坏了完全以淳朴的口语为交流方式的人们的自然状态。我认为《悲伤的回归线》是20世纪下半叶最好的书之一，文笔和表达方式都非常出色。此书将自己的感受、政治思考和历险经历都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我很喜欢这本书。我读此书的时候还很年轻，它唤醒了我对殖民主义问题的政治意识。 很显然，这本书也引起了您的极大兴趣。因为您写了很长的文章评论这本书。但关于“文字课”这篇文章，您把列维-斯特劳斯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把文字视为殖民主义的暴力工具）与卢梭的立场进行了比较。在《论语言的起源》里，卢梭认为文字破坏了“直接的交流”，文字是一种真正的语言疾病，是一种“危险的补充”。您把列维-斯特劳斯视为卢梭的继承人。

您认为这种反对文字的观点实际上是种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字文明因此受到了人种学的不公正的待遇，似乎那些“没有文字”的部落的消亡是与文字联系在一起的。您觉得这种态度是压制文字的表现，必须对此进行解构，以便了解其真正用意。